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本文您可以了解日内瓦会议筹备过程中许多未来得及充分挖掘的历史瞬间。
缘起与随想
记得多年前有一次采访熊老，那天他闲话往事，说得眉飞色舞时，顺势领着我从北边的书房溜达到南边的一间屋子。屋子不大，西墙的正中摆放着一张不起眼的旧书桌。他拉开左右两个抽屉，指着整整齐齐码满的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本子，带着颇为自得的语气说：这些都是我记录的笔记本，几十年了。当时我就想，那里面得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啊！至今我仍能捕捉到自己在那一刻的神往之情。尽管熊老在2005年去世前留下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但那些泛旧的笔记本和材料袋（它们后来被集中收放到一个大皮箱里，经历了家中一场不小的火灾，竟然奇迹般地完好无损），还存留着熊老亲身经历而又未来得及充分挖掘的许多历史瞬间。
2022年1月8日，我来到熟悉的木樨地24号楼，在熊蕾大姐的帮助下，开始对熊老的一本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工作记录进行“攻关”。需要说明的是，这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并非当时熊老的日记，而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手头所存资料的整理和记录。因为笔记本的年代距日内瓦会议召开的1954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这从封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字样，以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极其重要的讲话”的彩照插页，可以印证出来。熊老的字迹极难辨认。我曾问过他，为何要把字写得这么细小而紧凑？熊老说那是当年做地下情报工作养成的习惯，总想在一张小纸片上记下最多的东西。我和熊蕾大姐戴着花镜，各持一个放大镜，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记录，前瞻后顾，左猜右想，仔细辨认，大半天过去了，才将记录本的前几页大致整理清楚。那些看似模糊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慢慢地变得清晰和跳动起来，前后之间开始发生勾连。当一段久远的过去逐渐呈现出比人们预想的更为丰富的模样时，这是历史对研究者的丰厚馈赠。这天下午，我为将来一段时间的工作定下一个题目：在日内瓦会议上——熊向晖工作记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组成与出征前的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外交史叙述中，人们的笔端总会触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在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身份参加的这场重要国际会议上，围绕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展开积极的活动和斗争，进行卓越的外交斡旋，打开了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召开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一二月间苏、美、法、英四国外长柏林会议达成的协议。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大力推动下，西方国家终于同意就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这两个亚洲热点问题在日内瓦进行谈判，苏、美、英、法、中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时间定于1954年4月26日。当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建交谈判。美国和法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同它们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是在外交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孤立和封锁。尽管柏林会议公报中提出“无论是要求邀请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但能够达成在日内瓦进行谈判的协议，这对国际形势的缓和无疑是有利的。2月18日柏林会议结束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2月26日向中方转交苏联政府关于柏林会议总结的公报，这一举动“可作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邀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政府随即作出积极反应。周恩来2月27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谈到日内瓦会议时，认为“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会议的。它可以推进国际和平，首先是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3月3日，中国政府正式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决定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而实际上从2月底开始，紧张繁重的筹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1.代表团代表的人选安排
