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张申府和李大钊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曾不乏幽默地称他为“我的顶头上司”。然而，似乎多数青年人没听说过这位“大人物”——张申府。
最近，我向一家人物杂志的编辑提及写关于张申府文章的苦衷：他是政治家？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或是被民盟开除的“另类”？这位年青的编辑反问我，张申府是谁？他做过什么？
拜访张申府开了眼界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民盟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对我说，“现职”政协委员、91岁的张申府今天下午要到机关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后来“退党”了，参加了民盟，20世纪40年代末发表一个“声明”犯了错误，为此民盟开除了他，他的老伴刘清扬也为此和他离婚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1957年反右时，他被划为“右派”，现在倒是“摘帽了”……近两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我只听说过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怎么会有入党介绍人？并且，这个介绍人退党参加民盟后还被开除了？并且，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张申府最后变成了图书馆研究员？并且，他还健在？！
不可思议！
那天下午，我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终于见到了姗姗来迟、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我的两个同事小心翼翼地推扶着他。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鹤发童颜，神态安详。我急忙走上前去，帮着同事们推扶着坐在轮椅上的张申府。在他进办公室和老同志谈事之前，我怀着崇敬夹杂而又着几分疑惑的心情，特意和几个同事站在张申府身后与他拍照，合影留念。
下班回到家中，我向父亲说起了今天的“奇闻”，父亲听后淡淡地说了一句：“1937年底，我和张申府、沈钧儒、李公朴等几个人在汉口办过《全民周刊》。”
没想到，张申府还是我父亲张仲实的老同事。
我决心去拜访这个神秘的“介绍人”和这个“老同事”。打听到张申府年迈体弱，一般情况下常在家里，1984年5月的一天下午，几经周折，我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西侧的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找到了张申府的家。
那时已是下午4时了。那是一个破损的北京老四合院，大门沿街敞开着，门上的漆皮大部分剥落。我向院子里探头看了看，院子里杂住着三四户人家，小院很静，静得有点悲凉。
我迟疑地站在院子大门前，心想这是张申府先生的家吗？
我鼓起勇气走进院内，连问了几声。北房住所的门口，走出来一位身穿花呢服的老太太，她招呼我走进屋内，看来，她是张申府夫人了。
走进屋内，我看到客厅正中的墙上，挂着直顶到天花板的一大幅国画，上面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寿星，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捧着一个硕大的仙桃。在画的侧面放着一排书柜，里面有一部分是泛黄的古线装书。
我正欣赏那幅国画时，张申府从里屋来到了客厅。
他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花白，精神蛮好，那双黑眼睛在塌陷的厚眼皮下来回地转动，显得有点儿神秘。倒是他那宽大的脸庞和厚嘴唇给人一种憨厚踏实的感觉。他个子较高，有点驼背，不戴眼镜，却有一副学者的气质。
我说明前些天在政协机关的院子里见过他，今天来此目的是想听听他对正在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有何看法，以做些采访报道。当然，我打探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是主要目的，不过不好明讲罢了。
张申府客气地请我就座，但他举止拘谨，好像不大会应酬人，又似乎躲着什么，他只是对我连声说“喝茶、喝茶”。如果我不开口，他是不会先说什么的，这倒使我有点不自然起来。
“听说您很早就认识周总理了？”寒暄了几句话后，我有意拿这句可能使他感兴趣的话题做引子。
果然，张申府眼睛闪过一道异样的光芒，他呷了一口茶说：“我是1920年8月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和周恩来认识的。当时是五个青年进步团体在陶然亭举行茶话会，决定‘改造联合’。周恩来代表天津‘觉悟社’，李大钊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那时期，李大钊和我正酝酿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听政协的同志说，您很早就加入党组织了？”
“是啊！”张申府兴致来了，他骄傲地叙说着自己的历史，在我的面前展示了他非凡的青年时代。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大学的讲师，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每周评论》，还担任过《新青年》编委。那时李大钊、陈独秀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这两个刊物的负责人，胡适也是这两个刊物的编委，我和他们很熟。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陈独秀。1920年8月，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9月中旬，我因罗素来华讲学专程去上海迎接他，在上海我就住在陈独秀家，我们两人就筹组党组织事宜多次交换意见。回京后李大钊和我就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我们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后来您去了法国？”我问他。
看到我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的讲话，张申府似乎很是惬意，侃侃而谈：“1920年12月，我和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郑毓秀几个人同船去法国。我是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被聘为法国里昂大学中国学院的教授去教逻辑学的。那时，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均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临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我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张申府说，周恩来是1920年12月去法国的。1921年1月，他在巴黎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紧接着，他和刘清扬又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当时入党手续是：他和周谈话后，即写信向陈独秀报告。这年春天，他和刘清扬在巴黎结婚，由于周恩来和张申府夫妇在国内就相识，特别是周恩来与刘清扬同为天津“觉悟社”的战友，周恩来他乡遇故知，十分兴奋，常去他们住处，对各种问题进行热烈地讨论。
