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党为何彻底贪腐

黄道炫

导语：抗战中后期，国民党统治日趋腐败。人才选拔道路壅塞，各级机关人浮于事，大小官员竞相聚敛。国民党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缺乏一个鼓励人才发展、监督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机制，是国民政府政治构架的致命伤。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基层组织的状况也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贪腐大案层出不穷 

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府官员提升名义上通过组织层层选拔，但由于不具备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实际完全以上级的一己好恶为标准，不可避免形成“有能力者往往沉浮于下僚，无迁升之望……因贪污被诛之军人、公务员，为数颇多，而后来者仍毫不畏惧，群起效尤”的局面。当时，国民党内部一份有关山东党务政务概括的报告，生动刻画了山东地方高级官员的种种丑恶形象，实际也是整个国民政府统治区官场的真实写照：“缺乏领导能力又无真实信仰，对于下级早已失去领导作用；对县党部负责人之委派，多以是否拥护其个人，是否自己亲近为标准，不以是否有领导全县之能力与信仰为标准。甚或对于有能力有信仰之县党部书记长加以嫉视，无故撤换。对于转发下级党之经费，多不按时转发，或藉此以谋私利，或供其个人挥霍之需。”

贪污是国民政府吏治腐败最明显的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政府内的贪污腐化现象就十分猖獗，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抗战中后期，各级权力机构贪污现象比比皆是，从中央政府的孔祥熙等大员到地方的保甲长，都不同程度存在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挥霍浪费行为。当时重庆等城市大小官员吃喝成风，“舆马填塞于酒寮，柬帖纷驰于衢市……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在此情况下，发生了几起公布出来的大案。

（一）“黄金提价泄密案”

1943年11月，国民政府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以向美购买的500多万两黄金作基础，实施出售黄金，收回法币政策，回笼货币，吸收游资。由于通胀愈演愈烈，出现挤兑黄金现象，国民政府不堪重负，财政部在不断提高金价的基础上，又于1945年3月决定大幅提高黄金比价。但决定还未公布，这一经济绝密即遭泄露，一些人乘机在调价前一日大肆抢购黄金，短短几小时，政府差价损失即达几千万元。事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美金公债与黄金舞弊案正在彻查中”，但最终只是象征性地处理了少数有关人员，大部分责任者都被层层庇护，逍遥法外。

（二）“高秉坊案”

高秉坊事发前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他长期挪用税款，囤购物资，1945年2月又擅将700余万元公款存入银行。“该署经办税款保证金，竟无确实收入账目可稽，开征已四年亦从未清查”。在孔祥熙渐告失势后，“高案”被揭露，高秉坊初被判处死刑，后复判改为无期徒刑。

（三）“朱羲农案”

朱羲农原为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利用抢运储存茶叶的卡车私运商货，牟取暴利，被查出后被逮捕。 

“开明专制”代替法制 

制度建设欠缺，行政效率低下，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蒋介石虽然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的努力，但他独揽权力的做法首先动摇了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另外，蒋对法制建设也缺少热情，他曾明确表示“天下只有治人，没有治法”，“伦理的教义，比较法制更积极，更自然，亦更能深入于人心”。“开明专制”的倾向极为浓厚。

但是，“开明专制”对统治者素质的要求其实是极高的。且不说蒋的统治基础、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仅就其政治能力言，就让人怀疑。如在人为造成的冗繁事务中，蒋经常到糊涂的地步。冯玉祥日记中记载：他早就送交蒋的报告，却被蒋催问，当冯告知实情时，蒋“屡说对不起，复问余之督练十条。余亦答今早即送来，蒋先生亦未收到，更为难过”。由于制度建设缺乏，中央政府的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的身上层层上演，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

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高职的蒋廷黻回忆：“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人们都很认真。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来的确很多，但详细计划却很少，至于谈到努力不懈地去实施改革，那就越发的少了。”张治中也说：“举凡一周两周可以解决之问题，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结论。”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如史迪威观察到的，蒋介石“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

基层组织的状况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虽推行保甲、实行新县制，但国民政府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并不严密。基层社会及政权的控制权仍把握在一些传统士绅及权贵手中。上级机关监督不严，百姓又习于顺从，国民政府为完成地方自治设计的乡镇保民大会多属有名无实，基层官吏乘机大肆营私舞弊、欺压乡民。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膨胀，其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基层官员苛剥百姓达到这样的程度：“有的地方开会送通知，甚至都向人民要钱。”

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挥霍享受、欺压百姓，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军警欺压、凌辱、讹诈、殴打、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十二中全会宣言承认：“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种服务人员之玩忽职务，而受意外之损害者，或因逾越职权之措施，而遭法外之苛扰者。”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联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提案，特别强调如下几点：人民应纳粮额，应照法定手续交纳。如有不法抑勒敲剥，被害人得向法院告诉。保甲经费应由政府规定统收统支，不得由乡保自行征敛。政府如有特别必要，向人民派款或购粮，须由中央按照国家总动员法确定拟派标准，配赋各县市。由各县市组织配额分摊委员会按照各户田亩及财力，公平分摊。不得由地方官及承办人员任意指名勒派，上下其手。由政府严令军队，不得直接向人民征取马干给养，尤其不得派款购粮。

这些本为政府行政和社会公正的最基本要求，但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当时社会也远远无法做到，参政员们的要求，毋宁说还是一种奢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