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知道谭余保是因为他险些杀了陈毅。大家熟知陈毅，却并不深知谭余保。

今天再来回忆这段广为人知的故事，更有现实意义。

谭余保与我的父亲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前辈一样，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相似的经历，都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据王震同志说，毛主席说谭余保是一位真正的农民群众领袖，任弼时同志称他为真正的井冈山战士。他们在毛主席地教导和带领下，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他们在白色恐怖，叛徒迭出的险恶环境下，九死一生。几乎是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团结广大苏区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坚持下来，保留了革命火种。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跟着毛主席学到的本事。

把陈毅上山险遭谭余保杀头一事的历史背景交代清楚，就能更深刻得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的28年取得伟大的胜利。

谭余保所在的湘赣红军游击队属任弼时领导的湘赣省委领导。红六军团长征前，由任弼时派留根据地；红军长征后，虽授权苏区中央局统一领导，湘赣红军游击队一直设法与苏区中央局取得联系，但都未成功。因此，实际上湘赣红军游击队与苏区中央局在1937年11月之前没有组织领导关系。组织关系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今天，严格的组织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仍然至关重要。

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中，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直到1937年10月4日，在南昌通过名码电报，给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叶剑英留了一封要求取得联系的电报，此时苏区中央局项、陈还不了解党中央对南方游击部队下山的方针政策。

“陈毅说：“赣粤边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中央政策是不知道的。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经过两个星期的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机会先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联系起来，谈判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省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共中央负责，游击区无权谈论。于是便一面派陈毅同志下山谈判，负责联络各分散的游击区。” （宋之的：《难忘的三年——记陈毅的谈话》）

项英在1937年10月11日，打电报给博古、叶剑英，请示陈毅的上山行动。

党中央在新四军成立前后对南方红军游击队下山有过多次重要指示。1937年10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该指示说：

“ 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

乙：国民党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去拔去他们，方法不同，目的则一。

丙：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于是我们十分不利的。

丁：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

由上述文件可知，1937年12月会议之前，党中央不同意红军完全下山集中。

因此秦邦宪、叶剑英无权直接回答项英电报请示的问题。1937年10月13日博、叶将陈、项的电报转报党中央，现未查到党中央回电。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当谭余保在山上苦斗坚持的时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党中央随之做出一系列决策，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段历史：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毛主席提出反对关门主义，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主张。

1936年9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联蒋抗日”策略形成。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了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将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这是党中央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递进转变，其间有过多少思想交锋，最终才统一成全党的共识。这些情况，深锁在敌军围困的山林里的谭余保们完全无从知道。

尽管当时国民党当局接受了联合抗日这一主张，但仍执行“北和南剿”的方针，蒋介石亲自下令，限期肃清各地红军游击队，企图趁红军改编的机会，拔除共产党在南方的这些战略支点。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最困难、最残酷的时期，这段黎明前的黑暗，谭余保和陈毅都有切身感受。当时这些远隔党中央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是非常难以认识到形势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自觉地实行党中央的“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的。

项英、陈毅也是在1937年7月11日国民党停止“清剿”后，才意识到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1937年7月发生了国民党强令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缴械的“漳浦事件”。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党中央、毛主席先后十数封电报，向全党发出“何鸣危险”的警告，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1937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1937年10月3日，又致电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所有这些中央指示，项英、陈毅和谭余保都没有看到。

在三年的日日夜夜里，谭余保他们每天面临的是和敌人的殊死搏斗，是解决粮食，与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大形势的变化他们一无所知，而他们面临的小形势尚没有变化。看到的是国民党报纸上“项英顶不住了”、“陈毅跑去商谈投诚事宜”之类的消息。虽不相信，却也不免疑虑重重。尤其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早在1935年6月就已叛变。1937年6月，湘赣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又叛变。这些情况，使谭余保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应该说，他们积十几年的斗争经验所形成的对敌人的这种警惕性，是符合中央精神的。

1937年10月中旬（有文说是11月3日）陈毅就在这个背景下上山的。

陈毅上山后，和谭余保的正面接触，极富戏剧性。我们在这个历史场景中，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时的英明决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和谭余保的风采，表现出他们的大智大勇。

在陈毅上山前，派往各游击区的人，已有好几个被当作“叛徒”杀掉了，湘赣这里也杀过，但陈毅相信只要是共产党人，我就能说服他们。陈毅在山下最先见到了心怀警觉的段焕竞和刘培善。他的气度不凡、从容坦然和不厌其烦的讲解党的指示精神，使段、刘从感情上已经相信了陈，但他们还是从党性立场出发，向谭余保作了汇报。

在山上，陈毅说，到这里来找湘赣游击队，是陈洪时告诉他的，本来国民党方面要派陈洪时来，陈怕谭余保杀头，不敢来。陈毅上山没带中央指示，带了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文章，带了项英写的没有公章和私章的“介绍信”。在关系生存、生死的问题面前，不引起谭余保的警觉怀疑，反倒不正常了。

谭余保渴望听到来自党中央的声音，他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的盼望上级派人来。他内心深处是多么希望陈毅就是党派来找他们的，所以他用尽一切能想到的方法，探究陈的真实身份。他和陈毅诘问、辩解、指斥、说服，甚至使用捆绑，假枪毙等等方法，使陈毅吃了不少苦头。在那样的复杂环境中，谭余保不得不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原则性。真正打消他疑虑的，是陈毅宣讲的党中央精神，凭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坚强的党性原则，他相信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做出的决策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相信陈毅不是叛徒。仅仅5天，谭余保就领悟了中央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这不得不说明谭余保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共产党人。

就在陈毅这次上山之后不久，谭余保的这支部队，就听从党中央的指挥，下山编入新四军一支队二营。

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1937年11月关于 新四军之编制及工作方针的决定”），也曾提议其担任第四支队副司令（1937年12月8日董必武，叶剑英关于部队编制与干部配备问题致毛泽东等电）。

说谭余保是湘赣红军游击队的主要缔造者，一点不为过。但是谭余保从没有居功，他对党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保留，不仅把部队完完整整交给党，还交出在万分艰苦，吃不上，穿不上，保存下、下来的经费——若干斤的黄金。收条至今保留在家属手里，弥足真贵。

谭余保在新四军最后的职务是新四军的参议。党中央对谭余保的革命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点名请他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向与会者汇报他在南方三年游击战的经历。他还被选为七大代表，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讨论工作。

陈毅和谭余保就是这样，高尚无私的共产党人。他们遗留下来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难道不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永远珍视，永远继承吗？

历史正在远去。在当事人都已离去的现在，常常有人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提出质疑、辩白、翻案。这不是不可以，但必须是严肃、严谨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伟大理想，为人民服务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因此能够在任何时候，即使与上级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时，也能自觉地领导人民群众和敌人斗争；正因为严格遵守纪律，因此得以保存自己；正因为有伟大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敏锐地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切实执行。

这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