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任务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team work）。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①。
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Assembly line）改造为“装配岛”（Assembly island），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至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②。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年2月1日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因根据1935年通过的劳工法（Wagner Act），“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③。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明确指出，“毛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④，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⑤，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用他原话来说：“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才“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
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⑥。”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
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
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⑦。”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Just-in-time，orinventorylessproduction）。“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⑨。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30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
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
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⑩”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鞍钢宪法》创始人马宾先生（1913—2017）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18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
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11），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1.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2.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taste）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
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interchangable parts）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的国家（12），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13）。
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
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14）。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市场竞争的内在逻辑是导向需求的不稳定性。阿罗（K．Arrow）等人已证明，“规模经济”是和充分竞争的市场不兼容的（15）。“福特生产方式”既然以“规模经济”为核心，则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稳定需求”。18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兼并运动（merger），就是企业通过“前后向关联”（forward andbackwardintegration），来稳定供货和销售渠道的努力。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汇率波动的“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体系，也是“稳定需求”的重要措施（16）。
当然，最彻底的“稳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计划”了。在“中央计划”经济中，企业的产品的“市场需求”总是稳定的，因为产品“销路”已被计划所指定。由此观之，列宁最喜欢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别有深意的（17）。
亚当·斯密（1723—1790）
于是，我们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论的彻底的逻辑展开，必导致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奥妙。他对自动化技术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不自觉的信奉者。我们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认为，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市场需求不稳定，“在高尔夫球场”指挥“无人工厂”的大批量生产，又有什么意义？
“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DavidNoble）的研究，数控机床（numericalcontroledmachinarytools）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
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recordandplayback”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
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1946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Electric）的工程师霍姆斯（LavellHolmes）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18），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
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
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19）。“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
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
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stockholder）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stakehoder）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20）。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saturn）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team）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21）。
将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义”与“鞍钢宪法”联系起来，如前述麻省理工学院托马斯教授所论说，很容易引起我国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这恐怕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事与愿违的后果，已使我们不敢设想中国还有什么真正的创新了。
但平心细想，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的确有不少“后福特主义”的萌芽。例如，我们已在前面论述，指令性中央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实现，而我国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十年动乱，全国遭劫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22）。我国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计划”来保证销路，就面临着不稳定的市场需求，因此，“船中掉头快”成了乡镇企业的重要组织原则。这的确与“后福特主义”的“灵活生产方式”有相通之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设置于清华大学的“灵活制造系统”（FMS）国家实验室，已开始与乡镇企业合作，这将为我国乡镇企业的灵活生产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础。再考虑到“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宝山钢铁公司实现，我们可以说，“后福特主义”确已成为今日中国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之一。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综合本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义”已是切实可行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义”道路的社会势力也颇有影响。
