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炎黄春秋》的《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了由其“核心作者”彭迪和钱行合写的《五四精神 普世价值》一文，该文被置于该刊的第一篇，无疑是一篇代表了《炎黄春秋》观点的重头文章。通读之后，感到问题不少，谬误很多，需要加以评论和批驳，以清除其流毒和影响。

一、什么是“五四精神”？

彭、钱在文中说：“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还说，“人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五四’精神是普世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说实大谬也。

我们知道，所谓“‘民主与科学’精神”是陈独秀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里提出来的。他写道，“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于其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后来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他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说，“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同上，第97、98页）

在我看来，如果把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作为“五四精神”，那“五四运动”还只是停留在文化运动的层面，还不是一个政治运动；还只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还根本谈不上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很久，有关民主和科学的问题就已经提了出来。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谓“夷之长技”，即“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后来曾国藩提出“师夷智”论，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所谓“夷智”、“西学”也就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论，其实就是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

 彭、钱说“‘民主与科学’精神”“不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救国兴邦的道路，而且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更属无稽之谈。“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因为它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是因为它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这个“重新考虑”很重要，因为过去都是学西方，但是，西方的先生老是欺侮东方的学生。一部中国近代史，从一个方面说，就是一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从1840年英国的鸦片战争起，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列强以其船坚炮利打败了中国，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占领了中国的大量领土，并从中国掠走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珍贵文物。西方列强只是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附庸，而绝不会让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繁荣富强的国家。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了这一点。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等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独秀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对西方列强由崇尚而转为反感乃至敌意。他在《<新青年>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117页）在这方面，孙中山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观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结论是：“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39页）这个“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苏联，而绝不是西方列强。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这一点已经为实践所证明，而中国的近代史也早已证明，把西方的所谓“‘民主与科学’精神”说成是中国“救国兴邦的道路”是完全错误的。

至于把“‘民主与科学’精神”说成是“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了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说成是“普世价值”，那就离真理更远了。不是别人，正是在五四 运动前几年就已提出“民主和科学”精神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发生半年后也鲜明地指出，要“打破‘天经地义’、‘自古不变’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这里的“前代贤哲”当是指马克思，“当代贤哲”当是指列宁，而绝不会是前代或当代的哪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或思想家。他还谈到“真的民主政治”，说“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它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是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同上，第117页）这里也可看到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已经持批判的态度了。而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里，他更严格区分了民主在不同时代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内容：“18世纪以来的‘德莫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如今20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的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同上，第123页）这就清楚告诉我们，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莫克拉西”已经不是西方在18世纪所提倡的“德莫克拉西”了。他们显然已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两面不同的旗帜，陈独秀将二者区分得如此清楚，彭、钱一文又怎么能把它们合二而一说成是所谓“近代文明世界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和前进方向”呢？又怎么能将其称作“普世价值”呢？

然则，什么才是五四精神呢？

讲五四精神，不能离开五四运动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本身。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其发生的背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知道，一战期间，北洋军阀政府也宣布参加协约国（由英法俄等国组成）对同盟国（由德国、奥匈帝国等组成）的战争。协约国的法国在中国中国招募了14万华工，他们虽然不直接参加战斗，但是作了大量极其艰苦的后勤保障方面的工作，如清理道路、修筑工事、扫除地雷、装卸物资、救护伤员、掩埋阵亡士兵等。协约国的俄国也在中国招募了数万华工。1918年11月，一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和会却不顾中国的要求准备将其全部转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全国震怒。5月4日，北京大中学生3000余人集会于天安门前，会上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口号，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赵家楼冲进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且焚烧了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32名学生。5日，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天津、保定、上海等20多个地方的学生纷纷响应，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会。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了800多名演讲的学生，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纷纷罢工罢市。6月5日至10日，上海有80000多工人参加了罢工，特别是沪宁和沪杭铁路个人参加罢工，使交通一度瘫痪。随后，全国100多个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商人参加进了罢工、罢课和罢市的斗争。应该说，工人阶级的参加斗争使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知道，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人阶级也随之壮大，他们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巨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全部学生，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币制局总裁，前驻日公使）的职务，并且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参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虽然就反帝、反封建的总任务而言，五四运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胜利。但是，它的规模之大，它的影响之深，它所显示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也就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却写下了崭新的一页。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页）如果要说五四精神，这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精神或彻底的革命精神就是第一个要大书特书的五四精神。

