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奸都没有好下场？
关山远
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回首抗战历史，多少面孔应该被铭记?呐喊冲锋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壮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视死如归的烈士……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
但有一类人的面孔，深藏历史阴暗处，也不应该忘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汉奸。
汪精卫爱哭。1943年，在“满洲国”的伪都长春，他大哭了一场。
这一年，他作为伪国民政府的首脑，到长春去庆祝“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并与“康德皇帝”溥仪进行会面。当然，这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丑剧，两个著名的傀儡，凑一起了。
虽然是傀儡，却也有一肚子小心思。这两人为了会见的礼仪，再三交涉，争论不休：溥仪自居为“皇帝”，坚持以旧制礼仪相见，汪精卫想：那不成朝拜了吗?不行，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仪相见。最后在日本人的斡旋下，双方商定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汪精卫被摆了一道。当他走进伪满洲国皇宫，商定好的场景变了：溥仪立上方，让汪精卫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一鞠躬”。
事已至此，汪精卫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精卫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可以想象，汪精卫当时恨不能练成铁砂掌，把溥仪那只瘦手捏个粉碎。
回到寓所，汪精卫痛哭不已——历史就是这般吊诡，当年，汪精卫还是英俊少年时，曾试图暗杀溥仪的父亲载沣。事败之后，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全国称颂。如今少年已变中年，英气不复，情怀何在?他的曾经高傲的头颅，如今却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人生如此，不哭哪行?但眼泪，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与哀怨?
汉奸可悲之处就在于此，虽然一举一动都如提线木偶般被操纵，却仍然企图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演技，努力挤出满脸油彩之下的表情。
抗战时期，有良知的中国人，瞧不起汉奸，而汉奸，也互相瞧不起。汉奸之间的倾轧，无处不在。汪精卫与另一个傀儡政权首脑王克敏矛盾重重，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甚至还以“过来人”身份教训汪精卫：“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汪精卫那个恨啊，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大汉奸如此，小汉奸也如此。上海沦陷后，日本人笼络了一批流氓当汉奸，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一字不识，无恶不作。淞沪抗战期间，常玉清配合日军，带着一堆徒弟，隐藏在战事激烈的闸北，负责燃放信号弹，供给日军作为攻击目标。
这种信号弹在夜间红红绿绿，直射天空，令国军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胁，苦于这班小汉奸，东流西窜，不知从何查起，一时也真奈何他们不得。自然，他成了日本人的红人。某一天，他唆使徒弟，在浴室里用斧头砍死了另一个汉奸余大雄。
余大雄精通日语，成为汉奸文人后，混得风生水起，常玉清生气了，他是个文盲，感觉自己无法在日本人面前跟余大雄竞争，利益严重受损，于是动了杀机。流氓，也不喜欢有文化的流氓。汉奸，也无法容忍比自己能干的汉奸。
汉奸，形形色色。有三教九流，也有名门正派；有贩夫走卒，也有高官大将；有一字不识的流氓，也有饱读诗书的文人。他们是意志薄弱又被欲望驱使的一类人。
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间，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一次机密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先机”的对策，抢在日军行动之前，选择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就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日海军陆战队围而歼之。
高度机密，却旋即泄露，翌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
事后查明，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是泄密者，他被判处死刑，公开处决，同案犯是枪决，独独他被斩首，可见他的危害之烈与时人对他的愤恨之深。黄浚是当年一个著名的才子，4岁识字，7岁能诗，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梅兰芳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他当汉奸，是为了钱。
当年的上海名医陈存仁著有一本《抗战时代生活史》，写的是上海沦陷后，作者目睹的真实场景：残暴的日军，无耻的汉奸，悲苦的民众，反抗的勇士……
作者因为名医的身份，与上海滩各色人马都有些交往，包括一些汉奸，书中写了大大小小的汉奸，从“名人”禇民谊、傅筱庵、李士群到一些小汉奸，非常翔实，让后人得窥当年的魍魉魑魅之面目。
他们为什么要当汉奸？这是陈存仁在思考的问题。在书中，他记载了自己与一个沦为汉奸的老朋友的对话：
这个汉奸说：“只为了要吃饭，为了要活命，什么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请你不要取笑。”陈存仁说：“做这种事并不是单为吃饭活命，老实说，总有一个野心，想靠此发一笔大财，所以才肯落水。”
他说：“真是给你一语道破，但是时势转变，老兄也该跟着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陈说：“对!对!做这种事情的都是聪明分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学。”
他听了我这句话便说：“你的话是讲得透了，但是归根结底，一个人总想发财，所以才走上这条路。”我说：“一个人有了财，还要有势，有了势可以满足一切欲念，现在归附到这一个圈子里，是最能倚财仗势、作威作福的。”
陈存仁写道：“这些对白虽很简单，却可以代表当时所有汉奸的心理。”
汉奸石友三有句名言：“做过汉奸，孙子王八蛋再要做汉奸!”这是汉奸的困境：正因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得不到异族的信任，只是用一用的工具，不顺手，就扔掉。
汪精卫做了抗战期间最大的汉奸后，一到南京就组织自己的军队，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自己的军队，现在终于当老大了，得有自己的武装。但他忘记了，是日本人让他当这个“老大”的。
《抗战时代生活史》记载道：汪伪政权的“和平救国军”，用的是“拖尾巴的国旗”，国民政府旧旗之上，加上一条长三角形的黄带，带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有一队是南京伪府直接训练的，就驻在南京太平门外，天天竖着这面有黄辫子的旗，耀武扬威。
一天，防守南京的日本军人，把这批伪军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所有伪军死得干干净净，于是又由伪府外交部去交涉。日本军人推说是新到的日军所为，他们的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所以见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就开枪扫射。日军且固执得很，说是以后再用这种旗帜，发生任何事情概不负责。”
日本人喜欢汉奸，又随时提防着汉奸，许多汉奸，都是做大之后，被日本人暗杀的。比如七十六号魔头李士群，为日本人干尽坏事，但因为飞扬跋扈，日本人担心控制不住，就利用一次家宴的机会，将其毒杀。
李士群死了之后，日军担心引起连锁反应，粗暴地压制舆论，捏造李的老婆叶吉卿与人通奸并谋杀亲夫的事实，以此为借口警告叶吉卿闭嘴。”汪精卫知道内情，却哪敢说，甚至还向日本人表示：“传闻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他只是在背后与心腹感叹：“日本人竟会这样不讲信义的!”