不久，由上海又来了两个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他们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并由陈独秀介绍来巴黎的。这样他们5个人（张、周、刘、赵、陈）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立后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出油印刊物《少年》，张申府为编辑，周、赵撰稿。第二件事是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在1923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是书记。
“那时您对周恩来是什么印象？”我问道。
张申府说，在法国他住在巴黎大学对面的一个旅馆里，常去大学听课，内容是数学、哲学、逻辑学，其余时间自己做功课。而周恩来在巴黎主要是搞革命活动。在张申府的记忆里，留法期间的周恩来，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工作勤奋，团结同志，在留学生中有极高的威信。
张申府说：“1922年2月，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当时朱德在国内已是颇有名气的将军，但他不远万里来到柏林追求进步，为人非常谦虚诚恳……”
说着，张申府起身从里屋拿出几张有点褪色的保存多年的相片给我看：
一张是1923年在德国柏林，4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赵光宸，站立在参天大树下的合影。
另一张也是在柏林，是张申府与朱德等七八个“柏林支部”同志的合影照。照片中的人物分成前后两排，张申府和前排的几个人相互面对面地坐着，都把脸整齐地一同侧向照相机，这种集体合影照颇有点味道，照片中的张申府戴着一副眼镜，眉清目秀，很斯文。
还有一张，那是1919年在国内，张申府和好友李大钊、梁漱溟、雷国能4人同游北京中山公园时的合影……
看着这几件“证物”，我感觉身上涌起阵阵热流，禁不住对张申府先生肃然起敬。
张申府告诉我，1922年底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时，其负责人是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张申府，下设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他还愤愤地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的头头任卓宣（叶青，后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很坏，1923年在巴黎召开的旅欧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把他给开除了，但是共产国际很快给他平反了。
张申府回忆说，1923年底，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在莫斯科时，曾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赵世炎处住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听过那时声誉很高的联共（布）党内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演说，并见到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还见到了被孙中山派赴苏联的考察团团长蒋介石、副团长张太雷。蒋介石得知他在法国的活动后，对他十分客气。
“您还在苏联见过蒋介石？”我惊奇地问。
“是啊，是啊。”张申府一脸不屑回答我问题的样子。
张申府接着说，1924年春节，他回到北京，李大钊希望他去广州，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他先到上海见陈独秀，陈和他彻夜长谈关于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1924年2月他到达广州，受到国民党要人的热烈欢迎；并参与筹建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当时从欧洲留学生中第一个回来的“左派”。在廖仲恺家里，廖要他推荐国外留学生中有才能的人，他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
张申府对我说，他开出的人名单中第一名是周恩来，他还要廖汇去回国的路费，因为周恩来等人在欧洲生活很拮据……
张申府还不无自豪地说：“那时我在广州身兼四职：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孙中山任命的；广州大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还给蒋介石当德语翻译。”
到这时，张申府已不再拘谨，他眯起眼，也不看我，用手比画着，说到得意时，颇有点眉飞色舞、前俯后仰的样子。他纵情谈论着，陶醉在金色的回忆中。你想不到，90高龄的老人还有那种神态。
“您的这些经历真了不起！”我也被他的回忆感染了，打动了，我真诚地对张申府先生说，“许多青年人都不知道这段历史，您应当好好整理整理。”
张申府听罢，斜视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我和毛泽东相识也很早了。”
我一怔，怎么，还有毛泽东？心想，五四运动时期，张申府和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同为《新青年》、《每周评论》的编委，他又与李大钊等人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到欧洲后还成为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又与蒋介石、廖仲恺共事来往，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现代史上两大政治对立集团的领袖人物，都和眼前的这位图书馆研究员共事交往过，张申府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人生履历真令人惊诧。
张申府接着对我说，1917年至1920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编目工作。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他和毛泽东是那时相识的。当时25岁的毛泽东，每月工资才8元，他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如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整理书刊报纸等。毛泽东做图书馆助理员是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
毛泽东后来和斯诺谈话时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张申府说，毛泽东不忘旧交，他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8年秋天，毛泽东把刚写成不久的名著《论持久战》寄送给他，当时张申府在汉口工作。
