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式武器装备：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大换装

张  晖

1954年，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怀仁堂后草坪

“万国牌”：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基本状况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短短的4年中消灭国民党军800万人。1950年7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公报，据统计，人民解放军在过去的4年中（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缴获的武器装备，其中各种火炮5.4万多门，各种机枪31.99万多挺，各种长短枪316.1万多支，坦克622辆，装甲车389辆，汽车2.2万多辆。

人民解放军这样的战绩与战果，这样的能力与实力，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总体来看，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还是带有浓重的硝烟味，“就地取材、随打随补”，造成了解放军武器装备样式的多样化、杂牌化。战争年代，没有工业基础，没有财政来源，武器装备从战场上缴获，对于补给匮乏的解放军来说是没有多少选择性的。这种状况，就使得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呈现两大特点：

一是装备杂、型号不一，不配套、难成系列。基本上都是战场上缴获的装备，仅枪炮就有110种样式、82种口径，产自20多个国家。以步枪而论，就有13种口径（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产地包括德国、美国、英国、日本、苏联、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奥地利、瑞典、波兰、瑞士、加拿大、荷兰、罗马尼亚、希腊、阿根廷、秘鲁、挪威、巴西、丹麦等20多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万国牌”。当时在中国战场上比较时髦的枪械是德国造7.62毫米毛瑟手枪、7.92毫米毛瑟步枪、7.92毫米毛瑟重机枪，比利时造9毫米勃朗宁手枪，美国造7.62毫米卡宾枪和11.43毫米汤姆逊冲锋枪，捷克斯洛伐克造7.92毫米ZB26轻机枪。由于枪支品种多，又系战场缴获，不配套、难成系列的问题就十分突出，不仅枪炮品种难成系列，枪炮与弹药也往往脱节，有枪（炮）缺弹的现象十分突出。

二是重武器少、火力弱，大口径火炮与坦克装甲车辆成为军中珍品，地面压制火力与陆战突击力量还未形成。火炮不仅数量少而且口径小，其中迫击炮占绝大多数，占了火炮总量的八成之多，70毫米至100毫米口径的山炮（旧时用于山地作战的一种轻型榴弹炮）、野炮（旧时用于野战的一种加农炮）只占一小部分，而105毫米、122毫米榴弹炮，加农炮更少。在解放军部队为数不多的大口径火炮中，最为珍贵的就是口径最大、性能最好的美国造M1式155毫米榴弹炮，1950年5月统计全军只有35门。

这些缴获的武器装备，在剔除残损或不成套的以外，相当一部分成为解放军的编制装备。当年在总参谋部兵器装备计划部担任装备计划处处长的王乐天在回忆文章中，对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有一个总体概括。文中说：当时陆军武器装备“已有相当规模，全军大约有各种枪200万支（挺），各种火炮近3万门，坦克、装甲车700余辆”。但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品种杂，不配套，既缺少弹药，又无附件，而且大多数是步兵用的小型轻装备，特种兵的大型重装备比较少。如200万支（挺）枪中，步枪和手枪就占了将近90%，重机枪不到1%，高射机枪则只有几百挺；在3万门火炮中，82毫米以下的迫击炮占80%多，120毫米以上的迫击炮和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都只有500门左右……这就是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装备建设的起点”。

短板与缺陷：换装成为人民军队的当务之急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上述这些武器装备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志愿军部队在装备硬件上的种种短板与缺陷，随之暴露无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对当年入朝初期志愿军部队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作了比较分析，把这种差距用12个字进行了概括：“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庆大阅兵中出现过的苏联重型武器装备T-34坦克

敌有我无：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有1200多架飞机、300余艘各型舰艇，有1000余辆坦克。美军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或摩托化，每个陆军师编有坦克140余辆、装甲车35辆，每个师还配属有其他各种车辆3800余辆。志愿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地面部队也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每个军只临时配有约100辆负责物资运输的汽车。美军的快速机动能力、突击能力、空中与地面的火力压制能力，都是志愿军初期所不具备的。