在熊老的笔记本中，第一部分记录的是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国内名单。这份名单非常详细，共有185人。其中：
首席代表 周恩来 外交部长
代 表 张闻天 外交部副部长、驻苏大使
王稼祥 外交部副部长
李克农 外交部副部长
秘书长 王炳南 办公厅主任
顾 问 雷任民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师哲 中央编译局长
乔冠华 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家康 亚洲司副司长
黄华 上海外事处长
宦乡 欧非司长
柯柏年 美法司长
龚澎（女） 情报司长
吴冷西 新华通讯社长
王倬如 交际处长
雷英夫 军委作战部处长
这份名单的确定，经过了一番斟酌和考量。据《周恩来传》载：“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做了充分的准备。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函电和资料；多次约请外交部和其他方面的有关人士进行商谈；亲自起草《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考虑代表团组成的人事安排；并参加中央会议，研究确定参加这次会议的方针。”
熊老收录的一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2月27日给周恩来的报告，可以看出初期准备工作的情况。王炳南在报告中特别注明“供总理修改审定”。报告如下：
日内瓦会议国内准备工作事项
甲、代表团组织
一、代表团的人选与分工（中央决定）
1.外长 2.外交部有关副部长及司长3.我驻有关国家大使（苏、朝、越） 4.顾问专家（法律） 5.其他负责同志
二、工作人员（办公厅负责）
1.精通俄、英、法文人员各5人 2.中英文速记员各2人 3.打字员3人 4.新闻摄影及拍摄工作人员 5.警卫员等 6.（此处漏记——笔者注） 7.医生1人
乙、会议准备
一、收集、整理并编印资料（情报司负责），已进行。1.朝鲜问题 2.越南 3.日本 4.台湾 5.美国军事基地 6.禁运 7.联合国中国代表权 8.裁军及原子能 9.中国对外贸易问题 10.中国对外文化协定问题 11.中苏支持问题 12.中国与东南亚关系问题 13.中国与英、法及谈判建交国家的关系问题 14.中美关系问题 15.（此处不清——笔者注）
二、组织专家问题小组（部长指定）
1.朝鲜问题小组2.越南问题小组3.其他问题小组4.宣传小组
三、会议宣传方案及发言稿（专门小组负责）
四、与友邦（朝、苏、越）进行磋商停火
丙、其他（办公厅负责）
一、全权证书等证件
二、护照签证
三、经费领取
四、联络用具
五、置装
六、经办交通工具
2月28日，周恩来在王炳南的报告上批示：“浩办。”“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二日上午提出名单。”在“我驻有关国家大使（苏、朝、越）”一句，周恩来勾掉了“朝、越”两字；对组织专家问题小组和会议宣传方案及发言稿，周恩来提出：“请李一起提出方案。”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浩”，指陈浩，当时为周恩来的秘书。“李副部长”“李”，即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当时他还以朝鲜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的身份，负责主持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工作。
同上面这条史料相佐证的是王炳南本人的回忆。他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说：“周总理为开好这次会议殚精竭虑。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国际上遇到不少困难，许多国家出于不了解，或慑于美国的压力而不敢承认中国。周总理一再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打开我国外交局面，使更多的国家了解新中国，并争取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候，几个大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我们向总理建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国际活动，也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增长参加国际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周总理委托我筹备这个代表团，提出成员名单，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置装等等。”
张闻天与李克农在日内瓦合影（照片由李克农孙女李靖提供）
根据周恩来的批示，李克农对王炳南提出的准备事项和有关人事安排作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并于3月2日上午10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周恩来。这从熊老的工作记录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
遵照你二月廿八日的批示，提出初步意见如下：
一、代表团以总理为首，以张闻天、王稼祥与外交部李、章、伍中选一人及王炳南五人组成。王任秘书长。
二、上述五人组成党组。
三、团下设七组，四属业务性，三属秘书行政性。
1.朝鲜组：乔冠华及另一人负责
2.越南组：宦乡、罗贵波、常化知负责
3.综合组（远东各问题）：陈家康、柯柏年负责
4.新闻宣传组：黄华、龚澎负责
5.秘书组：章文晋、陈忠经负责
6.行政交际组：王炳南、王倬如负责
7.保卫组：公安部指定
另配有英法翻译各3人及朝、越文翻译共20人左右，……中英文打字速记及机要人员约10人，贸易干部1……医生、护士各1，保卫人员3，及若干秘书、材料收发、保管行政人员，总计约八十人左右。……
四、我请求不参加。因（1）情报部门今年工作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2）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3）身体不健康。因此，是否可由章、伍一人中选一人前去，请考虑。