我看到张申府拿出当年毛泽东寄给他的一本尚未装订的，用几张大印刷纸折叠成册的《论持久战》，繁体字，竖排版。书的封面注明“1938年，解放出版社出版”。书里还夹着一封毛泽东给张申府的信，现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抄录如下：
申府先生：
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历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惟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
致民族解放之敬礼！
毛泽东
8月1日于延安
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告诉张申府，一次闲谈，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张申府侃侃而谈，他那愉悦的心情也感染了我。这时，我的脑海里却闪出一个问号。
“听说，您后来退党了？”我脱口而出，话音未落就自觉失言。
“哦……”张申府迟疑地应了一声，他低头用力吮了一口茶，没有回答我。
这个问题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我很尴尬，后悔不该那样冒失地提问，大概老年人感到最难回答的，正是那些透过玫瑰色眼镜看世界的天真青年提出的问题。
我假装环视室内的书画，寻思找个话题岔开……
这时张申府带着某种权威的口吻对我说道：
“那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时，大家为一个问题发生争执，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我说，同意我的观点我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最后我一甩手走了。”
是摆老资格？是书生意气？还是政见分歧？张申府这“一甩手走了”就走出党组织58年，再没回来。
“唉！”张申府叹口气，摇摇头说，“以后赵世炎见到我向我提过两次，说希望我回到党内来，可我一直没回去。”
“那您后来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他。
“主要是教书，我在广州时是大学教授，后来又在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做教授，一面教书、一面写些文章，主要是哲学方面的，也搞点翻译。”
“您的外语很好。”我说。
“还可以吧。”张申府惬意地笑了，“英文、德文、法文好一些。”
这时，张申府向我大谈罗素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言谈中他毫不掩饰对罗素的敬仰和崇拜，他说他在这些大学授课，一大重点就是讲述罗素的思想。
“抗战爆发后，我先是在武汉，后来在重庆……”
“以后周恩来和您还有联系吗？”我问他。
“当然，当然。”张申府连声说，“周恩来没有忘记我。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清华大学解聘了我的教授职务，生活无着落。1938年我去武汉做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时，生活仍然紧张，工作经费也有困难。当时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有意照顾我，还给我写了信。”
说完，他怕我不相信似的，竟自走到里屋摸索着拿出那封保存多年的信，现照录如下：
申府吾兄：
你呈部长(陈诚)两信，均经批回，其要点为：
一、每月所需经费，由渝经理分处按月照规定支付；
二、迁移费发五百元；
三、张委员至各处一行，旅费照发。
根据此批，我已令总厅会计室照办。经费自7月份起，月发一千元，在此处领七八两月共二千元，以后到渝按月领，请向总务厅直接接洽。迁移费亦照领。旅费俟兄规定行程后再领。
此复，即致
敬礼！
周恩来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59页）
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38年8月24日。
看完这封信，张申府对我说，1942年7月中旬，周的父亲在重庆病逝，他去吊唁。时隔不久，周恩来特意给他写信致意。接着，张申府又拿出周恩来的一封信给我看：
申府先生道右：
哀启者，先严弃养，承蒙友好姻亲多方吊唁，或劳玉趾，或辱瑶函，或赐挽章，或颂刍束，悼死慰生，无任铭刻。惟来以卧病之后，复当大事，心痛体弱，致未能一一登门踵谢，用答隆谊。惶悚之余，特函告罪，请恕失礼。哀此奉复，诸维矜察，并颂
道安！不一。
棘人 周恩来 邓颖超 哀 启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22页）
张申府还告诉我，1940年在重庆，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蒋在会上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不久，他的参政员被除名，接着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也被取消，薪金没有了。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时，周恩来出面让他在《新华日报》上办了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他50块钱，以接济生活。
以后，周恩来又托徐冰给他送来延安产的一条毛毯和一件毛衣。
1958年，在香山碧云寺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会上，张申府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他长期研究罗素哲学，谈话中，周恩来高兴地对他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罗素又要来中国讲学了……
张申府感慨地说：“周总理没有忘记我……”他慢慢说道，“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73年章士钊的追悼会，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好说话，他托罗青长过来问候我。”
想到多年来张申府已淡出公众的视野，我想起了“声明”的事，不禁问道：“听说您建国前在民盟时有个什么‘声明’吧？”
我尽力不动声色，想说的含糊点，不能再失言了，不能刺激张申府，但是好奇心又使我不得不“打破沙锅问到底”。
“唔！”张申府局促不安地缩回拿茶杯的手，面露赧颜，他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那是我一时弄岔了，过去的事了……喝茶……”他脸上一副凝重而若有所思的神情。
我明白，这个问题要就此打住。
“您这样高寿，很懂养生之道吧，生活规律，锻炼身体？”我这样对他说，想借此摆脱我陷入的窘境。
“谈不上什么养生之道。”张申府说，“我不大锻炼身体，就是公园也很少去。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每天还要看6份报纸。要说养生之道，我看就是凡事要豁达些……”
在张申府超然自得的言谈中，我却感到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伤感。
“建国后，您还继续学术研究吧？”我说。
“是啊！”张申府宽慰地说，“我的工作，还有住房都是周总理安排的。我生活很安定，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做些翻译和研究工作，但是30年来我没有发表过文章……”
“平时除了看望梁漱溟等一两个老熟人外，一般我不出门。图书馆的领导对我很好，‘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没受什么冲击，大概是‘四人帮’看我挺本分，就不理我了。”
