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导正的“新民主主义回归论”

奚兆永

杜导正先生在他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主张“新民主主义回归论”，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妄图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大搞历史的倒退，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所谓“成也新民主主义，敗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先生在文章中说，“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杜导正先生对自己的所谓“成也新民主主义，敗也新民主主义”显然十分欣赏，一会说它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一会又说它“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他的这句“名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完全不懂得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的社会，离开这个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大化、永久化，是一种反历史的观点。杜导正说这样的话，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无知，也反映了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无知。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初，就明确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他还说，“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同上，第651页）而在1948年9月为准备七届二中全会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寄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新民主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有一些属于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如新区的土改、镇压反革命等）没有完成，还必须继续完成，但是，新中国的成立毕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所以毛泽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在不在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应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毛泽东也是党中央的一贯思想，根本不存在如杜文所说的什么“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至于杜文把建国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假设说成是什么“乌托邦”，更是对毛泽东和新中国历史的污蔑。邓小平在1980年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在搞社会主义，毛泽东主席的最大的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页）他在1979年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中还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同上，第163、167页）杜导正是崇拜邓小平而反对毛泽东的，怎么可以闭着眼睛不看邓小平的这些十分明确的论述和新中国头三十年所取得的如此伟大的成就而把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呢？

还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把改革看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而杜导正却把改革看做是“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这也是非常荒谬的。

应该说，改革中有些做法的确具于退的性质，但是，把这个改革说成是“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显然是极端错误的。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改革不是也不应该是对过去已经进行的的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所谓“革命”，更不应该是再“回归”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那种状态，如果那样的话，改革岂不成了倒退，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可言？

二、所谓 “有大功的毛泽东”和“有大错的毛泽东”

杜文说，“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他还说，“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

杜文的这个评价显然跟邓小平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是大相径庭的。

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吧当合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他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同上，第347页）他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同上，第346页）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进一步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页）

两种评价的区别在于：关于功，邓小平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而杜导正则仅将其限制在1949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邓小平的评价肯定毛泽东“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并且讲到了他的“最伟大的功绩”，而杜文的评价则仅仅说“是个好毛泽东”，并且在前面还加了“基本上”这三个字做限制词。关于过，邓小平将其限制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杜导正则将其确定为“1949年夺取政权以后”，说什么‘虽不能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政策上，特别是国内政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邓小平说是“犯了错误，错误还不小”，而杜导正说“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至于功过的权衡，邓小平强调的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而杜导正强调的是所谓“两个毛泽东”：“有大功的毛泽东”和“有大错的毛泽东”；“基本上是好毛泽东”与“不好的毛泽东”。做这样的评价，其实就是想要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因为，就其一生的发展来说，是从“基本上是好”发展到“不好”；如果“盖棺论定”，当然还是不好。

杜文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那就让我们看看《决议》中“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究竟是怎么说的：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巨大持久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

如果杜导正先生承认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于1949年取得政权以后所说的所有的话就都是错误的。一方面，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结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否定1949年以后所做的一切，把搞社会主义说成是“乌托邦”，主张所谓“新民主主义回归和发展”，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三、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以及新旧三民主义混为一谈

杜文的标题是“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其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 “成也新民主主义，敗也新民主主义”，而其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有大功的毛泽东”，照理说，毛泽东的“大功”应该和“新民主主义”有关才是，但是我们看到，他讲毛泽东的“大功”时并没有把它和新民主主义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和三民主义联系了起来。更有甚者，他完全不区分新旧三民主义之不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关于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作过如下的论述：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1924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㈠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㈡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接的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㈢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㈣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购买彻底性。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688页）

问题还在于，杜文所说的三民主义，没有区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而这一区分是至关重要的。《新民主主义论》里的第十节就是专门讲这个区别的。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当然，对于新旧三民主义，不同的人们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新三民主义的说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80年代以后，大陆的史学界也有人否定新三民主义的说法。他们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并无三大政策的说法，甚至攻击毛泽东是造谣。殊不知，孙中山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三民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开始有了三民主义思想的萌芽。当时，他写了一篇《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发表在伦敦的《双日论坛》上，其中写道：“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8页）以后，在1905年2月4日撰写的《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2页）这里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民族主义（前二句）、民权主义（第三句）和民生主义（第四句）的内容，但当时尚无“三民主义”之名称。孙中山第一次讲“三大主义”，是1905年10月20日写的《<民报>,发刊词》。他在那里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上，第288页）后来，他在《建国方略》里曾谈到三民主义的形成过程。他说，“伦敦脱险后，则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2页）可以说，三民主义的提出是他考察欧美、学习欧美的产物。但是，后来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认为，俄国革命超过欧美的所有革命。他一再拿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比较，多次讲到，“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37页）这说明，仅仅有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方法、组织和训练，主义才能够实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知道下，孙中山确定了“以俄为师“的方针，并且聘请了俄国人鲍罗廷做他的顾问；同时决定要改组国民党，并且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际上，这也就给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添加了新的内容，使旧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

