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锦元
1940年3月30日，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当上了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日本为了加强对汪精卫的控制，派特务 “梅”机关影佐祯昭机关长担任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汪精卫几乎每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急需找一个既精通日语又十分信得过的人担任自己的日语翻译兼随从秘书。找谁合适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挑选，汪精卫最终选定了一个名叫汪锦元的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此人竟会是中共潘汉年情报系统的秘密党员。
中日混血儿在日本饱受欺凌，在上海艰难求索找到了中国共产党
汪锦元的父亲汪钟卿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结识了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女学生大桥对子。两人结婚后，于1909年10月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大桥俊男。一年多后，汪钟卿带着妻儿回到江苏吴县盘门梅家桥。汪家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汪钟卿的大哥汪甘卿当过清政府驻奥地利公使，看到不满两岁的侄儿很高兴，便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汪锦元。
为了融入中国社会，大桥对子也取了个中国名字：汪乔霞村。可是很不幸，汪锦元9岁那年父亲汪钟卿就撒手人寰。叔叔伯伯多达30多个，一个单身日本女人要在这个大家族中立身处世，实在太艰难了，只得孤身到上海谋生。几个月后，她把汪锦元接到上海读小学。
汪锦元母亲靠教书的微薄收入难以养活儿子，便于1922年托人把儿子带到东京，让他住在外婆家中。学了大半年日语后，外婆把他送到神户姨父姨母家。但姨父一度经营失败，遂将他送到北海道一家棉织品批发行当学徒。后来姨父姨母勉强供他读完小学后，便让他进入一家工厂当学徒。厂主对他很凶，又打又骂。汪锦元受不了虐待，愤而离开工厂到一家乐器店当学徒。
13岁开始就身处异国他乡，生活颠沛流离，没有父爱母爱，小小年纪的汪锦元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人情冷暖。特别使他不堪忍受的是日本社会上对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这使汪锦元很小就形成了极强的民族自尊心。
1929年春，汪锦元的母亲到日本探亲，回中国时她将儿子带回苏州，不久后母子又回到上海。
开始，因汪锦元精通日文，母亲让他到日本朋友日森虎雄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抄写员，任务是把日森翻译好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再分送用户。当时中日关系很受关注，通讯稿中又有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内部文件，这使日森赚了不少钱，汪锦元既好奇又纳闷。经了解，他得知这个通讯社的财政背景是东北的满铁调查室和日本外交部。
有个名叫手岛博俊的日本记者，常到通讯社来。有时日森不在，他就主动和汪锦元聊天。熟悉以后，汪锦元将有关中共的文件等情况告诉了手岛。手岛大惊，他本是个日籍中共秘密党员，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上级经过调查，弄清了泄密者是一个姓周的区委书记。汪锦元不知不觉为共产党立了一功。
日森虎雄人品很坏，常虐待汪锦元。汪锦元不堪忍受打骂，愤而辞职。四五个月后经人介绍，汪锦元到日本人清水办的“日晔社”当抄写员。清水给他一辆脚踏车，让他到处送材料。后来，汪锦元发现清水是个文化特务，与日本驻沪海军有联系，和姘妇住在上海金神父路（今复兴路），利用姘妇的亲朋好友搜集中国十九路军各处驻地等情报。汪锦元便将所知情况告知了手岛博俊。
汪锦元不愿再在清水的“日晔社”工作，离开后到手岛介绍的“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叫日高的日本人。一天，日高闲聊中说要到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汪锦元将此情况悄悄告知手岛。后来，手岛对汪锦元说，日高受日本海军部指派，准备打入到江西瑞金长期潜伏。汪锦元在不经意中为共产党又立了一功。
手岛离开上海后，将汪锦元介绍给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从1934年底开始，西里龙夫不断对汪锦元进行教育，讲形势，讲日本帝国主义本质，讲共产党的知识。此后，西里龙夫先后介绍潘子刚、陈汝周与汪锦元联系，每星期见面一次，实际上是对他进行教育考察。1936年12月，汪锦元加入中国共产党。
汪锦元在上海实现了人生大转折，从此走上了光荣的革命道路。
打入汪精卫公馆“卧底”近两年，一份绝密情报受到周恩来表扬
汪锦元能够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当日文翻译兼秘书，和他在上海的经历大有关系。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此时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路苏州河以北，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虹口区。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来回递送情报，并负责对日本侨民进行调查。但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领导属于潘汉年的情报系统。