“您和梁漱溟很熟？”我问。
张申府说：“这些年，和我来往比较多的人就是梁漱溟。”
这时，张申府的老伴又一次进到客厅给我们两人倒茶，她说这些年来，张申府最好的朋友就是梁漱溟，他们两人谈得来，每年他们都要见面几次，前几个月，也就是这年春节他们还见面长谈了一次。
谈到“文化大革命”，张申府喉咙哽塞地说：“我还可以，就是刘清扬遭大罪了！”
说这话时，淡淡相思写在张申府的脸上，我知道刘清扬是他早年的战友、伴侣，后来分开了，就请他多说两句。
“唉，”张申府叹口气说，“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和周总理很熟，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她关押了八九年，在监狱里搓煤球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刘清扬得到平反，我在她灵前做了一副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
这副挽联反映了张申府对刘清扬的眷恋和他内心的伤痛。看着张申府喟然而叹的样子，我不敢问他和刘清扬分手的原因，也不敢再提他的“右派”问题了。
这时，张申府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窗外，阳光已渐渐地逝去，在暗沉的暮色中，我望着他的额头、鬓角，端详着岁月留在那上面的痕迹……
沉思了一会儿，张申府对我说：现在国泰民安，形势大好，只是我体弱多病，不便参加会议，也无精力看许多会议文件了……
临别前，我拿出相机，说希望给他和夫人拍个纪念照，张申府高兴地叫老伴坐到他身边，由我拍了几张彩照。自然，我也免不了请他的夫人给我和张申府拍几张纪念照。
看到他咳嗽的样子，大概是累了，我们已谈了两个多小时，也到了他家吃晚饭的时间，我便向他告辞。张申府起身送我，蹒跚地走到门槛前，还说了句客气话：
“走好啊……”
告辞张申府出来后，我走在他家那条僻静的胡同里，行人稀少，天空已有不少眨眼的小星星，路灯把街边的树木变成奇形怪状的图案洒在路面上，晚风迎面吹来还有些寒意。人生际遇的感慨悄然袭上心头：人生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当年在欧洲有同样的追求，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行动的几个热血青年，张申府、周恩来、朱德，30年后，其中一个成为几亿人口大国的开国总理，闻名世界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另一个则是指挥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元帅，声名赫赫的开国元勋；而那位在北大图书馆和张申府一同工作过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洪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震动了全世界。
张申府先生呢，这些巨人的老同事、老熟人，却在北京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守着一堆泛黄的古线装书。张申府何以如此衰微呢？
查阅资料使我困惑
那次访问后，我没有写出张申府参加政协会议的报道，许多天来我泡在资料室里查阅关于张申府的资料，因为我对他充满了好奇。
一些资料说明，当年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是一位活跃的妇女革命活动家。她早年是天津“觉悟社”的一员大将，在五四运动中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在欧洲期间，她同张申府、周恩来一同活跃于党的早期组织中。从欧洲回国后她一直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从事妇女运动，1944年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为了写五四运动期间天津“觉悟社”成员郭隆真的革命事迹，时隔近30年后，周恩来1947年1月4日在延安时，还特意给刘清扬写信：
清扬姐：
别时容易见时难，回延后常常想念着你们。为民主奋斗，将是长期的运动，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好与反民主者熬下去。你想对么？今晚遇到一位郭隆真大姐的姨侄张勃川兄，他亟期为隆真写一篇传记。在一九二六——二七年，隆真由沪回平工作，你那时也正在北平，知之当较详。你愿为他写一点当时经历么？勃川不胜盼望之至。如写，请交晓梅转我。专此，祝双好。
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笔。
周恩来
一月四日夜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提到“常常想念着你们”、“祝双好”等，还有“申府兄一此不另。超附笔”。从这可以看出，周恩来夫妇当年与张申府夫妇的交情。
1948年底，张申府在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全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呼吁和平”的文章。10天后，已进入解放区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离婚启示”，大义凛然，宣布与张申府一刀两断。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张申府与刘清扬是在五四运动的热潮中结识，在同赴法国留学的理想中感情得以升华，在异国他乡志同道合结为伉俪。他们俩不仅一起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且同为周恩来入党介绍人，一起经历了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那一段不平凡的个人历史，这是一段携手共进、回首令人骄傲的历史，难怪张申府对刘清扬那样一往情深。后来他们两人因张申府“呼吁和平”的声明而分手，从张申府晚年给刘清扬的挽联“生离死别千秋遗憾，志同道合万世一心”足可品出他的遗憾之情。
相对刘清扬而言，张申府的人生阅历及其思想轨迹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
首先是他的理论思想使我如坠云雾中。
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河北献县。他的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张申府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他与那些出身“贵族”的子弟不同，勤勉好学，18岁时他就在孙炳文办的《民国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张申府1913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1914年考入北大文学院学习哲学，哲学也成为他一生的挚爱。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3年后提为讲师。
张申府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北大期间积极追随李大钊、陈独秀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张申府在这个时期的活动，使我想起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群众中间是不能自发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延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和传播的。
