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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收复主权、工业化、世界一极

作者:生民无疆   来源:生民无疆  

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收复主权、工业化、世界一极

生民无疆

今天,有些人认为,如果新中国不出兵抗美援朝,不与美国对立,中国早就融入世界,实现“现代化”了。这是典型的脱离历史实际的“单相思”。

1950年的中国,是典型积弱积贫的国家,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张白纸。不说内地许多地方还在进行剿匪作战,且看中国沿边的态势:

西南,英、美正在西藏活动;

南方,1945年,曾经在二战中投降德国的法国,又以战胜国的姿态,派“装备了英国和美国武器”的军队开进越南;

东部,存在着至今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

西北,新疆处于形势诡异的混乱状态(苏联势力很大);

东北,苏联拥有特权,朝鲜半岛被美、苏一分为二。这就是说,苏联已控制了“朝满蒙疆”——扼住中国生命攸关的地缘政治。

如此等等的问题,包括这些年台湾甚嚣尘上的台独势力,都是列强刻意为中国准备的,它与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主政中国都毫无关系。

在中国沿边沿海,列强安放了若干火药桶,埋下了许多地雷水雷,让中国寸步难行,根本无法埋头搞建设、谋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很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出兵朝鲜,为中国从根本上改善国际处境带来了机遇。

罗斯福设计的朝鲜半岛的分裂对峙,就是针对中国的火药桶之一,决定了中国必须出兵抗美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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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就在中国的家门口。中国既不能无动于衷,也不能骑墙中立,稍有不慎,战争必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1904年日俄战争的场面必将重演,中国东北沦为美苏两国大军的拳击场,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中国唯一的选择是:站边!站哪一边?当然是苏联一边,这与意识形态无关。

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分析国际局势、处理国际问题,是愚蠢的。国家之间,只有利益。

中国与苏联接壤几千里。稍稍翻阅历史便知,长期以来,沙俄、苏联在中国北部拥有很强的影响力。此时,解放军刚进入西南、西北边疆地区,尚未到达西藏。在国家政权初立,中国最需要的沿边国土安全。中国唯有站在苏联一边,获得苏联的支持,至少是不捣乱不拆台,内蒙、新疆、西藏等地才能确保稳定。中国如果站到美国一边,成为苏联的敌人,这些地方一定会出现大动荡,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因为有无数的历史事实——包括中苏翻脸后的若干事件,可为佐证。

中国结集军队赴朝作战,苏联就没有理由派军队进入中国东北。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开赴朝鲜的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中国军队在朝鲜战绩不佳,苏联便有足够的理由组织“国际性”队伍参战,东北仍然会成为这支军队的大本营,沦为“国际共管”的境地。因此,中国必须派出最优秀的军队上场,而且一定要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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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意出兵抗美援朝,派出了志愿军。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官兵让西方参战国损兵折将,让骄横一时的美国威风扫地。这可歌可泣的伟大战绩,不仅为苏联解了围,也让苏联对中国充满了敬畏之心,同时,新中国由原先备受斯大林的猜忌,而晋升为苏联阵营中的重要成员。

美国历史学家评价抗美援朝时说道: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得以将汹涌的民族主义热情纳入广泛的革命日程,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组织能力。在随后的岁月中,当毛泽东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时,全国成千上百万的人民都被动员起来的场景将会反复出现。
在国际上,朝鲜战争巩固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革命意识的亚洲大国的地位。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打垮了西方联军。它的表现赢得了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层的尊重,从而大大提高了对中国的发展援助;同时,中国还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的地位。[1]】

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自此划上句号。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两次当上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北洋时期,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换来一纸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二战结束,中国再次沦为屈辱的“大国”,被列强肆意宰割。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1954年,苏联废除了二战结束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不包括外蒙)。新疆、内蒙、东北安定了,随后,西藏也和平解放了。

从此,中国获得新生,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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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之后,再也没有海盗跑到中国胡作非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炎黄子孙的底气,打出了中国男人的阳刚之气。以此为开端,中国先后在沿边进行了多场国土保卫战;从此,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被重视。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评朝鲜战争:

【就广义而言,朝鲜战争并不仅仅是一个平局。它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军事力量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树立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军队可敬可畏的名声。美国对中国的韩战记忆,严重地制约了美国的越南战略。北京成功地运用这次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宣传,实现了毛(泽东)的两大目标:……给人民注入了“革命热情”与民族自尊心。……(中国)经历几十年的虚弱和耻辱之后,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复兴。中国在此战中精疲力竭,但它在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已经焕然一新。】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英国等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军队刀兵相见。中国领导人深知中国是十分落后的“一张白纸”,而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自此,超英赶美,成为中国人的梦想。

朝鲜战争也拯救了相对虚弱与孤立、且在亚太有后顾之忧的苏联。以军备竞赛为例,在分割二战“战利品”上,掠取德国和满洲的工矿的苏联,远逊于获得轴心国尖端技术的美国。朝鲜战争,迫使美国把精力财力都集中于作为二战延续的“常规战争”上,美国因而耽搁了军事科技的升级,而苏联却由此而能够后来居上,卫星上天,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苏联把冷战重心转移到欧洲的苏联,对中国寄予希望。早先斯大林对新中国的猜忌,荡然无存。在苏联看来,中国这个“老弟”也太落后,不改变这种局面,是不足以长期对阵美国。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帮助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建设,使中国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

伴随朝鲜战争结束,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一五”计划,正式启动了工业化的进程:集中力量进行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项目建设,建立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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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

朝鲜战争,也充分检验了中国的动员能力。不输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证明了中国的战争机制,在组织力与动员力、军事纪律和精神力量等方面,均已达到很高水平。毛泽东自信地说:

【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论十大关系》)】

早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
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这样一种机制,被成功地运用于国家建设。“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中国俨然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五年内施工的工矿建设项目达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建成全部投入生产的有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有109个。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生产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到1957年底,有135个已施工建设,有68个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全国公路通车里程25万多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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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

新中国前30年,在走向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解放前,中国连拖拉机、冲锋枪都造不了;到70年代,中国造出了自己的火车、汽车、飞机、轮船,而且造出了世界级尖端武器装备,包括“两弹一星”,中国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行列。1952年,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仅为26.6%;1978年,工业比重已经高达74.4%。不难看出,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工业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科技强国、军事强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强大而坚实的工业、国防和科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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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中只有国家利益是永恒的。中国的建设成就,尤其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确保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也为中国开拓出广阔的外交天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美苏争霸、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等因素,促成了中美两国的靠近。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10月,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

中国与苏联的交恶,并不妨碍中苏合作;与美国的交好,并未停止中美斗争。美国总统自约翰逊到尼克松期间,中苏两国联合抗击美军在越南的侵略,迫使美国于1973年1月在《巴黎和平协定》上签字。尼克松下令从越南撤军,促成了1976年越南统一,消除了中国南方的威胁。

至此,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一极”走上国际舞台,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1][美]迈克尔·亨特、史蒂文•莱文:《太平洋上的大国争霸》,宗端华 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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