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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中国的小莫斯科”

作者:吴楚婴   来源:《炎黄春秋》2023年第9期  

导语:1922年9月14日,轰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天,铁路工人拉响汽笛,卸下机车的重要部件,停开列车,煤矿工人砍断井下电源,高举斧头、岩尖,如潮水般从矿井工棚、街头巷尾蜂拥而出。工人们高呼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安源路矿工人又在中共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备会成员合影。机车平台上右起第五人为李立三,第十人为朱少连。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毛泽东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负责湖南和江西萍乡的工人运动。

湖南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地区,但“三罢斗争中,学生罢课、市民罢市比较突出,工人罢工则不太突出。这是因为湖南的近代工业不发达,工业以轻工业和手工业为主。湖南的工人运动要从哪里开始呢?毛泽东把目标定在了安源路矿。

1920年11月,毛泽东曾到江西萍乡考察,对安源路矿的情况有所了解。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从安源煤矿开往株洲的株萍铁路的合称,于1898年3月由清政府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盛宣怀开办建造。萍乡被誉为“江南煤都”,安源路矿的兴衰对当时全国特别是湘鄂赣三省和长江中下游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影响很大。

安源路矿在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和商办的过程中,逐渐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据点。安源路矿工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压迫,与沿海地区和城市相比,这里的封建势力更为雄厚,因此,安源工人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十分突出,工人生活极其悲惨,工人不断地进行反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安源工人规模较大的斗争有7次,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次是1906年参加了秋瑾领导的萍浏醴起义。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江西还没有党的组织,而安源路矿又与湖南联系密切,开展安源工人运动的职责便落到了湖南党组织的肩上。

1921年10月,毛泽东到安源考察。他考察了矿井西平巷、东平巷煤台、炼焦处和工人宿舍等,到床上看工人的破棉被,尝工人吃的霉米饭和没油菜,与工人亲切交谈,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受剥削压迫的情况,向工人宣传革命的道理。他向工人提议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把路矿两局的工人团结起来,这一提议深受工人的欢迎。毛泽东考察安源后立即派李立三、李六如去安源。李立三创办工人学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李六如去安源体验工人生活,编写《平民读本》。

毛泽东同李立三商讨开展工作的办法,毛泽东认为必须争取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广泛接触工人群众。为此,他提议以办平民教育入手,发现和训练工人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工人的核心。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的地位和公开活动的条件,李立三设法取得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位较开明绅士的支持,特别是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李立三他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他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后又在平民学校内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的课本有两种,公开的是平民教育课本,实际用的是李立三他们自己另外编写的。每次上课都宣传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工人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

李立三他们在工作中注意发现和训练优秀分子,从中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1921年12月成立了由8名团员组织的团支部。经过思想教育和工作实践考察,吸收了李涤生周镜泉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李立三任书记。

在党支部的指导下,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互济股等办事机构,共有部员300余人。“五一”劳动节当天,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纪念国际劳动节。游行中,有的工人高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做了真正的人”

1922年5月,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要求大家在复杂的环境中讲究斗争策略,不要过早地暴露共产党的组织,要求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与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1922年7月,俱乐部集资百元,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任经理。俱乐部以“消费合作社可以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于是加入俱乐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1922年7月下旬,汉阳铁厂工人为反抗武力压迫工人俱乐部,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安源工人大受鼓舞,俱乐部趁此机会对外宣布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劳动立法运动,安源工人俱乐部积极响应,经过不断地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到1922年9月初,党员增加到10余人,青年团员增加到约30人,工人俱乐部成员增加到约700人。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日益提高,斗争情绪不断高涨,开展罢工的条件日趋成熟。

1922年9月初,粤汉铁路工人紧张准备罢工之际,毛泽东来到安源,巡视发动路矿工人罢工以与奥汉铁路工人一致行动的可能性。当时,由于矿局继上年欠饷三个月之后本年又欠饷两个月,工人痛苦不堪。路矿当局还设法封闭和瓦解工人俱乐部,激起工人极大愤慨,工人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毛泽东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正在成熟,于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决定立即着手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一致罢工。毛泽东非常注意罢工的战术问题,指出罢工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自己坚固的团结,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党支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加紧罢工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罢工顺利进行,李立三争取了安源商会对工人的同情态度,充当调停人。李立三还面晤安源洪帮大头目,向他提出三个要求:1.鸦片馆关门;2.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不发生抢劫案。洪帮头目满口答应。