这一点，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表现得很清楚：

先看民族主义。孙中山以前的民族主义只是推翻满清的统治，而在《宣言》里则鲜明地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关于前者，《宣言》说，“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关于后者，《宣言》承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8、119页）。这无疑是他过去的民族主义里所没有的新内容。

次看民权主义。过去孙中山讲民权就是建立民国或共和国，而在《宣言》里则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能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同上，第120页）这无疑是他过去所说的民权主义中所没有的新内容。

再看民生主义。过去孙中山讲民生主义只讲平均地权，而在《宣言》里则进而提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对于后者，《宣言》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宣言》还说，“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宣言》还强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同上，第120、121页）这些显然都是他过去的民生主义里所没有的新内容。

很显然，《宣言》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这些新内容，是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三大政策”给三民主义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称这样的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应该说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称《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是“真释”，他说，“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而在《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里，孙中山更明确地说，“现在本党召集此次代表大会，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前几次革命，均因半路上与军阀官僚相妥协、相调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败。”他还说，“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负起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对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彻底革命的大错。所以今天通过宣言之后，必须大家努力前进，有始有终，来做彻底成功的革命。”（同上，第125、126页）这也正是毛泽东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解释（“真释”）的三民主义称之为“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因所在。

但是国民党的右派总想否定这个建立在三大政策基础上的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以后就更是如此。他们从不宣传更不践行三大政策。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三大政策是不存在的。应该说，三大政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除了《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外，许多事实也都可以证明三大政策的存在。比如联俄的政策，孙中山请鲍罗廷做顾问并且让他起草国民党党纲、党章可以说明，孙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派蒋介石去苏俄考察，直至12月15日才回，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蒋刚回上海，孙即去电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52页）同样可以说明。怎么能说没有联俄之政策？又如联共之政策，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１０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１／４。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没有联共的政策，这可能吗？至于辅助农工政策，在《宣言》里论述甚详，前面已经摘引不少，此处当不再赘述。在这些事实面前，谁又能否认三大政策的存在呢？

杜导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故意将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混为一谈，将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混为一谈。如果是无知，我们希望他能够谨言慎行，在一些自己并不清楚的问题上最好免开尊口，以免谬种流传，贻害读者。如果是故意，我们就要指出他的罪恶用心：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回归论”其实是要人们回归到旧民主主义，回归到旧三民主义，也就是回归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我们要说，如此开历史倒车，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也是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或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反动！

四、所谓毛泽东有浓厚的乌托邦情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思想

杜文说，“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

在我看来，所谓“乌托邦情怀”，所谓“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谓“民粹主义思想”，这些统统都是强加于毛泽东的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翻。

我们知道，所谓“乌托邦”是15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当时，资本主义正在原始积累时期，但是，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羊吃人”的现象，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莫尔由此而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且设想了一个关于乌托邦新岛的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在其之后，在法国和英国，还出现了像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不仅著书立说，还进行试验，希图改变社会。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有许多闪光的思想，有些思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思想来源，为人们所称赞，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们向社会呼吁，甚至希望统治阶级发善心，结果只能流于空想，而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思想，深刻地研究了阶级斗争特别是近代社会的阶级斗争，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把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列宁、斯大林在新形势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依靠无产阶级这一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毛泽东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的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通过革命胜利后的过渡时期，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将其说成是“乌托邦”，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污蔑。

杜文说乌托邦“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样说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在中国首先提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恰恰是毛泽东。早在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就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页) 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而刘少奇讲这个问题则是在解放后。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说它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主义思想”。这个批语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星注）很显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就去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搞绝对平均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绝不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如果那样的话，那就犯了时代的错误。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发展农业互助合作，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农业的社会化，当然需要大工业的发展，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农业社会化，都需要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应该看到，在农业社会化的初期阶段的互助组，还不可能对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产生多大的需求，仅仅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结合力或集体力，就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提高。实际上，如果要等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再搞农业社会化，这时工业生产的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就会因为个体经济缺乏这方面的需求而找不到市场。可见，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两者是互动的，人为地确定其先后顺序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刘少奇主张先机械化后社会化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的观点。