李克农报告中提到的章、伍，指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伍修权。熊向晖在工作记录中，还收录了周恩来对李克农报告的批示。周恩来肯定了李克农的大部分建议，但没有同意李克农“不参加”的请求。在“代表团以总理为首，以张闻天、王稼祥与外交部李、章、伍中选一人及王炳南五人组成”一句，周恩来改为：“代表团以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外贸部部长五人组成”，明确指定李克农为代表之一。
熊老记录中的“外贸部部长”可能为笔误，似应为“外贸部副部长”。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载：1954年3月2日，受毛泽东委托（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忙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张闻天任外交部副部长，有关手续由周恩来办理；原则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见》提出：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的协议。《初步意见》还提出：“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五人组成。准备工作现正由李克农、章汉夫、李初梨三同志成立领导小组进行。”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于4月14日批准周恩来的提请，任命张闻天为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同时仍兼任驻苏大使。
周恩来提出代表人选中要有一名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是有深远考虑的。其意图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位人选的亮相及工作，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相机改进中国同英国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关系；同时通过经济与外交的相互配合，为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谋篇布局。后来，这位外贸部副部长的人选定为雷任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
在李克农考虑的代表团人选中，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和上海外事处处长黄华当时还在朝鲜，均为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李克农向周恩来建议，将他们从朝鲜调回北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周恩来的赞同。3月1日，周恩来批发嘱人起草的毛泽东致杜平、乔冠华并告金、彭电文。该电文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电文说：“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代表团党委进行相应调整，由丁国钰任党委副书记。
4月19日，毛泽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2.专门小组的成立
在2月27日王炳南给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了设4个专家问题小组的方案。3月2日，李克农将4个小组扩充为7个专门小组，并拟定了各小组负责人。以后经过调整和补充，最后确定了人选。从熊老的工作记录来看：
朝鲜问题组8人：组长乔冠华，组员有马牧鸣（天津外事处科长）、浦山（外交部情报司科级干部）、马竞生（亚洲司副科长）、蒋正豪（条约委员会科员）、丁升烈（军委联络部科员）等。浦山、马竞生、蒋正豪此前均在开城代表团工作过。
越南问题组9人：组长陈家康，组员有常化知（中央对外联络部越南处处长）等。
综合问题组9人：组长柯柏年，副组长宦乡，组员有陈明（外贸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外贸部中国进出口公司柏林办事处主任）等。
新闻宣传组20人：组长黄华，副组长龚澎、吴冷西。下设：新闻联络，成员有熊向晖（军委联络部处长）、顾连城（新华社记者）、朱烈（上海外事处副科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等5人；新闻资料，成员有孙方（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等7人；新闻宣传，成员有李慎之（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和新华社国际部的言彪、蒋元椿等5人。
别墅办公室18人：主任雷英夫。
秘书组26人：组长王炳南。其中，秘书3人；俄文翻译有李越然（政务院专家工作室资料组长）等4人；英文翻译有章文晋（天津外事处长）、浦寿昌（政策委员会科长）等4人；法文翻译有陈定民（北大教授）、董宁川（联大驻维也纳秘书）2人；英文、俄文等速记、打字共8人，从开城代表团调回担任英文速记的冀朝铸、邱应觉等都在这个组。
行政交际组61人：组长王倬如。
上文提及的别墅，是指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驻地万花岭别墅，又名花山别墅。
据黄华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回忆：“在李克农同志的领导下，代表团的准备工作侧重在研究出席会议方案、准备会议文件及参考资料和配备出席会议的工作人员。具体分工分七个组进行，其中四个组专门研究我国的与会方针及解决会上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的方案和对策。”该书谈到的各专门小组的人员配备，同熊老的记录是吻合的。
