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与一九六二的“大饥荒”

胡新民

1942年大饥荒，河南人民逃荒

当年，电影《一九四二》一经上映，就引起了热议。网上有人有意无意地把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与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挂钩，有意无意地等同起来。

其实，那是一个误区。原因很简单，两者有根本的不同。现在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有人描述为“大饥荒”的年代是1959-1961年。关于这个年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认为在中国农村饿死人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否形成了“大饥荒”，即饿死了数百万以至于数千万人，则没有定论。学界对此也有争论。肯定者有杨继绳的研究，否定者有孙经先的论文。1942年的大饥荒是有定论的。

据史料，1942-1943年的大灾荒，不仅发生在河南，也发生在河北山西等数省市，仅广东省也饿死约300万人（一说50万）。那时的大灾荒发生的地区涉及到国统区，日占区和共产党的抗日边区，但后者的救灾赈灾的积极得力与前两者的消极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后者就没有形成大饥荒。对于新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不但学界有不同意见，官方更无此说，至今亦无权威资料支持此说，社会上的认同率并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境外某些书刊杂志，喜欢移花接木，把旧中国的饥民照片也“接”到三年困难时期上，这更是弄巧成拙。因此，两者的饥荒被认同的程度是完全不相同的，这是其一。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某些专家学者们的看法和一般农民的看法大相径庭。那些专家学者们的笔杆子上的功夫比较足，而普通农民更多的是从亲身经历说出自己的感受。例如湖南的《新湘评论》在2012年的12期就刊登了一位老农民的来信，全文抄录如下：

“建议核实。阅读刊物连载的作家彭学明同志的长篇散文《娘》后，深悟母亲的崇高伟大。时下一些人亲情淡化，孝敬父母之心缺失，十分有必要倡导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高尚美德。‘三年苦日子’给全国人民带来了灾难，饥饿受冻，死了一些人，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不是如《娘》中所云：‘山上的草和树叶都吃光了，没有活路了……’(《新湘评论》2012年第8期52页50行)我今8旬有余，也是‘苦日子’过来的人，但却未见未闻类似此事，这样的记载描述，似有误导今人后人之嫌。建议核实。(永顺肖非)”

顺便补充一句，彭学明所写的古丈县，和永顺县同属湖南省湘西地区。

最近还有一个例子。四川绵阳民间寺庙塑毛泽东像。庙主人贺清珍说：“毛主席是穷苦百姓的大恩人，他解放了我们，我们有今天，一切都来源于毛主席，毛主席是现在好日子的开头和延续。”贺清珍还举例说，在上个世纪5、60年代，虽然大家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每天缺食少穿，但我们不怪毛主席，因为国家那个时候要还外债，我们理解。而大家每天做事精神十足，业余时间还要载歌载舞，因为那个时候有信仰。（见凤凰网历史频道2012年7月5日）

为什么直到现在，普通农民仍然对毛主席有好感呢？因为他们确实知道，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在新旧中国都是一贯如此。美国汉学泰斗级人物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中概括得十分到位“不管毛的声名毁誉如何，他的丰碑是建立在农村的。”反观1942年，造成那年大饥荒的最本质上的原因还是国民政府一贯漠视农民利益。旧中国有位最著名的研究农民问题的专家，也是享誉世界的大学者，大思想家，被誉为“中国脊梁”的梁漱溟先生，在考察抗战时期的民生凋敝的农村时，愤怒地写道：“民国三十年正经事一件没有做，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当他看到农民的极端穷苦时，甚至说出：“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见《梁漱溟自述文录》），可见当时农民的状况是何等的悲惨。还有美国伟大的女性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她十分熟悉中国的农村，1931年发表了堪称中国农民史诗的长篇小说《大地》，立即成为畅销书，1938年因此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她在1938年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见《文史参考》2012年第12期），可谓一针见血。

对中国老百姓的利益，特别是农村老百姓利益最为关注的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三年困难时期的造成，中共当然有工作上的失误，当然也有愧于国人。但中共始终和广大人民，广大农民站在一起，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也是广大农民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所在。就连知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一再肯定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的正确。他还写道：“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企图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是毛泽东毕生执著追求的目标。‘大跃进’时期，他企图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历史最是无情，终于惨遭失败。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程度他是清楚的，他自己也曾半年不沾肉食，也曾把野菜当粮食吃过。”（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因此，一个政府极端不关心农民利益而无视农民的死活，和一个政府急于为农民过上好日子而犯了急躁的错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府、两种政府。老百姓心中有一杆秤，他们最明白！这是第二个不同，也是不同的关键问题。