五四运动的第二个精神，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精神。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起的一个运动。十月革命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有了新的觉醒。毛泽东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了顽固分子以外，一切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从五四运动的发展来看，情况也确实是这样。在五四运动的开始时期，主要还是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运动，但是，“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运动了。”（同上，第700页）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比以往的革命运动彻底而不妥协并且能够取得胜利，其原因也正是由于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参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五四运动的第三个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前期是一个文化运动，以后又由一般意义的文化运动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它的发展造就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左翼，也是五四运动的主流，他们的方向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而他们所进行的宣传活动以及他们与五四运动右翼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还培养了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一代。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虽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开端却是五四运动，其精神当然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同上，第700页）这样说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而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也正在这里。

二、关于“民主和科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彭、钱在文中编造了一套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理论”，说什么，“民主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科学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其实，当初资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提出“民主”一类的口号，只不过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不是“为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创造条件”。至于“科学”，人们所理解的“科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指的只是“自然科学”而并不包括社会科学，人们研究科学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而绝不是什么“为探索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依据。”事实上，当初提出科学的直接目的，乃是为了反对旧礼教或“孔教”，并未涉及“社会前进方向和经济发展规律”这样的大问题，彭、钱所言与历史事实未免也相去太远了。

彭、钱一文还把民主、科学与政权联系在一起论述，分析了既有民主又有科学的政权，分析了只有科学没有民主的政权，还分析了既无民主又无科学的政权。其实，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其决定的因素并不是政治或政权，而是经济或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早在1844年《德法年鉴》的文章里就已明确指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而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更做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只知道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毫无疑问，属于政治范畴的民主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

至于科学，应该说，在科学出现之前，人们还处于愚昧状态。由于对自然界不了解，人们把一些自然现象归因于上苍的安排，对其盲目崇拜，于是就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后来的统治阶级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宣扬人的命运都是神的安排，上帝的安排，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来生来世，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科学产生后，揭开了一个个自然的奥秘，给了愚昧的宗教迷信以沉重的打击，而许多科学家也因而受到宗教的种种迫害。恩格斯说，“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清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3页）但是，若说到科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认识的主要动力”。（同上，第703页）他在晚年写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都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上，第732页）

彭、钱一文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既讲民主又讲科学的，而事实是，他们说的所谓民主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对于这种民主，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早有识破。我们知道，孙中山曾于1896年在伦敦被捕，脱险后继续在欧洲进行考察，了解其政治风俗，并且结交其朝野贤豪。他后来说，“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更公开地昌言，“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终无成耶！”（《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89页）而在1923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解释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西方所谓民主的局限和弊端：“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能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0页）不想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彭、钱之识见还如此落后于孙中山，是应该感到汗颜的。

至于彭、钱在文章里说“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政权，外不能抵御强权，内不能取信人民，迟早要被历史淘汰”，我们倒是要问：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略、所奴役，难道是活该如此吗？在这里，文章不仅没有一句谴责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话，反而是在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辩护。问题在于，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就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但是，结果怎样呢？中国不仅谈不上什么进步，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了附庸国的地位，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号召人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却要人们进一步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呢？！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彭、钱在文章里竟然把社会主义苏联和德日法西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称他们都是所谓“只讲科学，不讲民主的国家”，说他们也一样“往往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从经济制度上来说，他们和英美法等国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说德国和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试问，被彭、钱称为“讲民主和科学”的英美法等国难道就没有发动过侵略战争？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中法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的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以致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战争？美英法在二战后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不少。这些事实能够否定吗？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曾经引用美国作家莫里斯《殖民史》一书的材料，比较了英国、法国和德国从1815年到1899年所占殖民地面积和人口的情况：

英国                 法国                德国

年份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面积       人口

       （单位百万平方英里）（单位百万） （单位百万平方英里） （单位百万）（单位百万平方英里） （单位百万）

                        （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页）

英国一些政治家的言论也充分表达了这种向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比如在1895年，那个臭名昭著的英布战争的罪魁祸首塞西尔·罗德斯就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个宿愿就是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2页）

