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也是一些历史当事人纠结于心的问题，做出解读需要以原始文献为依据。

一、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三天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情绪：“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1]。

按这个报告，形势一片大好啊！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2]。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3]”——这与年前12月9日西路军上报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4]”有微妙出入，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实际上，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停止前进的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首长发现再往前已经走不动了：前面是河西走廊的“穷十八站”，而且越往西越荒凉！更严重问题是：马家军追堵上来了！——1月3日，已进至甘浚堡的西路军总部已经遭到了围攻！

二、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5]。

徐、陈于1月6日电复中央，提出意见和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6]。

军委主席团在年前（1936年）的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7]”的自主之权，他们也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提出意见。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不对？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值得注意的是，徐、陈此间对中央的要求，并不是继续西进（这是他们自己感觉西进困难了），而是要求外援。

三、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主席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8]。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9]。

同日，军委主席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10]，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主席”这尊菩萨——当日，军委主席团副主席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11]（朱德、张国焘已于1936年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张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四、结论

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做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担戴。

但数十年后，一本回忆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下简称“《历史的回顾》”）这样说：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12]

这个意思很明白：西路军正兴冲冲地西进，却被党中央莫名其妙地突然叫停了。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做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并没有要求继续西进，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作为选择之一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更何况，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始动议者，本来就是西路军首长自己，而不是党中央强派给他们的：“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13]（西安事变前的1936年12月9日）；“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4]（西安事变后的1936年12月22日）。他们对中央“暂勿西进”的指示，没有任何感到意外的理由！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也只不过是一种诛心且无端的揣测。军委此时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应该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就在徐、陈发出报忧电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拟定的作战方案是：

一、南京亲日派正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东西南北均计入），组成十四个纵队（据冯钦哉对南汉宸说），以“剿共”名义发动内战，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

二、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万不得已时，决拟一部箝制胡、关、毛、曾、李、万各敌，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钳制胡、关、毛、曾、李、万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

三、作战纲领：

㈠东线：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⑵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⑶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⑷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㈡西线：

⑴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⑵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㈢北线：

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㈣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四、由张、杨、周组成秘密三人团（张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级人员参加讨论，目前即以杨统一指挥。

五、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如何请复。

六、政治计划另报。[15]

这里根本就没有半个字提及了西路军，遑论给西路军安排策应的任务！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编纂的历史文电中，将徐、陈1937年1月2～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实力及行动方针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周恩来关于四方面军主力仍以打通安西为妥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再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夹击敌人致中央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第92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军委主席团关于创造肃甘安根据地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1937年1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周恩来、博古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电（1937年1月4日20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7～第3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5]《周恩来、博古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电（1937年1月4日20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7～第3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作者是四川省成都市民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