潘汉年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一度担任负责人，后来去了中央苏区。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又奉命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当时手下的得力人员有王学文、吴成方、高原、徐强、钱铭、纪纲等人。而纪纲就是汪锦元的单线顶头上司。
2002年6月4日，笔者采访了钱铭这位情报战线的老前辈。当时，他已87岁高龄，但记忆力仍不错。他说：汪锦元的直接联系人（上级）是纪纲。纪纲的上级是徐强。徐强调走后，把工作交给了吴成方。吴成方的上级就是潘汉年。当年地下工作很隐蔽，纪律很严，多是单线联系。汪锦元“八一三”前后最忙了，他把西里龙夫得到的情报送交纪纲，有时直接交给徐强。汪锦元从来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后来进入了上海的汉奸政府——大道市政府。
汪锦元之所以能打入伪市政府，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母亲的社会关系。
伪上海大道市政府于1938年初成立，汪锦元的母亲中文、日文都很精通，又长期在上海当教师，于是当上了伪市政府教育局局长顾澄的翻译。党组织经过研究，指令汪锦元打入伪市政府秘书处，还先后担任过伪青年报经理、日本军部大上海广播电台报道部科员、南京伪国民政府教育部驻上海联络员、伪外交部专员等职务。这期间，汪锦元以“汉奸”身份出现，以各种伪职作掩护，把党的情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汪精卫的得力日语翻译名叫周隆庠。他在上海时，接替大汉奸高宗武当上了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所长。汪锦元一度打入这个研究所任职，认识了周隆庠，并且受到周的青睐。
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隆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外物色一个人给汪精卫当日语翻译。汪精卫也感到最好有个比较年轻的人，精通日语和中文，既能口译也能笔译，还能住在公馆里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接听日本人打来的电话。他托周隆庠找一个合适的人。
找谁合适呢？周隆庠向汪精卫推荐了汪锦元。
汪精卫既要提防军统、中统的人渗透，又要提防共产党的人，认为绝对不能在自己身边埋下祸根。周隆庠告诉他：汪锦元母亲是日本人，他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回到上海后七八年间，一直在日本人手下工作；现在又进了大道市政府，还在自己手下工作过；汪锦元祖籍苏州，出身名门，应该说此人政治上可靠，社会关系清清白白，是可以信任的。
1940年9月的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察，看到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老成持重，不多言笑，彬彬有礼，和气谦恭，第一印象就不错。又经过一番了解，最后同意汪锦元住进汪公馆，职务是“汪主席”随从日语翻译兼秘书。
于是，从1940年9月开始至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半，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锦元，在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公馆里“卧底”近两年之久。
上级对汪锦元成功打入汪精卫公馆高度重视。为了加强对他的领导，及时传送他获得的重要情报，决定专门成立“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是李德生（纪纲的化名），组员有陈一峰（陈汝周的化名）、张敏（纪纲的妻子）、汪锦元等，交通员是方知达。日籍中共秘密党员西里龙夫此时已打入在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也是“南京情报组”的成员。
李德生以“世传中医”的身份作掩护，在南京大行宫附近开了一家中药铺，既卖药又坐堂看病。汪锦元获得情报后交给李德生，李即派交通员急送上海，呈交党组织。
汪精卫将汪锦元视为心腹，带他和日本高层人士会谈，带他出访东京和伪满洲国。汪精卫与日本人的秘密几乎对他毫不隐瞒。这使汪锦元的情报工作如鱼得水。在当时极度严峻、危险的环境下，他获得的情报之多、质量之高，难以统计。
日本为了鲸吞中国，汪精卫为了讨主子欢心，双方秘密签订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不仅把东北割给日本，还把察哈尔、绥远、华北、长江下游、华南岛屿，也定为“日支强度结合带”，由日本长期占领。汪锦元利用特殊身份获得这份情报后，上级很快通过电台送报延安，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后来，中国共产党公开揭露了“日汪密约”，“日汪密约”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公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使日本和汪伪卖国集团狼狈不堪，只得不了了之。
但对医院来说，所有医疗设备维保均直接挂钩医疗质量安全和医院财务支出，但胡子眉毛一把抓显然不容易实现，因此，省医院的首步思路是，抓重点、抓关键、抓核心。首先对大型进口医疗设备实现规范售后服务。但单一省医院与厂商谈判并不占长久优势，试行以后，医院马上通过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医学装备委员会的力量，团结同行业的力量，大家一起进行了推广。