实际上，无论是英法还是美国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绝不像彭、钱在文章中说的那么文明。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西方殖民者在历史上对原住民所进行的灭绝种族政策丝毫也不亚于希特勒。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开始向美洲大规模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多少原住民遭到了这帮“文明人”的剿杀？！他们甚至提出赏格，交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皮可获多少奖励。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一百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五十镑！有人居然为这些殖民者辩护，说当时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成立，不能将这类劣行算在美国的账上。但是，若没有这些“先驱者”，又怎么会有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问题还在于，即使在美国建国以后，这类剿杀印第安人的行动也并没有停止，它甚至成了作为总统的国家政策继续施行。下面是被称为美国“四大国父”的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塞多西·罗斯福在这方面的一些言行：

“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John Sullivan少将攻打Iroquois人民时说：（假如）将废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而是被摧毁了。 在屠杀灭绝印第安人过程中，华盛顿还指示他的将军说：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他甚至把印第安人和狼相提并论，说“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

杰弗逊说，“如果我们约束自己不去举枪迎向这些部落，那么在这些部落灭绝之前我们将不会安静地躺下，或者被驱赶出密西西比河以外。”他还说：“在战争中，他们也会杀死我们中的某些人，但我们会杀死他们全部！” 美国人必须“追求灭绝印第安人或者将他们驱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

林肯于1862年下令绞死了38个明尼苏达曼卡托地区的达可它人苏语部落的38个酋长。这些被绞死的人大部分都是他们部落的神职人员和政治领袖。这些酋长之中没有人犯过他们被美国政府所控告的罪行，林肯总统有意铸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冤杀死刑。

.塞多西·罗斯福说 ：“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终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个好印第安人有9个必须是死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细查询第10个死亡的案情。罗斯福害怕美国上流阶层正被“无限制繁衍的次等种族群体”，和那些“完全的无能者”，那些“没有丝毫价值的人”所代替。 

（见网上美国学者David Stannard的美国屠杀历史研究档案）

可以说，美国的种族灭绝政策比之于后来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毫无逊色。还应该看到，美国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种族隔离的现象直到上世纪60年代还很严重，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会得到那么多黑人的支持和参加，也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在1964年不得不通过《民权法案》并宣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为非法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论是德国的投降，还是日本的投降，苏联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彭、钱在文章里却故意加以抹煞。这是徒劳的，因为，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不是谁要否定就否定得了的。这一点，在欧洲战场是很清楚的，苏联是抗击德国的主要力量，而第二战场是后来才开辟的。至于亚洲，实际上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中国和美国有能力打败日本的话，美英为何还要与苏联签订雅尔塔协定，要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后向日本宣战？到1945年，在中国的东北，日本还有一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如果不是苏联在8月8日出动150万重兵，仅用一天时间就击毙8.3万关东军，日本能够在8月15日宣布投降吗？当然，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但是美国之出此招是怕苏军在日本登陆，影响美国的利益才这样做的，显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至于彭、钱说“笔者首次去前苏联东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看到它们的生活条件，教育水平比中国高，我们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高兴。另一方面也看到一些负面现象。莫斯科的建筑高大庄严，令人肃然起敬。但道广人稀，日用商品奇缺。一些官员向我们宣讲他们的成就。但人民情绪不高，工作人员散漫拖拉，政治气氛沉闷，说话小心谨慎。”这个说法显然也值得推敲。苏联本来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其人口密度比中国低得多，二战中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达2700万之巨，“道广人稀”应该说是很自然的现象，何“负面”之有？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失业，没有闲人，大街上没有乞丐和流浪者，应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现象，有什么可以说三道四的？记得在50年代，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曾到东北视察，回校后也讲到东北一些城市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与上海等城市很不一样，他不仅没有一点微词，还大加赞扬。这也可以看出，对同样的事物，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评价。说苏联存在“日用品奇缺”的现象，看来也应实事求是，苏联因为所处的国际环境而着重致力于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是无可厚非的。这当然会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但是从苏联在战后多次降低消费品物价的情况看，人民的生活还是不断改善的。在这方面，曾在苏联工作过14年之久的原新华社驻莫斯科记者盛世良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说，“在苏联时期，普通人过的起码是温饱，绝大多数是小康水平，当时平均工资是200多卢布，如果买面包，一个800克的面包是0.25卢布，一度电是0.02卢布，一个月用100度电是2个卢布，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是200卢布，如果吃饭一个卢布就吃的相当不错，肉、蔬菜、水果都有了。”他表示，他“喜欢苏联这个国家，也喜欢苏联人民。”而彭、钱却说“人民情绪不高，工作人员散漫拖拉，政治气氛沉闷，说话小心谨慎”等等，这显然也与作者的偏见有关。试想，如果苏联人真像彭、钱所说的那样，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怎么总是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容否定