但我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廉价劳力只能给“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而“后福特主义”的质量型竞争才是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关键。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曾考察一家乡镇企业，该企业原来产品质量相当好，但近年来，由于穷困地区来打工的“外工”大增，他们放松了在质量、技术上下功夫，而只靠廉价劳动力来竞争，结果被另一家设在城里、工资水平更高的合资企业在质量竞争中击败。把这个例子放大到全国，我们不难看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究竟何者更能促进中国工业的长远的动态效率。
亨利·福特（1863—1947）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的毛泽东的批语：“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在远东”？这可能是针对苏联的“一长制”的。但我们已经论述，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工厂管理上的“一长制”，只不过是福特主义的最彻底的逻辑展开罢了。因此，毛泽东对于“在远东”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义挑战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诉我们，福特主义之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从而排除“经济领域的民主”，是源远流长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基本上已经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每个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个社会的生产将会增加（23）。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还不算太大；但如果木工参与了城市（雅典）的护卫和管理（guardian），则天下就大乱了（24）。这充分显示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和他的反民主理论的内在关系（25）。
从柏拉图到福特，其中经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马克思、列宁、韦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一一对应的倾向。发人深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分工的论述，与斯密并无不同。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甚至写到“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列宁欣赏福特更是尽人皆知。这一切，说明把“社会分工”还原为“技术分工”的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
若究其本源，我们必须回到希腊思想家对“家庭”（household，oikos）和“政治”（politics，polis）所做的截然区分。由于西方把技术、经济当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传统，“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经济民主”思想很难被接受（26），因“经济民主”一词本身意味着“政治”进入经济领域。如果不是70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迫使西方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走，他们还将长久地滞留在“福特主义”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对于“鞍钢宪法”在“远东”出现的强调，象征着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此，在全球舞台上，人们再也不能象从柏拉图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样，来设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精髓处之所在。无论“鞍钢宪法”在执行中出现过多少失误，其“经济民主”的精神实质仍是中国迎接21世纪的宝贵精神资源。
注释：
①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级”（functional hierarchy）与“职称等级”（ranking hierarchy）的对应关系。换言之，职称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团队合作”中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见M. Akoi，Information，Incentives，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Economy，Cambridge cliniv．Press，1988，P．75．
②J．Pontusson，“Unions，New Technology，and Job Redesign at Volvo”，in his edited．Bargaining for Change，Cornell，1992．
③见1995年2月1日美国国会议案的原文。
④Robert Thomas，What Machines can’t Do，University of Codifornia Press，994，P209．
⑤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南雄教授曾对“鞍钢宪法”在中国上层政治争论中的作用做过详实研究。见Peter N．S．Lee，IndustrialManagementandEconomic Reform in China：1949—1984，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⑥亚当•斯密：《国富论》，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⑦同⑥注，第6页。
⑧中译本译文同⑥注，第236页。此处译文是笔者根据英文原著重新翻译的，比中译本译文更准确地反映了斯密对“质量”的看法。
⑨关于“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的内在联系，见RichardSchonberger，JapaneseManufacturingTechniques，TheFreePress，1982。
⑩同⑥注，第8页。
（11）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P.235，vintageBooks，1963.
（12）19世纪法国、英国和德国，由于社会、政治条件不同于美国，故未能系统地、充分地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见MichaclPioreandCharlesSabel，TheSecondIndustrid Pivide，BasicBooks，P.41，1984。
（13）DaridHounshellFromAmericanSystemtoMassProduction，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4
（14）同（6）注，第8页。
（15）K.Arrow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1971.
（16）关于“福特主义”和“稳定需求”的内在关系，见MichaelPioreandCharlesSable ，TheSecondIndustrialDivide，同（12）注，PP49－133.
（17）关于苏联式计划经济是“福特主义”最彻底的实现的详实研究，见MarkBeissinger，ScientificManagenent，SocialistDiscipline ，andSevietPower，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8.
（18）DavidNoble，ForceofProduction：ASocialHistoryofIndustrialAutoma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P.164.
（19）PeterDrucker，Management，NewYork，1973，P.199，以及PeterDrucker，PracticeofManagement，P.294，NewYork，1954.
（20）关于美国27个州修改公司法的情况，见Stevenwallman，“TheProperInterpretationofCor
porateConstituencyStatutesandFormulationofDirectorDuties”，StetsonLawReview，Vol，21，PP163－92，1991.
（21）Saul Rubinstein et al，“The Saturn Partnership”，MIT Sloan School，1993．
（22）费孝通《行行重行行》，第2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Plato，Republic，370C．熊彼特在其《经济思想史》中认为柏拉图尚未达到斯密对分工的分析水平。但对柏拉图的深入研究，表明他在各个关键论点上都与斯密一致。见J. Murphy，The Moral Economy of Labour，Yale，1993，P．150．
（24）Plato，Republic，421A和434A．
（25）关于柏拉图，甚至苏格拉底的反民主学说，见I. F. Stone，The Trial of Socrates，Anchor Bools，1988．
（26）关于“经济”这一概念和“家庭”的联系以及“经济”在西方思想中的“非政治化”，最深入的研究当推William James Booth，Households：On the Moral Architecture ofthe Econom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