20世纪90年代，笔者奉命编写《新四军敌军工作史》，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访问了多位当事人。中共中央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和夫人李琼（华中局情报处秘书），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副科长王征明，潘汉年的交通员何荦，电台报务员刘人寿，曾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钱铭等“老敌工”都向笔者谈了汪锦元的不少情况。当笔者问起怎样评价汪锦元对党的贡献时，他们说，一个党的情报工作人员，如果有一份情报受到党中央，特别是我党情报工作创始人和最高领导周恩来的表扬，他的功劳就足以载入史册。
受“佐尔格国际间谍案”牵连入狱，后被扬帆营救出狱回到党的怀抱
汪锦元和“南京情报组”在顺畅运转，可是东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佐尔格国际间谍案”，并很快波及南京，使汪锦元和整个“南京情报组”遭到了灭顶之灾。
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员，活跃于莫斯科、东京、上海等地，日本首相秘书以及打入侵华日军总部的西里龙夫，都是他手下的人。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后，日本警视厅特高课顺藤摸瓜，派人到南京，于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半将汪锦元逮捕。同一天被捕的有李德生、陈一峰等人。
10月1日，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被戴上脚镣手铐，押往东京，关押在巢鸭监狱。不久后，汪锦元等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等待执行。
日本宪兵连个招呼都不打就闯进汪公馆，抓走了“主席”日语翻译兼秘书，并由日本政府宣判，这使汪伪政府大丢面子。尤其是一向傲气十足、对汪锦元印象甚好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多次向日本人要求把汪锦元等3人“引渡回国”，由所谓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人为了“安抚”一下汪伪集团，遂于1943年4月1日将三人押回上海，改判无期徒刑；又经汪伪集团交涉，于7月间将三人押到南京，但仍关押于日本宪兵监狱。
进入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成定局，德国即将覆灭，日本也面临最后失败的命运。侵华日军总部并不甘心束手就擒，挖空心思寻找对策，竟异想天开，妄图向新四军寻求“局部和平”，以达到所谓“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目的。
派谁去寻找新四军领导机关联系呢？日本人精心研究后，从狱中放出了李德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李德生先到上海，后辗转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时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奉命接见了李德生并对李德生进行了审查，而后将侵华日军总部的意图报告了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
饶漱石对这么重大的事情不敢做主，便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中共中央同意与侵华日军总部接触，以了解敌人的真实意图，但不能做任何实质性表态。
扬帆奉命两次进入南京，会见了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见日本人低三下四乞求和平，扬帆乘机提出释放汪锦元和陈一峰，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945年5月30日，汪锦元和陈一峰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他们离开组织被日本人关押这么久，按常规必须做详尽汇报，并接受严格的审查。7月的一天，扬帆正式告知汪锦元：决定恢复你的组织关系，留在联络部工作，级别定为团级。这表明了党对他的信任和褒奖。
在此期间，汪锦元的母亲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从敌占区上海通过多道封锁线，来到了苏北盱眙县黄花塘抗日根据地。母子劫后重逢，悲喜交加。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汪锦元喜极而泣，欢呼雀跃，热烈庆祝。他向领导自己战胜凶恶敌人的所有上级和患难与共的战友，从内心致以最崇高的敬意。9月的一天，扬帆指令汪锦元前往国民党刚刚接管的上海做地下工作。临行前，华东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特地接见了汪锦元、陈一峰等人，对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工作给予表彰，并要求做好日后的工作。这是华东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规格之高非同一般。
初秋的苏北，天高云淡，金风送爽，汪锦元满怀豪情，踏上了新的征程……新中国成立后，汪锦元先后在上海东方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任职。1992年，汪锦元因病去世，上海市有关单位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