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敌、友、我三方面具体情况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将其作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绝非所谓的“游而不击”。

“游而不击”是当年国民党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贡献，并掩盖其游击战失败而编造的不实之词。近年来，这一说法在网络和社会上仍有影响力，有必要对其正本清源。

“游而不击”说的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舆论宣传上对共产党极力诋毁，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不抗日”、“强迫青年入党”、“对日妥协”、“新式封建”、“变相军阀”等。“游而不击”也是其中之一。

“游而不击”由汪精卫最先提出。1938年1月13日，他在《如何使用民力》一文中称，若没有精锐的部队和有生产能力的民众，游击战就必然会“游而不击，对于敌人，只知避实，不知击虚，只知避坚，不知击瑕，其结果且将更进一步所避的是敌人，所攻的是民众了”。汪精卫所谓的精锐部队，并不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他这句话就是暗指中共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

此后，国民党高层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说法。1939年，国民党中央慰问团自延安返回后称：“共产党口是心非，游而不击，扩充势力，封建割据，破坏统一。”1940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韶关演讲时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1940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污蔑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其他人根据蒋的授意，纷纷把矛头指向八路军，指责中共“游而不击”。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再次诬称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国民党还编出“八路军，不打仗，吃饱了肚子绕街逛”之类的谣言。

当时社会上一些报刊，基于其阶级立场，亦对中共“游而不击”的传播推波助澜，如《力报》就刊文指责中共“游而不击”。个别斥责国民党才是“游而不击”的报刊如《民声》，则迅速被勒令停刊。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动员其报纸和宣传机关，以“流寇”之名污蔑中共游击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依旧以这一说法攻击中共。1946年8月2日，《中央日报》登载文章称：“抗战时，共军游而不击，明令消灭国军。嗣以共党颁布游而不击、敌进我退、消除异己、毁灭中央部队之明令，惊愕万分，不知所从，然迫于时势，顾全抗日大局，未敢遽表异议。”1948年7月7日，四川军阀杨森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纪念“七七”十一周年》，称中共“在抗战时，则游而不击，击而非敌”。

游击战争的方针与战果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敌、友、我三方面具体情况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将其作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绝非所谓的“游而不击”。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多篇重要文章，从战略高度论述游击战。他指出，中日双方“大而弱与小而强”的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因而，为实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目的，抗日游击战“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他还提出“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等六个具体战略。

1938 年 6 月 21 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向全党全国人民阐明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 资料图片

在具体实践中，中共特别防范“脱离群众，行动不积极”、“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等问题。1937年，刘伯承强调，“游击要主动灵活，出敌意外，万不要被敌吸引、死板、麻木，摆起挨打架子，或游而不击，怕扰敌人，或击而硬拼，徒丧实力”。1938年，朱德强调“如果谓因命令的灵活运用而达成所谓‘游而不击’等弊端，则我们可以说，革命军人既有正确的政治认识，既为争取祖国的生存而奋斗，是不容许有这种现象，也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前线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沦陷区成为战略后方。游击战就是要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动普遍且灵活的战争，将敌之后方变成我之前线，使敌人在整个占领地区上都不能停止作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来看，中国的敌后游击战争让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统计，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和伪军1010593人，俘虏519146人，招降184378人，合计1714117人。据日本学者木东田博《军队日本史》一书，日军在全面侵华的8年中，死伤官兵133万余人。其中，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人，几乎占100%。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人，八路军正规部队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1亿人。

尽管因日寇扫荡，根据地数量及规模与之前相比有一定减少和缩小，但到抗战胜利时根据地面积仍然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这样的战果不是从国统区得来的，也绝不是“游而不击”可以取得的，只能是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取得的。

日军方面的材料，亦从侧面证明中共绝非“游而不击”。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报告称：“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1944年1月，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18年（1943）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称，“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

污蔑中共难掩自身失败

国民党污蔑中共“游而不击”，还有掩盖自身游击战失败的目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力的巨大差距也让国民党意识到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当以“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为重，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争”。同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提出，“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确定“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颁布《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1938年底，国民党在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总数约70万人，其中正规军30多万人。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继在沦陷区设立冀察、鲁苏、晋绥战区，以及第三、五、九战区等游击区。

然而，国民党的游击战绩十分不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游击区大片丢失。1940年，国民党游击区遍及晋、鲁、浙、皖、鄂、冀、苏、赣、琼等省。中条山游击区是国民党在敌后最大的游击战区，东西长170公里，南北宽50公里，驻军最多时约20万人。但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被俘3.5万人、阵亡约4.2万人，日军只付出战死679人、负伤2292人的微弱代价。第一战区在黄河北岸的三个游击区，只剩下南太行一处。1943年4月，南太行游击区遭到日军扫荡，庞炳勋部及孙殿英部先后被俘投敌，第27军损失惨重，退出太行山。至此，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游击区全部丢失。

二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日渐萎缩。一方面，游击队员的伤亡造成人员减少；另一方面，投敌人数众多。1943年，南太行游击区庞炳勋率部投降，日伪媒体《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月刊》称，投降部队达7万余人。对这一现象，叶剑英称：“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国民党不得不大规模裁撤编制。1941年6月，国民党裁减各区游击队约14万人，此后未再增加游击力量。何应钦称：“此后即不再事增编，以节军费。”1943年6月和1944年4月，敌后游击队又先后被削减16万人和8万人。至此，国民党游击官兵相较初期减员70余万人，只剩约27万人。

国民党发动的游击战争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1939年5月，国民党军委会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严禁游击队擅自扩充。何应钦明确表示：“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对于国民党游击部队脱离群众，斯诺曾批评道：“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

其次在于国民党军队没有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灵活性。虽然国民党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在作战中仍习惯以正规战的方式指挥游击战，限定作战方向、限期发动攻击。1941年10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表示，“步兵战，当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干”，而游击战只是正规战的补充之一。这一方针极大干扰了国民党敌后游击的开展。

此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掣肘，也极大削弱了游击战的效果。1941年，国民党陆军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遭到日军袭击，时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沈鸿烈竟不予任何实际支援，使国民党敌后游击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国民党发动的游击战争，在团结民众与队伍建设上全面失败。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国民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的，它畏惧人民力量的壮大，无法扎根于人民之中，也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一游击战争赖以广泛开展的基本条件，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梳理“游而不击”这一说法的生成过程，比较国共双方的游击战果，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共产党绝非“游而不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要战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极大发挥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实现了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的结合，极大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