敌多我少：美军步兵师除装备坦克外，还拥有各种火炮959门，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330余门，包括榴弹炮72门，各种直射炮（山炮、野炮、无坐力炮）120门，各种迫击炮160门、高射炮64门、火箭筒543具。志愿军每个军编有各种火炮540余门，其中7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仅190余门（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数量的57%），包括直射炮108门、各种迫击炮333门、火箭筒81具。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强度仅及美军一个师的一半。1950年10月至11月志愿军第一批入朝6个军，连同志愿军总部所属炮兵拥有的火炮总数仅相当于朝鲜战场上美军火炮总数的45%。火炮本来就少，炮弹更是紧缺。不仅缺少炮弹，就是轻武器弹药也不能满足战场需要。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中央军委曾通令全军搜集、翻修子弹，全力予以保障，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数的70%，其余仍然依靠战场缴获予以补充”。

反坦克武器更是奇缺。1950年，人民解放军拥有日本、美国等国制造的7种战防炮（反坦克炮的旧称）581门（其中87%系37毫米小口径炮），美国造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坐力炮29门。全军反坦克武器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威力小、射程近，穿甲厚度十分有限。

志愿军作战中面对气势汹汹的美军坦克，主要靠投掷集束手榴弹、集束爆破筒、反坦克手榴弹和炸药包。由于这些都是近距离爆炸手段，在美军坦克冲击下志愿军自身伤亡不仅极大，而且被包围的美军多次在坦克集群掩护下冲出重围，难以达成全歼效果。不用说围歼美军1个师，就是全歼美军1个团，往往也是奢望。能够全歼美军1个营，就是数得着的辉煌战果。毛泽东、彭德怀都认识到中美两军装备上的巨大差距。毛泽东发来电报，指示对美军作战，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吃。

1954年9月，彭德怀访问苏联观看苏军军事演习时，特别注意到苏军使用的可在150米内击穿150毫米厚度坦克装甲的40火箭筒。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志愿军出国时能有这种火箭筒该有多好啊！

敌好我差：在武器装备的性能与质量上，志愿军的装备与美军更是无法相比。姑且不论美军拥有海、空军和坦克装甲部队，单以火炮看，美军的火炮，装备新、口径大、射程远、弹药足、型号统一，均由汽车牵引或吉普车载运，威力大，机动性强。志愿军装备的火炮不仅陈旧、型号杂、口径小、射程近，而且弹药严重不足，多由骡马驮载或由人员肩扛，机动性能差。

1950年8月26日，周恩来在讨论东北边防军战备工作的会议上就谈道：“我们这次作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者，而不是单单对付李承晚伪军。美军是依靠大炮、飞机等火力……我们的装备对付国内敌人是够了，但对付美帝国主义是不够的。”这种“不够”与差距，直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军恶战、苦战、血战，才更加痛切地感受到。

正是上述这种巨大差距，导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备受美军战机、坦克、火炮的欺凌。1951年2月2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如何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问题。在听到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人谈到各自部门的一些实际困难时，彭德怀不由得火冒三丈，猛然一拍桌子，站起身怒声大吼：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们住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们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不是为了保家卫国吗？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与会者心情沉重，周恩来要求国内各部门竭尽全力保障志愿军战场所需。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换装，成为包括志愿军在内的人民军队的当务之急。

一边倒：苏联军援成为新中国唯一选择

这个时期，国产自制的只有步枪、手枪这类轻武器及小口径的迫击炮、无坐力炮、山炮等，且数量很有限。无论是缴获还是自制，都无法满足全军装备之巨大需求，亦无法提升装备档次。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又实行封锁、禁运。环顾宇内，只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愿意并且能够援助中国。从苏联进口武器装备和技术，成为新中国唯一可选择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进口苏式武器装备阶段；50年代中后期仿制苏式武器装备阶段（从1953年起，我国按照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正式开始仿制苏式武器装备）；60年代初开始的国内自行研制武器装备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促进解放军武器装备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 人民解放军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战略性转变， 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图为邓小平在国庆阅兵仪式上检阅部队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朝鲜战事，还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沿海岛屿的解放、进军西藏等等都迫在眉睫。而要迎头面对，就必须首先迅速改善武器装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思考的头等问题。1950年毛泽东决策出兵朝鲜时，即派周恩来赴苏，同斯大林会谈。中国方面鉴于财政紧张状况，提出希望苏联政府能以军事贷款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特别是为志愿军提供飞机、火炮、坦克和步兵武器。苏联政府表示同意。

