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上旬，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主力渡过金沙江不久，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随军长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却突然“消失”了。当时，部队里出现种种传说———有人说陈云已经牺牲了，更多的人说陈云“失踪”了。陈云在长征途中为何悄然“失踪”？他究竟去了哪里？

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调集部队对红军主力围追堵截，另一方面疯狂破坏白区党组织，致使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当时，苏区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靠的是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由于中央红军唯一的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中共中央无法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为了重新建立联系，曾派一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但未能成功。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认为十分有必要将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同时也必须恢复白区党组织，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于是，中央决定再次派代表到上海去完成这一特殊使命。谁能够担当此项重任呢？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后认为陈云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最佳人选。陈云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他14岁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5岁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层，26岁担任中央特科书记领导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直到28岁离开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陈云在上海生活、工作了28年。选择陈云担此重任，无疑是正确的。

由于任务的重要性，这一决定成为中央的核心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陈云抓紧时间做了几天准备，随后就出发了。长征以来同陈云在一起工作时间最长的刘伯承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他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和在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7、8日，在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之后，他只身一人从这里悄悄地离开长征队伍。离开时，陈云从林伯渠那里领了到上海恢复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大面额的国统区货币约3000元，以及小面额货币和光洋约200元作为路费。陈云回忆说：我带了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钞票放在了热水瓶胆下面。

出川的护送者：席懋昭

经过精心安排，护送陈云离开灵关殿的是当地的地下党员、在灵关小学任教的席懋昭。他们出发不久，突然从后面追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荥经县的地主。在红军攻占天全时，他准备逃回荥经县，被红军扣留。为了利用他掩护陈云出川，当陈云和席懋昭离开灵关殿时，红军也故意放松对这个人的看管，让他溜掉。当他追上陈云他们后，席懋昭主动同他搭话，自称是为了躲避红军而外逃的。这个教育局长信以为真，3人便结伴而行。一路上，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碰到检查站，席懋昭和这个教育局长便上前答话，陈云因怕不是本地口音带来麻烦，就假装去解手混过去。第二天，他们经天全到了荥经县城，在这个教育局长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之后陈云和席懋昭便转向雅安，昼夜兼程地赶了五六天路，到达成都。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朋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里住了一夜，并托他将钱汇给章乃器。这时，章乃器在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任副总经理。后来，这些钱成为上海特科的活动经费。陈云心很细，还要来美丰银行的一叠专用信封信纸，以便日后如果遇到什么情况时可以自称是这个银行的职员。次日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大意是遗失牙质图章，声明作废。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以此向中央报告自己平安到达成都的信息。

此时的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成都城内到处增岗加哨，戒备森严，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陈云同席懋昭第二天就乘汽车离开成都，在内江住了一晚，便直奔重庆。在重庆待了十多天，准备乘船赶往上海。起先，陈云打算让席懋昭陪他一起到上海，但席懋昭说自己的四川口音容易暴露。陈云便让他回去了。

短短两年多时间内，陈云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从中央苏区长征到西南，经历了这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现在又回上海去了，新的艰巨任务正在等着他去完成！

从重庆乘轮船到上海，路上需要四五天时间。陈云在民生轮上和一名国民党官员同住一个船舱。一路上，这个人的话非常多。按照旅程安排，船到武汉时停留一天，旅客可以上岸观光游玩。陈云担心这个国民党官员会邀他一起上岸，万一遇到熟人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便买了瓶酒，自斟自饮。船到武汉后，这个国民党官员果然再三邀请陈云上岸同游。陈云推托说酒喝多了，必须好好睡一觉，机智地摆脱了这个国民党官员的纠缠。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

前往莫斯科

陈云安全抵达上海后，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从事秘密联络活动。7月22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键等被捕。白色恐怖依旧严重，情势危急，陈云在上海恢复中共组织的工作也一时难以进行。7月下旬，陈云同潘汉年在上海会面。这时，陈云已通过当年商务印务馆的同仁、秘密党员章秋阳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的关系。为了应对敌人的残酷迫害，中央特科多年来形成了简单、独立的领导体系。在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遭到大破坏而暂时未能恢复的情况下，中央特科等组织仍保存了下来。陈云这次回上海，住了大约1个半月。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上海中央特科向陈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