在追随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时，张申府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多篇介绍、宣传罗素哲学的文章，并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罗素”两字的翻译定名就是出自他手。据说，罗素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讲“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罗素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也是知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9月，罗素应梁启超、张东荪之邀到中国讲学，罗素在讲学的同时还强调，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中国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反对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罗素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自然不能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接受，由此引出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对罗素、梁启超、张东荪反对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论作了猛烈的批判。
虽然张申府在国内和罗素只有短暂接触，1920年12月他便去了欧洲，虽然他在五四时期曾追随李大钊、陈独秀，但是他受罗素影响很深，1924年张申府回国后在多所大学讲课，一大重点就是宣传罗素的学说。
这位留法期间的“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回国退党后，在五四运动10年之后，在《1929年的哲学界》一文中说“我最大的嗜好是读书，也就最愿引人读书”。接着，他以哲学大师的身份给青年读者开了一个不短的书单，从爱丁顿、怀特海、杜威到罗素、康德、黑格尔，其著作都“榜上有名”，但就是没有推荐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给青年读者。
由于毛泽东和张申府有北大图书馆同事之谊，1938年夏，毛泽东在延安一次理论讨论会上第一次注意到来延安不久的陈伯达时，就在当晚的便宴上特意向陈伯达询问张申府的近况，因为张和陈在北平曾一起搞过“新启蒙运动”。
张申府20世纪30年代的某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辩证唯物论，然而，他在1945年所写的《我的哲学的中心点》一文中称，“中心点就是我所谓具体相对论”，“它的最直接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显然，现代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
在学术思想方面，张申府最为推崇罗素的哲学思想。这从他一生翻译、评述罗素及其哲学的文章多达二三十篇可为见证。他在1942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祝罗素七十》一文中说：“在现代全世界中，最伟大最有贡献最有影响，最掀动潮流，引起风波……著作最多也最流行的大哲学家中，也以罗素第一。”
直至1983年2月，张申府还以90岁高龄写了一篇怀念罗素的文章，题目是《我对罗素的了解和敬仰》。
大概张申府的思想体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郭湛波所著《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一书中，曾设专题论述张申府的哲学思想，可见当年张申府在中国哲学界的代表性及其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资料说明，张申府不仅是向中国介绍罗素的第一人，也是向中国介绍罗曼·罗兰、罗丹、泰纳这些驰名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的第一人。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著名的相对论，也是1922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的。
张申府对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功不可没。在政治活动方面，张申府的足迹同样令我困惑。这位1920年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在早年参与建党活动后，又带着李大钊、陈独秀的嘱托于1920年底到法国，他曾和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一道积极推动筹建旅欧青年中的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在法国巴黎等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他们中赫赫有名的人物是邓小平、朱德、陈毅、聂荣臻、李富春……
张申府旅欧期间还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他五四时期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曾一同工作的老同事胡适：“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可有为”。
然而仅过半年，1923年2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通过的第十一项“案件”，却是“弹劾张申府案”：“十一、弹劾张申府案……惟R（张申府）仍不满意，辞‘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置执行委员会不理，最后至大会始更发现其又有退出少共之声言。准此情形，大会认定R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惟R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种决议如何，实有报告中央请转达中国共（产）党之必要。因此我们对于此事仍将有详细报告寄上，此处只不过先说个大概。”
据说，之所以有“弹劾张申府案”，是因为那时张申府总是以“老大哥”自居，不大出席“少共团体”的会议。
张申府回国后，1925年在党的四大上，与人讨论党的纲领时发生争执后负气“退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张申府似乎更像一个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像一个意气用事的读书人，而不像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以后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并成为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