现在再来看看第三个不同。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在新中国诞生前说道，中国的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中共才有机会发动农民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不过中共肯定也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人肯定也会推翻共党的暴政。毛主席不相信这一套，而蒋介石对此番议论却是了然于胸的。因为1942年他的糟糕表现实在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历史因果报应到来得很快。1944年侵华日军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做最后的挣扎。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积怨已深的农民，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被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农民束手就擒。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多么希望这幕惨剧能够出现在共产党执政的舞台上。

当今社会有些专家名人，总喜欢选择性地恢复历史真相，热衷于拼图，热衷于抠细节，热衷于抓片言只语，完全忽视了历史大势，忽视了历史主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发表的东西不但缺乏公信力，而且容易误导人，什么饿死了X千万，什么“1960年的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此语出自当下中国名声最大的作家）。1962年前后的蒋介石，算是玩了一回穿越，受到了今天那些描述的误导。他迅速发现了他的反攻大陆的宏图大业到了实施的最好时机，这是他逃到台湾后千方百计寻求的最好的战略机遇期：既然中共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中共不亡，岂不天理难容！何况自己1942年救灾不力引发了1944年河南农民围攻自己子弟兵军的惨状还历历在目！死了数百万就酿成如此大祸；现在死了数千万，中共政权岂不是危如累卵危在旦夕？但是，后来发生的一切完完全全戏弄了蒋介石一回。从1962年10月开始，台湾当局连续派遣武装特务40股，先后分5次窜犯大陆打前站，但统统没有逃脱被歼灭的命运。那些“没有活路”“忍饥挨饿”和生活在“黑暗”中的大陆民众不但没有与国军先遣队相呼应，而且他们一登陆，就落入到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手编织的天罗地网中。两相对照，1942年-1944年发生的事情和1959年-1962年发生的事情难道不是不相同吗？后来蒋介石算是清醒了一回：大陆人民就是挨饿，“没有活路”，也不欢迎他老人家回来“复兴”；哪个政府对人民好，人民心里明白。反攻大陆因此不得不偃旗息鼓了。有位当年参战的老人，谈到今日台湾的台独逆流时说道：“当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来发难。现在他说不来就不来了，还吵着要分家单过，事情难道就可以这样完了吗？！”

今天的某些专家名人还喜欢把我国学校当前的历史教育称之为政治宣传。所以，笔者决定把新中国的1962年放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中，看看美国当年是怎样看待新中国的，或许更可以更明白这个1962年不平凡的意义。从国共内战开始，美国政府就开始了一边倒政策，扶蒋反共。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一直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态度。直到1959年，也就是新中国开始三年困难的第一年，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开始着手改变对新中国的政策。这一年，美国的“康伦协会(ConlonAssociation)”应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请，开始提供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关于对华政策，提出了不可忽视中国的发展壮大的实情，使美国当局逐步抛弃了中共执政是“暂时性”的陈腐幻觉。到了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美国终于察觉到了新中国的崛起的端倪。当时美国最有权威的代表东部权势集团的外交政策机构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中国的项目。1962年4月，他们通过一项文件，认为60年代美国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是“共产党中国对整个自由世界在亚洲地位的不祥的挑战”。项目的预算是46.5万美元，当时算是一大笔钱。仅此一点，也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他们的研究内容，后来都陆续解密，公布于众了。

他们认为，关于新中国的政权是否稳固这个问题，几乎已无人能否定，无论美国愿意还是不愿意，“共产党中国就在那里，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在政治上，除了像极个别的死硬派还念念不忘从内部颠覆新中国政权外，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有人还举出1962年中国在福建抓获大批国民党特务一事为例，指出，特务这么快就被抓获，说明国民党一贯宣传的，一旦他们反攻大陆就会得到大陆人民里应外合之说不确。（见《纽约时报》1966年12月8日）关于中国经济，当时公认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历山大.艾克斯坦（Alexader.Eckstein）在“大跃进”、三年困难和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写出报告。他详细研究、分析了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发展的动力和模式，每次变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的情况等等，得出的结论是：总的说来，中国已取得经济上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足以保证高生产、高收入和高消费，却足以维持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保持能在亚洲推行其“野心”的军事力量。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要“垮台”之说。后来，他们总的结论是“中国对世界事务的重要影响这一主要因素是美国无法逃避的”。（见《纽约时报》1966年5月15日）

温故知新，以史为鉴。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与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不同就是不同！一九四二年的大饥荒，是腐朽的国民党政权走向覆灭埋下的一个祸根；而“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新中国为什么能？因为“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人民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使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新中国的看法，不得不承认新中国在强大；而1942年以前的美国，对国民党政权还抱有很大希望，但这次1942的饥荒之后终于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开始意识到国民党政权会由腐败走向崩溃。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