但是，如何去苏联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此时，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东北，并多次向华北用兵，平津上空战云密布，取道东北赴莫斯科，安全很难有保障。因此中央特科安排的途径是：从上海乘苏联轮船到海参崴，再乘火车到莫斯科。而在国民党侦探和叛徒密布、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要安全登上苏联轮船，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时，宋庆龄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据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回忆说：从1933年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以后，“有几年时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实际上成为存留下来的共产党员相互联络以及同苏区———有时还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地点”。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后来写文章回忆说：“1935年夏季有一天，宋庆龄叫我把两位客人护送到一艘开往苏联的船上。我立即穿上时髦的西服，开着一辆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护送两位客人到了码头。在旧中国，我这个外国人就是畅行无阻的护照，因而胜利地完成了送人的任务。回到诊所不久，宋庆龄给我打来了电话，她一再说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我表示感谢。后来收到了宋庆龄派专人送来的信，才知道送走的是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马海德在文中没有说那“两位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谁，但从时间上看，很可能就是陈云和陈潭秋。陈云没有谈过这次被护送上船的具体细节，可能由于秘密工作的关系，他没有去问。1936年7月2日他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只提到：“西征军到达四川以后，中央因白区工作重要，故派我来白区工作，为中央代表。后在上海（1935年8月）与党的组织发生关系。由他们送我来莫斯科。”他后来回忆说：“我和陈潭秋同志去苏联是在1935年夏天。”

陈云于1935年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化名为“史平”，随即加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上海寻找地下党关系和等候去苏联的一个多月紧张、危险的环境中，陈云镇定地抓紧时间，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发行和流传，他以“廉臣”的笔名，假以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向世人第一次生动细致地记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描写了红军领导人同群众间的密切联系。这本书最后是在莫斯科完成的。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干部系统阐述长征过程的最早报告。在报告中，他根据亲身经历，把长征分为从江西到贵州、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和过江之后4个阶段。在介绍第一阶段时，报告指出了这一阶段犯了3个错误，即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所带辎重太多，妨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使敌人能从地图上预料到红军下一步要到的地方，等在那里迎击。对长征的第二阶段，从进入贵州到占领遵义，陈云认为取得了4个胜利，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招募新兵，扩充队伍；在遵义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召开遵义会议。报告着重介绍了长征的第二阶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指出遵义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陈云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道：“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陈云认为，长征的第三阶段我们党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再次攻下遵义到占领军事关隘娄山关、渡过金沙江，九天九夜的渡江再一次证明了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军事主动权掌握在了红军手中，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渡江后，长征进入了第四阶段，在会理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领导是正确的”，“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之后经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加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报告最后在概括长征的意义时，强调它不仅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使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在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并成为了一支“干部军队”，尤其是“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恢复了同中共中央中断近一年的联系，使共产国际正确而详实地了解了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给红军带来的可喜变化，从而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增强了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信心。可以说，这一报告对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改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上的老看法，转而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对中共中央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几年内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陈云报告后的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找到了已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明确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不能不说与陈云的报告有着直接关联。陈云这次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显然是成功的。他不辱使命，圆满地完成了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中央红军在完成长征、落脚陕北后，尽快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张浩、阎红彦先后返回国内，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党中央送交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了陕北。有了电台和密码，按理说就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了，但有一个环节还需要验证，即共产国际如何验证发报的电台确为中共中央所操控。为此，他们请陈云向对方提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问题，用以确定电台的真伪。陈云想起，他在长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刘伯承曾给在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路上经费则藏在暖水瓶胆下面。此事只有周恩来、刘伯承等几个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电台便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回电均答对了。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才重新连接了起来。

陈云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国红军长征的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但事后看了记录，很感兴趣，提出希望直接听陈云当面再讲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于是，陈云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办公室。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斯大林问，中国党和红军最需要什么，陈云说最需要武器装备，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国红军军事装备的请求。后来苏联同意在中蒙边境和新疆方向接济红军武器装备，与陈云在苏联的交涉有着直接关联。

陈云没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却临危受命，中途去完成更紧急更机密的任务。他最终跋山涉险，躲过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层层恐怖盘查，历时1年，成功从白区脱身到达莫斯科，使中共与共产国际在湘江战役失联后重新取得联系。他向苏联报告中共和红军长征的具体情况，为苏联支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支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