彭、钱在文章里还说什么，“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中国也是失败的。它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中国一些开国领导人原来大都受‘五四’精神感召，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有的在西欧和日本等地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有着开阔的视野，立志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中国献身。但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甚至结果是“五四”精神名存实亡，‘德先生’‘实际上就“靠边站’了。”

可以说，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应该批判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不是“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抄来的”？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早就有像花朵重要论述。比如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作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块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曾指出：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有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的信里还说了这样的话：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篡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而在1875年4月底至5月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里，马克思又再一次指出：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从以上引述的情况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绝不是如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只是马克思偶尔使用的一个“词儿”，而是马克思一贯坚持的一个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加进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新内容”。

至于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通过列宁和斯大林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我认为，由于《共产党宣言》早在1920年就已经有了陈望道的中译本，而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也早在30年代就在延安出版，应该说，当时完全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神，而不必等到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出版后才去了解它。

应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曾经被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所阉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里就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辩论新的纲领草案的过程中，曾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坚持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且还专门写了一篇《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对于在社会民主党内开始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恩格斯除对绪论提出了十条具体意见外，特别是对“政治要求”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大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多得到些达到主要整治目标的手段，但这主要目标却决不能达到。”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民主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412页）他在1891年6月29日给考茨基的信里也提到，“我本来想使绪论部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马克思恶果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120页）但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英语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对恩格斯的这些批评反应冷淡，并没有完全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对草案作出修改，以致我们今天看到的《爱尔福特纲领》虽然较之《哥达纲领》有所进步，但是仍然留下了重大的遗患。

在这方面，首先注意到《爱尔福特纲领》这一重大错误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发言里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只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35-236页）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载有列宁这一重要论述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的《4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发言（7月30日）》在旧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是收录的，但是在新版即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里却被删除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载有如此重要内容的文献怎么可以随便删除呢？是不是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做了手脚？希望中央编译局能够严肃查究此事，向读者作出说明，并在将来出版《选集》时能将这一删除的重要文献予以恢复。

应该说，列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之所以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使他恢复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所阉割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给予了明确的定位，他提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列宁的这一定位，和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已经论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在经济上分析过阶级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他们都承认阶级斗争，但他们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承认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的人，也就是承认马克思所加进的“新内容”的人，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界限了。

不仅如此，列宁和斯大林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为后起的中国共产党，要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经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当然，学习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而绝不是彭、钱文章所贬低的“抄”或“照搬”。事实上，中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也根本谈不上“抄”。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产阶级还有一定的革命性，而在革命取得胜利时有些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当时并没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这怎么能够叫做“抄”或“照搬”呢？只是由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后，人民民主专政才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如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还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1956年先后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著名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又怎么能说是“抄”呢？

其次，是关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之说。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指出，所谓“科学与民主”本来就不是五四运动的“原则”；五四的精神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由于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发生的，也由于它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还由于它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并且还有无产阶级的广泛的参加，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所谓的“科学与民主”只是陈独秀在1915年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出的一个口号，五四运动发生后连他自己都没有再坚持和强调，相反，他还说了许多与之相反的话。比如他在1920年11月7日写的《<共产党>月刊短言》中就说，“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的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赃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致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页）当然，当时还处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陈独秀的这些思想也还不能说是很成熟的思想，但是，他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认识到“劳动专政”的必要性，则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情况就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在“一大”，提出了以“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和“联合第三国际”为内容的“基本纲领”；在“二大”，提出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即革命分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思想，而在最高纲领里也提到了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在“三大”，主要是解决统一战线和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在“四大”则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五大”是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举行的，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是没有对其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还继续选其当总书记，因而未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挽救革命；“六大”确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并且提出来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纲领。这以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的基础。但是，无论是在党的文献里，还是在毛泽东的著作里都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与民主”的口号，相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却是越来越清楚，也路远明晰的，而且关于在革命的进程中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也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彭、钱在文章里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原则背道而驰”之说是毫无根据的。