此时说“信义”二字，何等可笑？
《抗战时代生活史》有一个章节叫作“日人养猪，待肥而宰”，其中写道：“日本人对一般汉奸的态度，起初是扶助他们，让他们尽管捞，捞到了相当程度，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或是令其内讧，或是令其遭受攻击，一旦时机成熟，日本人就用一个更毒的方法，将其逮捕或暗杀，汉奸们捞到的钱财，结果多数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这本书上还写了一个小汉奸的故事：蔡钓徒，《社会夜报》主办人，这张报纸总是信口开河，上海人叫它“野鸡报”。蔡钓徒平素喜欢搞些敲诈，还敲诈过陈存仁，他的外号叫“杀头的”。
上海沦陷后，他投靠了日本人，领到很大一笔津贴，成为日本人的宣传工具。但是此人搞笑的是：用两面手法，出两个版本的报纸，在租界上见到的报纸是红标题骂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报纸同样也用红色标题，却是大捧日军，每天着人送往虹口邀功。
但有一次，他忘记给日本人送报纸了，日本人就到租界买了几份，一看大标题，竟然是大骂日本人在某处奸淫掳掠，骂得有声有色，日本当局大为震怒。翌日，蔡钓徒派人补送昨天的报纸，日本方面的人拿来一看，与他们买到的报纸，头条新闻记载恰恰相反。
日本人当时不露声色，引诱蔡钓徒到虹口，拳打脚踢，使其全身受伤，在他极度疲乏时，车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个极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断气之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陈存仁叹道：别人叫蔡钓徒为“杀头的”，竟被言中。
“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这是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据统计，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后的局部抗战中，汉奸也多如过江之鲫，难怪杨靖宇殉国前，一边开枪一边怒骂：怎么到处都是汉奸!事实上，杨靖宇之牺牲，就是汉奸出卖造成的。
试想想，如果没有汉奸，或者如果没有那么多汉奸，抗战还会打得那么艰难吗?“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方对中国军队的动态了如指掌，例如，中方下达佟麟阁、赵登禹突围的命令尚未到达二人手中，却已出现在日军桌上，结果佟麟阁、赵登禹二位将军遭伏击殉国。出卖情报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潘毓桂，他参加了29军军事会议，然后泄露给日本人。
汉奸总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潘毓桂被逮捕后接受审判，振振有词：与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将华北变为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让29军中的反日力量尽快失败，以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汪精卫也为自己的叛国行为辩解：乃是曲线救国，“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今天某些人热衷于给汉奸“正名”“翻案”，或说，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暂时的低眉折腰也许不失为良策”;或说，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如果在做汉奸与死亡之间做选择，当然做汉奸更符合“人性”。此等谬论，令人瞠目。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碎片化历史，一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巨大考验之前如何选择，最为重要。按照某些人的说法，选择做汉奸，固然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权，但是，却是剥夺了更多同胞的生命权，因为，汉奸效力的，是侵略者。不能忘了，大历史中的大是大非。
汪精卫投敌后，是保存了国家元气还是摧毁了国家元气？历史真相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当了汉奸，极大动摇了抗日军民的决心，一些投机政客和军人望风投降，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多达20余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
汪日签署了“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这是爱国，还是要把国家彻底毁灭?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同图书公司出版了《汉奸丑史》;1999年，复旦大学又出版了一套《不应忘记的历史》，分为《卫国血史》、《沦陷痛史》和《汉奸丑史》三种，编者写道：揭露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大小汉奸败类，在祖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却为个人的蝇头小利不惜卖国求荣、残害同胞的无耻行径。
是的，丑史，就是丑史。
汉奸是历史中的一个毒瘤，面目可憎，但我们不得不正视、研究、警惕。
我们还应记住这样一位中国人：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左右，他“身中七弹”，战死在枣宜会战襄河东岸南瓜店，时年49岁，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在此之前3年，卢沟桥事变后，29军撤出北平，他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当了市长，全国舆论都直指他为“华北头号汉奸”，骂他是“张邦昌之后”。
后来他从北平脱身，再入行伍，与老部下见面时，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此后每役抱求死之心，枣宜会战，他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职责是运筹帷幄，指挥前线的将士战斗，而不是凭着血气之勇冲锋陷阵。但他还是渡河去了前线，渡河前给同僚的信里说：“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他是张自忠。
历史上有迫不及待当汉奸的败类，也有像张自忠这样以死来洗清“汉奸”污名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