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上将中,你或许听说过共和国“三杨”上将的故事,“三杨”者,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之谓也。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担任过兵团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也都担任过大军区司令,三人又都在总参工作过,并且红军时期,还都是红一方面军将领。关于他们协同作战的往事,可以讲三天三夜。但是,好友李西平老弟,却给我讲了一个“三杨”中“二杨”即杨勇、杨成武的另类故事,听之倒别有一番趣味。
六十年代初某年某月某日,或许赶巧了,“二杨”杨勇、杨成武一起在军委三座门开会。散会已经是华灯初上。二人都住后海附近。杨勇上将对杨成武建议:“新中国成立这么些年,我还没有坐过公共汽车,正好我们俩一个方向,何不趁今晚坐一次公交,体验一下群众生活。”杨成武连连称好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多到群众中走走,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两个人便就近上了公交。”
虽然晚间,但是公交上人依然不少。只听女服务员说:“哪位给老同志让个座?”于是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比着给将军让座,两个上将便在人们的推让下坐了下来。
不大一会儿,服务员来到他们面前说:“老同志,到哪儿下车,请买票。”两个上将一愣,赶紧摸兜找钱。当上将司令的,兜里一向很少装过钱,两人摸了半天,分文没有,两人傻眼了。这时女服务员不高兴了,说:“你们这二位我看年岁也不算小了,都是新中国了,你看满车厢谁不买票,你们怎么能干逃票这种事情呢?咱们要遵守公交规定不好吗?”二人你看我我看你,哑口无言。
杨成武赶紧解释说,“服务员同志,不是故意逃票,实在是忘了带钱了”。女服务员看两人态度像是真的没有带钱。这是车一到地安门,服务员出了个主意,说:“这样吧,你俩到这路边打个公用电话,让家里在你们下车处等着,把钱送到下车点。”俩人一听开始蛮高兴,可正想下车去找电话亭,杨勇想起来了,自己不知道自家电话号,杨成武一想自己也同样不知道。这时车厢里服务员还没有说话,乘客有人开始批评了:“这还不是故意逃票是什么?我们整天唱社会主义好,可还是有人不遵守社会主义制度规定,这可不好。”
两个上将脸上好尴尬。正在这时,后边走来一个青年军人,从车厢后边走到杨勇跟前,一个敬礼说:“报告司令员,我是军区机关上尉某某某。你们的车票我买了。”说着掏出两毛钱给每人买了一张票。这下服务员才知道,被她连连批评的居然是两个上将司令,自小长大,何曾见过这样的大官,何况还是坐了自己当班的车,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车厢的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两个大司令在车上,据说还是闻名天下三杨中的二杨,整个车厢轰动了。服务员说啥也不再收那个军人的两毛车票钱了。这时候,杨勇站出来说话了,他一边夸奖刚才服务员坚持原则做得对,批评的好,一边说,车票钱必须按规定买。钱我们事后会还那个军官。大家熙熙攘攘的说着下车了。都说今天坐车见了两个大官。
这样的故事,那个年代可能还是不少。我在后勤学院工作时的老首长阎捷三,在瑞金就上过红军早期大学,当过独立团长,几次反围剿立过大功,是毛主席非常欣赏的一个战将,后来活过百岁,被称为百岁将星。但解放初期,竟也遇到过坐公交车的类似尴尬事。那时去前门看戏,他让司机自己开车回去,说自己有办法。等戏结束后,他便自己坐上了公交,与前边两位上将一样,说也是要体察民情。上车后,服务员要他买票。他一听反过来批评服务员:“这是人民公共汽车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人们公共汽车怎么能够买票呢?什么是公共?人民坐车就是不买票随便坐么!”
他话没有说完,满车厢的乘客大笑起来,说精神恐怕有了问题。在后来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老首长终于说出自己的实话,说解放后第一次坐公交,真不知道。记下公交交钱地点,押上自己工作证,而后事后交钱。
那个年代,我们的民风官风就是这样淳朴。如今听来如笑话,但这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