至于胡绳说的“民粹主义思想”，应该看到，胡绳自己也承认，“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他不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鲜明地，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

胡绳把毛泽东反对民粹主义限制在1949年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仍然需要反对民粹主义，这本身就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大的误解。前面已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这是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初就已经明确指出了的。

胡绳在他的文章中说，“毛主席在解说七大的报告时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5页.).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又说，“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 (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对此，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之所以要强调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事实上，当时还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还在实行第二次合作，并且还准备在抗战结束后成立联合政府，也就不能不更多地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毛泽东的强调是有条件的，这一点他说得很清楚，胡绳也是注意到了的，而这也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方向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不是象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

杜文说，“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我查了一下胡绳的文章，根本就没有杜文所说的该文“指出”的那些话，什么“重大失误之一”，什么“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云云，全是杜文自己的话。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胡文也确有有与杜文暗合之处。

既然胡文和杜文都把民粹主义问题看得那么重要，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所谓的“民粹主义路线”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民粹主义应该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观点。胡文说，“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是19世纪末年在俄国出现的一种思潮，列宁，普列汉诺夫花大力批评它。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毛主席说的，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民粹主义并不是“19世纪末年”才出现的，而是早在60年代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主要的思想家是巴枯宁、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马克思曾这样评介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民粹主义观点：“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民粹主义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也非常痛恨，想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基础上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对于民粹主义，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反对专制制度，痛恨资本主义，有其革命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想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又带有某种主观空想的色彩。民粹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崇拜，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指导，曾多次向马恩请教俄国革命道路问题。马恩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俄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是有其可能性的。马克思在1977年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同上）而早在1975年，恩格斯就说：“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程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620页）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作序时又再一次指出：“对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先进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但是，马恩所设想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既没有发生俄国革命，也没有发生西方革命，更不存在二者的相互补充，俄国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94年，恩格斯写道：“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页）这样，两种可能性变成了一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但是，一些民粹主义者仍然抱持过去的主张，继续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曾经是民粹主义者而后来转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后起之秀的列宁，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胡绳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些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为了全盘否定民粹主义，竟然刻意回避这一段马恩和民粹主义接触的历史，刻意回避马恩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可能的明确论述，甚至不惜把民粹主义出现的时间由19世纪60年代初改成“十九世纪末年”，这些都是有违一个学者的科学良心和职业道德的，是很不应该的。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说，“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593页）我们反对民粹主义，也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能抽象地、笼统地加以反对。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要反对民粹主义，因为民粹主义希图不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了两个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就要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当民主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革命的目标已经转向社会主义时，继续反对民粹主义就是错误的了。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宁写了大量批判民粹主义的论著，但是，后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列宁就不再批判民粹主义了，其道理就在这里。毛泽东也是这样。在建国以期，他是反对民粹主义的，而在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阶段，他就没有再反对。而在这个问题上，胡绳也好，杜导正也好，竟然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还要反对所谓的民粹主义，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还要反对民粹主义，他们那样做，实际上并不是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五、邓小平的功过是非和所谓“叫什么主义都可以”问题

杜文说，“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来看，他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论功绩，比起毛泽东还会大一些。”

在一篇文章里只用几行字来讨论毛、邓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显然是很不严肃的。讨论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要写一本书，至少要写一篇像样的有观点、有材料的文章，像杜文这样说几句没有任何论证的个人看法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在这里，我只想引用宋庆龄在毛泽东逝世后对毛泽东的评价来作为对杜文评价的回应：“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举世无双”是什么意思？就是无人可与之相比。宋庆龄是一位曾经亲身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且是有着广泛国际交往的伟大女性，她把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她的这一评价无疑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当然，我们说邓小平的功绩不能与毛泽东相比，也不是全盘否定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就做过肯定的评价。作为第二代领导人来说，我认为，邓小平的功绩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主张改革开放，一条是主张四个坚持。应该说，这两条都是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恩格斯早就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93页）列宁也说，“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板，地82页)斯大林是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的，但是，他在晚年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对此也做了重新解释：“‘完全适合’这种说法是不能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不能把这种说法 理解为仿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绝没有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现象。“（《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 577页）当然，“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做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对此，毛泽东作了一个全面地、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同上，第374页）对于毛泽东的这个阐述，邓小平曾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很明显，他后来提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论述为根据的。毛泽东不仅解决了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而且亲自领导了改革的实践。1956年，他发表《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序幕。他还说，“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至于开放，更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这些，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都有明确的论述。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也对我采取敌视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应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在这方面邓小平也说，“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上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情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时期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