彭、钱在文中还说什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决定拜列宁和斯大林为师，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取代了‘民主与科学’精神。”这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拜列宁为师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早在十月革命的1917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像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鲁迅，哪一个不是以俄为师、以列宁为师啊？甚至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革命搞了几十年，最后也得出了“以俄为师”、拜列宁为“圣人”的结论。他说，“革命的始意，本来是为人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团体和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俄国七年前的革命，便彻底成功，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简而言之，俄国近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于打消无政府的主张，把极端平等、自由的学说完全消灭。因为俄国有这种好主张，所以他们近来革命的效力，比较美国、法国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还要宏大，成绩还要圆满。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美满成绩的原因，即使已越过出了一个革命圣人，这个圣人便是大家所知道的列宁，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党，主张要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党员有自由。各位革命党员都赞成他的主张，便把各位个人的自由都贡献到党内，绝对服从革命党的命令。革命党因为集合许多党员的力量，能够全体一致，自由行动，所以发生的效力便极大，俄国革命的成功便极快。俄国的这种革命的方法，就是我们的好模范。”（《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271页）

关于拜斯大林为师，那也不是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列宁很早就逝世，斯大林长期担任苏联当合国家的领导工作，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早在1939年12月20日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听起来这些话似乎有一些溢美的成分，但是，只过了一年半时间，这些话就受到了历史的检验。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打击侵略者，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打败了德国侵略者，迫使其投降，并且在三个月后又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的精锐部队关东军，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问题当然不仅是战胜了德日法西斯，问题还在于，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仅用十几年时间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国防、高度科技和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连当年扬言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对他毕恭毕敬，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斯大林不是一位世界级的伟大人物，没有超凡的人格魅力，这可能想象吗？

复次，是关于所谓“我党取得全国政权的第一天，更确切地说是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之说。

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进北平城的前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如何“向全世界发表宣告”的？彭、钱的文章都没有明说。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是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的，到达北平的时间是25日清晨。在这之前，中共中央从3月5日到13日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3月5日所做的报告中说，“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时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这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进北平城的前夕，就向全世界发表宣告，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吧。

显然，把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说成是“将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列为敌性国家”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百多年，犯下了一系列的罪行，直到最后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难道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什么“近代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国家”吗？应该说，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目标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确立，又怎么能说是到1949年3月才“宣告”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彭、钱的观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也是大相径庭的。1949年4月20日，正当我解放军准备横渡长江之时，英国的紫石英号等军舰进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人民解放军对其进行了炮击。这件事曾使当时还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国化学家傅鹰教授激动不已，他感到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正是这件事的鼓舞决定了他毅然回来报效祖国。相比之下，为帝国主义唱颂歌的彭、钱二位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当然，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极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和我们建立这样的关系，他们对我国实行了封锁禁运的政策。可见，并不是中国采取了敌视帝国主义的政策，而是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了敌视中国的政策。这里的是非也是很清楚的。

最后，是关于所谓“将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道、人性等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斥之为西方资产阶级独有的毒品，在中国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这种决策并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属于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典范”之说。　　

其实，对民主、人权之类所谓的“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进行批判并不是什么哪个人“拍拍脑袋就说了算的”，而是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所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做的事情。笔者对此在其他文章里已有不少引述，这里就不重复了。问题是，彭、钱二位作为40年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工作，竟然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如此缺乏了解，这是很让人感到吃惊的。

彭、钱的文章还说，“从1957年夏天开始，接踵而来的一系列反右政治风暴，为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唱赞歌。一场如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清醒前进的历史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从而切断了一场新中国的思想启蒙，中国又回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愚昧时期。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强调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全国鸦雀无声。”

看来，作者对无产阶级专政十分反感，十分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实，哪个国家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够没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这样一些专政工具？没有这样一些专政工具，统治阶级就可能被推翻，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统治。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常识性质的问题了，为什么还认为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能运用自己的专政工具对那些敌对的势力实行专政呢？当帝国主义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被打倒的阶级要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时，我们怎么可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呢？毛泽东说“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邓小平说“老祖宗不能丢”，因为他们很清楚，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先烈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长期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所获得的一切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保证。1949年8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百皮书，说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毛泽东曾针锋相对地说，“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个宝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邓小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1993年9月16日，他曾对其弟邓垦说，“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绝对不容否定，也绝对否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