黄华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各组除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外，还特别注意抓紧学习，了解与会议有关的各种背景情况。新闻组曾组织全组人员和记者团的同志一起听乔冠华、宦乡、陈家康等做的关于朝鲜、越南等问题的情况介绍。在翻译工作方面，还请徐永瑛对初选的十几位参加口译和笔译的同志进行测验，对翻译的准确性和速度逐一评定，确定谁做口译，谁做笔译，谁做中译外，谁做外译中，谁定稿，等等。外交部情报司会同部内各地区业务司及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十多种涉及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我国重要对外关系和其他国际焦点问题的参考资料，不仅供中国代表团参考，而且还提供给兄弟国家的代表团。
3.新闻工作者团队
在熊老的工作记录中，有一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记者团成员名单，颇有史料价值。名单如下：
人民日报特派记者 吴文焘
人民日报记者 李庄 杜波
新华社记者 沈建图 李平 杨翊 陈适五 章瞻华
大公报记者 王平
东北日报记者 汪溪（女）
南方日报记者 郑揆
中国青年报记者 刘宾雁 朱良
新华日报记者 王亚生
解放日报记者 范迪之
新闻日报记者 刘思慕
光明日报记者 孙承华
工人日报记者 赵自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杜宏
人民中国杂志社记者 李风白
世界知识杂志社记者 张辛民
新华社摄影记者 刘东鳌
电影摄影师 苏河清 龙庆云 王奎家
新华社翻译 王箭锡 丁乙（女）
人民日报翻译 刘诗奎 刘茂俭 杨书明
记者团团长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担任，副团长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吴文焘和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李庄。李庄在《锋芒初试——1954年日内瓦会议采访回顾》（载《中国记者》1993年第3期）一文中回忆：“每个入选人员都兴高采烈，引以为荣，就像革命战争时期被选入攻坚冲锋的突击队那样。大家清楚重任在肩，都有一种慎重初战、不辱使命的责任感。”“除了日内瓦的现场报道外（我们通常把这叫做‘前方’），新华总社和国外分社也作了大量报道，谈各国对日内瓦会议的反应，各方面对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舆论动向，以及背景材料等等。国内报刊也发表大量评论，揭露美国及其仆从破坏日内瓦会议的恶行，支持我国和苏联、朝鲜、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义立场。前方、后方密切配合，是这次宣传报道的一大特点。”
《新华社记者与日内瓦会议的报道》（载《新闻与写作》2012年第12期）一文中说：日内瓦会议日常报道由新华社负责。李慎之、言彪等以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名义参加了全体大会，他们按日撰写评述性的会议综合新闻，客观介绍会议情况。新华社其他记者以及中国各报社和电台的记者，则根据各自特长，从不同角度，分别采写与会议有关的评论、综述、通讯、特写、散记、花絮等，再加上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形成了中国媒体对日内瓦会议的全面、立体式报道。在北京新华总社，国际部主任黄操良领导一个临时组专门日夜处理前方报道团发回的稿件，并组织新华社国外分社积极进行配合报道。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仅《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记者的新闻、通讯、评论，汇集起来就有三四十万字。这些用辛勤汗水写就的篇章，成为后来人研究日内瓦会议的重要参考。在熊老记录的名单中，沈建图当时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新华社编辑委员会委员。这位精通英文的归国华侨，是新华社最早的对外英文广播事业开创者之一。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他在朝中代表团负责新闻发布工作（参见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华社烈士传》，新华出版社2016年版）。在日内瓦的前方，沈建图是记者团中极少数能用英文直接写稿的人，共采写了20多篇有广泛影响的会议评论。他发回的第一篇评论《新华社记者评五天以来的日内瓦会议》，刊发在1954年5月3日《人民日报》上。1955年4月11日，这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的报道工作，因乘坐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国民党特务预谋破坏，牺牲在印尼所属的大那多那群岛的斯达瑙岛附近。同机的石志昂、李肇基、杜宏、李平等也一同罹难。案件发生后不久，熊老作为周总理的代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共赴香港处理此案。
4.代表团名称、全权证书格式与新闻发言人的确立
在熊老的工作记录中，收录了王炳南3月8日给周恩来的报告。
总理：
关于代表团名称，经与专家研究后拟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简称“中国代表团”，……参照苏联参加联合国会议名称“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而定，无“政府”字样。妥否请批，以便刻印章、印信封信纸用。
周恩来于3月9日批示：“请告浩办。”“即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熊老在《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一文（收录于《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中还提到：总理还要克农注意吸收外交部顾问、专家们的有益意见。如原国民党外交起义人员刘泽荣等提出的关于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及代表团应设对外发言人等。关于这个细节，在熊老的工作记录中也有反映。1954年3月6日，外交部董希白致信章汉夫，信中提到：涂元檀、刘泽荣、陆殿栋三位先生提出对于我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五点建议，其他顾问多次作共同修改。外交部对他们主动地提意见表示欢迎。