同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也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本来，四项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仅讲得多，而且行动也果断有力，两个不坚持四项原则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书记就是经过他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决斗争而下台的。如果这两个总书记不下台，那中国今天还不知是怎样一种局面？应该说，这是他的又一个功劳。

不过邓小平在这两个方面也有过错。在改革开放方面，由于他性子急，急于要把经济搞上去，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资产阶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积极的限制的措施，致使私营经济过快发展，新资产阶级迅速形成。他在1985年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而在1986年他还对美国记者说，“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同上，第172页）但是，他的这些话显然都落了空。当然，这件事不能归罪于邓小平一个人，但是，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他是难辞其咎的。同样，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邓小平在所有领导人中确实是讲得最多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不彻底的。本来坚持还是反对四项原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反映，或者说，这个斗争的前提就是因为在国际上和社会上还存在阶级斗争。邓小平虽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却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列宁说，“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阶级斗争理论是“指导性线索”不就是“纲”么？显然，列宁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实际上是把工作重心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问题混为一谈了。工作重心问题，在战争时期是以军事为重心，而在和平时期则转为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但是，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就不能丢弃。丢弃了这个武器，四项基本原则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杜文说，“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

杜文没有注明这些话的出处，我也没有见过这些话，不知其真伪。对这一类说法，我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共产党的全国领导人怎么能够靠所谓“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就实现其领导呢？至于引用“赵紫阳同志”的所谓“四个字”，其实是想为当年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严厉处分、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赵紫阳招魂，更是别有用心。不过在公开发表的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里有这样的话：“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时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从这里也可知他读的马列著作不是很多。所谓“精”、“管用”，其基础和前提还是广泛地阅读，否则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精”的和“管用的”？长篇的东西也不只是少数专业的人读的，《资本论》在欧洲大陆曾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在工人群众里有过非常广泛的影响，作为领导干部特别党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可以不读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著作呢？在我看来，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不太专注于读书，其理论水平是无法与毛泽东相比的。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杜文说，“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

说“邓小平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样的话，就是邓小平本人也是要反对的。这只要看看他生前所讲过的一些话就可一目了然：

——“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页）

——“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同上，第315页）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寄上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所有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肯定，怎么能够把它说成是“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呢？

杜文说，“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去年，《凤凰周刊》曾刊登过一篇夏榆专访杜导正的文章的文章。其中也谈了这个所谓的邓小平三句话。当时杜的说法有所不同，那里说得比较具体，说是“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杜导正并说他看的是“官方的记录”。而在这之前的2007年，杜润生也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说，“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去年和前年，我对两位都姓杜并且都是《炎黄春秋》的“核心作者”所讲的有关所谓的邓小平的话，都写了文章提出质疑。现在杜导正先生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澄清我的质疑，反而露出了更多的破绽，实有进一步提出质疑的必要。

去年杜先生说“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我曾根据新闻三要素，指出杜先生提供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很不明确，并且根据我查阅《邓小平年谱》和《人民日报》所载邓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动的情况，指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邓小平会见“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回事。文章还分析，会见不公开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杜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这份“官方的记录”的。现在，杜先生又把时间由“1987年秋”改为“80年代”，时间不是更具体，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了；人物也由“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改为“非洲领导人”，也不是更具体，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了；而地点，则和过去一样，仍是空白。至于所谓记录，也由“官方的记录”改成是没有“官方的”三字的“记录”了。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所谓“记录”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件“笨事”，查阅了整个80年代的《邓小平年谱》，仍然没有查到杜导正先生所说的那个谈话。还有使人怀疑的，邓小平与“一个非洲领导人”（人们要问：是“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领导人，还是某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又是哪一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此人究竟是谁？）谈话，记录竟然没有对方的提问，只有邓小平的回答，而且所说只有三句话，完全像是发布指示或命令，这也让人匪夷所思。总之，我怀疑这个所谓的谈话是捏造出来的。再说，发布邓小平的讲话应该是中央档案和文献部门的事，杜润生和杜导正先生有什么资格发表邓小平的未公开发布的讲话？

从道理上来说，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或奋斗目标，代表一种信念，一种理想，一种信仰，是非常神圣的东西。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其《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主义而置生死于度外，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怎么能够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呢？我相信邓小平是绝不会讲这个话的

总之，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谣言。

造谣惑众是一种堕落，更是一种犯罪，造谣者的前景绝不会美妙，奉劝杜导正先生们能够迷途知返，而不要在这条邪路上走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