1937年12月，张申府在汉口与沈钧儒、李公朴、王昆仑、柳湜等人共同创办了《全民周刊》，积极宣传抗战，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抗战》三日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邹韬奋为主编。
20世纪40年代初，张申府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外的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6年1月，他与张澜、罗隆基、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等9人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张申府和黄炎培分在“施政纲领组”。
同年，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决议，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申府和民盟主要领导人联名上书蒋介石也拒绝参加，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张申府和我谈话时，却没有向我提及他在历史上这些值得炫耀的事。
1948年底，国民党反动政权全面崩溃，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此时，张申府竟发表“呼吁和平”的声明，为此民盟通过《中国民主同盟开除张申府盟籍决议案》。决议认为：“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张申府之言行，既如上述，显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本盟为贯彻历来之政治主张，应将其盟籍开除，以维纪律。”
正如《名利场》写的“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断当时看着无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牵动了大局”。张申府“呼吁和平”的声明无疑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民盟当年因“声明”开除了张申府；夫人刘清扬得知后宣布和他离婚，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自张申府发表“呼吁和平”的文章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事实表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选择张申府崇敬的罗素所倡导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历史地看待“思想很杂”的张申府
那次访问我没有写出报道，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使我困惑的在老寿星国画下向我讲述人生、讲述历史的张申府先生。
一年过后，1985年春天，我翻阅刚出版不久的《周恩来选集》，在《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一文中的第二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里，周恩来特意提到张申府，有这样精彩的几段，现摘录如下：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
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〇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
我想，周恩来在这里谈到要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我们认识和了解张申府的一把钥匙。周恩来在这里还特意谈到了张申府思想的“杂”，我想不是偶然的。
张申府一生最为崇敬的罗素晚年写过一篇《我为何而生》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巨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我想，张申府先生虽然没有写过《我为何而生》之类的文章，也最终没能够“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但他也会有那“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他应是位于“参加革命”、“同情革命”之列的，否则，他就不会有那样“动荡不定的生涯”，那样丰富多彩的著述，那样跌宕起伏的社会活动，以至有时面临“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似乎是缘分，后来我竟认识了刘清扬的女儿，当时她已是年近60岁的人了。她告诉我，邓颖超还在关心她。
我没有忘记1984年访问张申府“漏掉”的那个“摘帽右派”问题，就顺便向她提及此事。她说1957年夏季，张申府是为章伯钧说了几句话后被划成“右派”的，1979年得到平反，1980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虽已年近90岁，不便进行社会活动，但他晚年的心情是平静的、宽慰的，虽然有时也不无遗憾地提到刘清扬……
1985年秋，我在报刊上看到张申府的小女儿张燕妮有感而发所写的一篇文章，这年夏天的7月10日，胡耀邦总书记托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几位同志，去她家给张申府送去许多鲜美的荔枝……
1986年夏日的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后，我看到放在桌子上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不长的关于张申府的讣告。讣告说，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张申府是曾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又是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家，他活跃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置身于时代漩涡的中心部位。
放下报纸，我走出屋外，仰望天穹，繁星闪烁……
浩瀚的宇宙中有恒星、有彗星、有黑洞、有暗物质，每一个星体都有它自身运行的轨迹，人类已拥有能发现数十亿光年外的遥远星系的太空望远镜，我们仍然不能穷尽对宇宙的认识。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得其所。西方哲学家的这句名言，使我想到张申府的曲折人生，他的人生道路似乎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变、动荡和阵痛。我们不能苛求张申府早年曾参与建党，参与筹办《新青年》，他就一定要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不能因为他犯过错误，就忽略他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忽略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的贡献。张申府已对中国现代历史做了许多事情，已对现代中国的进步作出其贡献，我们应当承认他，尊重他，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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