这些意见包括：
一、会议特点……
二、程序1.议程 2.表决办法 3.主席问题 4.席次安排 5.语文（中俄英法）
三、方案及资料问题
四、代表团的组织 1.首席代表 2.代表及副代表（大使颁发全权证书） 3.顾问及专门委 4.译员人才 5.发言人 6.交际人才 7.代表团办公处及住所（应派秘书长一人）
五、我与各国代表团的往来 1.初次见面 2.交往
根据专家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设对外发言人，由黄华担任（另一说为黄华、吴冷西和龚澎）。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回忆：“当时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龚澎负责新闻工作。为了对付记者招待会上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我们内部还开了一次模拟的记者招待会。有人提出问题，发言人回答，看是否答得妥当。那种群策群力、热气腾腾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动。”
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中作了更为生动的回忆：“黄华是代表团发言人。出发前，在外交部礼堂三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演习。办法是集中懂英文的新华社记者扮演外国通讯社记者，尽其所能提出各种问题刁难这位发言人。这些‘外国记者’也毫不客气，挑衅性的、侮辱诽谤性的、威胁恫吓的、‘据理’质问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提问。”在日内瓦会议上，黄华和龚澎表现出色，就连西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年轻优秀的”发言人。
5.安全保卫工作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公安部派出的警卫组全面负责。在熊老的工作记录中，收录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3月19日给周恩来的报告。报告说：送上随赴日内瓦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名单，人数根据伊万诺夫同志的建议，由徐子荣与李克农同志一起商定，共20名，一般政治上都较坚强。上述人员由李广祥为正，李富坤为副。
3月19日，周恩来批示：“送克农同志审议，我意侦保、化验可以不要。”
修环撰写的《日内瓦纪行——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安全保卫工作追忆》（载《人民公安》1998年第10期）一文，为这条史料提供了翔实的注脚。该文提到：1954年3月19日，罗瑞卿向周恩来报告组成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名单。周恩来于3月20日审批同意。随后，徐子荣代表公安部党组，审议批准了为此次出国警卫人员制定的四条纪律。第一，提高警惕，忠于职守，确保首长及代表团的安全，未经允许不准擅自脱离首长，不准随便离开岗位，若遇紧急情况，要勇敢机智，奋不顾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来确保首长的安全。第二，绝对保守国家机密、严格约束自己。第三，坚定阶级立场，严格遵守纪律，绝对服从指挥，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第四，讲究礼貌，注意态度，并注意外交礼节与国际影响，要保持国家尊严。这四条纪律印发代表团警卫人员每人一份。“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李克农统一领导，具体组织实施由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李广祥和九局副局长李富坤负责。代表团警卫组下设会议住地、随身警卫、情报、车辆交通、食品化验、保密6个小组，确定专人分工负责。”
6.医护人员人选
熊老记录的一则史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3月19日给周总理的信。信中建议：
一、配有医生二人，除黄树则外，可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同时代表团一百余人，仅黄一人可能照顾不过来）。如同意，请批由总后勤部暂调。
二、配有护士二人。
同日，总理批示：“同意医生黄树则、史书翰二同志，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
当时李克农是抱病领导中国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李克农“为了保证总理的健康和安全，把史书翰换成总理的保健医生周尚钰。由于总理坚持，偌大的代表团未带一名护士”。（参见《周恩来、李克农与1954年日内瓦会议》）
熊老在工作记录中，还摘抄了有关李克农的两条史料。一条史料是傅连暲4月5日给刘少奇的报告。报告说：李克农同志身体有病，乘坐飞机极不相宜，妥善的办法是乘火车先启程。黄树则同志曾将此意见报告杨尚昆同志，可待周总理同意后决定。同日，刘少奇批示：周总理回京后处理。当时周恩来正在莫斯科出席苏、中、朝、越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
熊向晖在日内瓦（照片由熊向晖女儿熊蕾提供）
另一条史料，是黄树则4月5日给傅连暲的信。信中说：
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心前区疼痛，经中苏医生检查，未得出肯定的结论。……他前晚感冒发热，热度较高时伴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以往他每至春季，情况略有好转，但今年不同，尤堪注意。他曾于1946年乘飞机来往于北京和延安之间，一般未发生不适症状……但已过八年，身体情况已有不同。由北京到莫斯科的途中，除我护送外，应派苏联大夫一人。李克农不同意。