按照“哀而动人”的策略,确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罢工斗争的基本口号,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三点为主要目标,成立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为俱乐部全权代表,驻部应付一切。1922年9月14日凌晨,路矿工人13000余人全部参加罢工,全体工人一直保持高度的纪律性和团结奋斗精神,党组织紧紧地依靠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争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

9月16日,戒严司令部和路矿头目在矿局办公楼约见刘少奇,企图武力胁迫刘少奇下令开工。刘少奇临危不惧,严词驳斥,数千工人在办公楼外呐喊助威,使当局不敢轻举妄动。后经过激烈谈判和商绅调停,于9月18日上午签订了承认俱乐部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等13条协议,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到年底,当局逐一履行了罢工时签订的13条协议。1922年11月,中共湘区委派委员易礼容偕毛泽民等来安源扩充工人消费合作社,经过工人认购股票和俱乐部拨付基金,合作社资金增至18000余元。1923年2月7日,我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独自设立门面营业,为工人谋取福利。安源路矿工人终于“做了真正的人”。

烈火燎原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湖南的工人阶级乃至全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也鼓舞了农民及其他民众的革命热情,工人运动点燃的革命烈火迅速在湖南和全国燃烧。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胜利首先声援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后,奥汉铁路工人罢工也取得了胜利,1922年3月25日,直系军阀爪牙肖耀南、王世增被迫承认工人所提条件。

1922年4月,毛泽东曾来到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调查了解工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疾苦,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革命基础。安源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水口山铅锌矿,水口山工人为之一振,他们派工人代表刘东轩到安源请求援助。李立三派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以及工人谢怀德(交际股长)、方福胜、李庆余等四人赴水口山,帮助水口山工人开展工人运动。同时,中共湘区委指示衡阳党组织派韦汉等同志到水口山,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22年11月27日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1922年11月30日,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和各科临时总代表向矿局提出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津贴俱乐部各种费用、增加工资、均分“红饷”四项条件,迟迟得不到矿局的答复,于是在12月5日,3000多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水口山党组织领导下,蒋先云带领工人与矿务局局长赵铭鼎经过23天的斗智斗勇,终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在安源路矿工人胜利的鼓舞下,长沙泥木、铅印活版、缝纫、理发、纺织等行业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并取得胜利。

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又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湖南党组织派安源路矿工人谢怀德、水口山工人刘东轩到衡山县南岳北麓农村开展农民运动,设立农民俱乐部临时办事处,建立岳北团支部,并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岳北农工会,入会者6000多家,会员人数4万以上。岳北农工会的命名象征着工农结成联盟,“握手革命”。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开展阻谷平粜、减租减息和退押等斗争。安源党组织还将安源的菜农组织起来,成立安源园艺工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安源附近农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在进乡和醴陵县城的教师、学生、城镇居民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取决自己战斗的方式”,这是刘少奇对安源工人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的高度概括。“二七”大罢工后,全国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而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继续发展。“二七”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及时为安源党组织制定了“弯弓待发”的策略,要求在全国工运低潮时由进攻转为防守,退守中应当着力加强工人内部团结,密切注意敌人的动态,加强防范,随时准备决死反抗。反动当局也曾几次想方设法瓦解破坏工人俱乐部,但均未得逞。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办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故工抚恤会和劳动介绍所等努力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工人的生活不断改善。安源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

1925年9月21日,汉治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顾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勾结湘赣两省军阀率领反动军队突然袭击安源工人俱乐部,当场打死三人,伤数十人,共产党员、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逮捕,后被杀害,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第一次遭到惨痛失败。

但安源工人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在安源党组织的领导下,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村去,领导农民运动。在北伐军进军湖南时,安源工人和农民一起参军参战,支援北伐战争,安源俱乐部的工作也正常开展起来。马日事变后,安源的工人运动再次受到冲击。1927年6月,反动军队又进犯安源,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地委委员周怀德壮烈牺牲。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9月,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会议,讨论研究秋收起义的问题。当得到秋收起义的消息后,安源工人踊跃报名参军,参军人数达1300多人。秋收起义后,安源工人又分批参加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到1930年安源工人革命运动的主力基本上参加了红军,安源工人的革命斗争以另一种形式即革命战争的形式继续发展,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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