后经周恩来批准，李克农乘火车先行一步。据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一书载：“中国代表团代表李克农同志身体不太好，飞日内瓦须经由苏联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北京到伊尔库茨克航线上气流大，李克农经受不住飞行颠簸。周恩来心细，考虑到这一点，叫他的秘书马列通知我，由我陪李克农乘火车先行出发，到伊尔库茨克等候。周恩来乘飞机到达伊尔库茨克时，我再陪同李克农上飞机，与周恩来同机飞往莫斯科，而后转飞日内瓦。”
7.置装及其他准备
在熊老的记录中，有一条颇有意思的材料。这是王炳南3月20日给周恩来的报告。
总理：
关于代表团各项准备工作，简报如下：
一、人员
名单已送徐子荣政审，现除少数人员外，已集体办公、学习，从十七日起，分别制装。国外人员即限期集中，国内人员即办护照签证。
二、资料
现成的已搜集齐，新编的三月底可印完。
三、专题
会议拟讨论的问题，由各组提出方案，写成发言稿（三月底完）。
四、电讯……
五、行政
代表团住房及交通工具，保卫员已亲去日内瓦租定。图书用具及安全物资，十八日已由韩叙押运去瑞。
六、制度
开支及制装。工作制度。保密与纪律。旅馆住地生活制度、会计要求。
七、学习
各组正阅读材料，组织讨论，熟悉情况，翻译及速记拟作八次演习。出发前拟全体人员组织三次报告。（1）……日内瓦情况介绍（2）保密及纪律（李副部长）（3）生活及礼节应注意事项（王倬如）。
八、出发
（一般工作人员拟四月初坐火车出发）。代表团主要人员（两专机）拟四月十四日出发，十五日抵莫，停一周后廿四日抵日内瓦。
以上妥否，请示。
3月21日，周恩来批示：一般同意，似可加急批示。周恩来并在“分别制装”处批示：西装不必全制，不必两套。
多年后，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提到：说来非常有意思，在考虑置装问题时，我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要庄重、严肃，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当我们穿着这套服装出现在日内瓦大街上时，只见路人都恭敬地立定，向我们脱帽致敬。以后我们才知道，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很多人误认为我们是传教的牧师。这是件小事，却也说明我们初次走向国际，有多少东西要学习。当然瑞士人民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只要得知是中国代表，他们热情极了。瑞士人民开朗的笑脸，友爱的举止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8.前往日内瓦
在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的工作十分繁忙。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4年3月5日、6日，分别约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日内瓦会议期间加强外交活动的计划、配合日内瓦会议的国际宣传问题。3月6日、10日，接见朝鲜南日外相，商谈中朝双方出席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准备工作事宜。3月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获会议批准。3月29日，会见胡志明，商谈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3月3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情况。4月上旬，前往莫斯科出席由苏、中、朝、越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4月1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将起草好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五个文件提交会议讨论。4月19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回答中国与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同日，将修改后的五个文件送毛泽东审阅，当晚去毛泽东处，随后再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一时期，周恩来还投入很大精力，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讨论，以及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处理，可谓日理万机。
周恩来抵达日内瓦，向欢迎者挥手致意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回忆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工作时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不仅工作人员走此夹道，周恩来回来晚了，怕吵着同志，也走此夹道。陈浩称之为“周恩来夹道”。
在紧张忙碌的准备中，出发的日子临近了。
1954年4月20日，是中国农历的谷雨。北京是个晴天，最低气温3℃，最高气温21.3℃，平均气温12.4℃，最大风力5级，并伴有扬沙。这天清晨，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乘机启程，同机前行的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远在千里之外的日内瓦，春天已迟迟到来，花木在莱蒙湖畔渐次开放。日内瓦会议将要拉开帷幕，这座城市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感谢熊蕾同志为本文提供的资料，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