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1月至2月向中国正在或计划用于朝鲜战场作战的志愿军12个军36个师的部队提供步兵武器装备，并开列了需要提供的武器装备清单：步枪14万支、子弹5800万发，自动步枪26000支、子弹8000万发，轻机枪7000挺、子弹3700万发，重机枪2000挺、子弹2000万发。

1951年2月，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12.35亿卢布的军事贷款，用于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等。

苏联政府同意上述请求并如期交货。1951年1月下旬，志愿军部队开始进行换装。第二轮入朝的第19兵团、第3兵团首先换装苏式装备。第19兵团9个师接收步枪35937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每个师还编制了1个重迫击炮营。其后，第9兵团各师和第38、第39、第40、第42军部队也随即改装苏式轻武器。这些在朝鲜战场前线的部队，几个月来损失极大，人员虽有补充，但武器装备直到这次才有了焕然一新的补充。这次换装，对迅速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5月25日，受毛泽东、周恩来指派，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乘火车前往苏联，成员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科技专家钱志道、总参作战局副局长张清化、炮兵参谋长贾陶。行前，毛泽东当面嘱咐徐向前，同苏联谈判，一是购买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自己的兵工厂。

6月4日10时，徐向前一行抵达莫斯科，受到苏军总参谋长、苏联谈判代表团团长什捷缅科大将迎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派出的第一个军事代表团。斯大林十分重视徐向前此行来访，特指定什捷缅科大将和副总参谋长马兰金上将率苏方代表团同中方举行对等谈判。谈判中，什捷缅科尤为注重并强调了三点：一是针对中国军队兵团、军、师编制结构，认为应以师为单位，重点是师的编制力量；二是要有强大的火力和健全的后勤组织，在还达不到完全机械化时，师属火炮以汽车牵引，团以下火炮以骡马拖曳；三是宁肯少编几个军，也要将师属坦克团组建起来，师的编制内应该编有坦克自行火炮团。

徐向前及时将与苏方会谈情况，特别是苏方对中国陆军步兵师编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仔细研究了苏方意见，结合人民解放军编制状况，提出了一个用苏式武器装备解放军60个步兵师的方案。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高岗带去了60个师的装备订货单，由徐向前转交苏方。

随即，徐向前率领代表团同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漫长的会谈。会谈的重点一是订购兵器装备（包括转让相关兵器技术资料），二是援建军工厂，三是中方派遣军事留学生，等等事项。之所以反复漫长，既有双方要仔细斟酌每一援助项目内容，还有苏方代表团要等待苏联最高层的指示，以及中方因抗美援朝战争进程的发展、战场需求的变化，会谈进程中时有提出增加或变更苏方援助项目等因素。会谈持续数月，心中着急的徐向前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电：

“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在代表团成员对苏方迟迟不答复中方要求多少有些意见时，徐向前不无感慨地解释说：“人家也有人家的困难。我们所提要求，也有过高过急的地方，也有不切实际之处，对人家的困难应该体谅。”

1951年10月，持续4个多月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苏双方敲定了装备订货协议，苏联提供中国60个师的武器装备，除1951年运交10个师的装备外，其余50个师的武器装备，从1952年初起，每月运交1个半师的装备，到1954年上半年，计划分34个月全部运完。中国派遣军事留学生事宜，也已商定。援建军工厂事项，苏方同意先派军工专家来华考察。除60个师的武器装备外，中苏商定，中国从苏联军事贷款中订购苏联汽车6000辆，1951年下半年提供。苏联还答应无偿向中国提供372架米格-15飞机（只收运输费），以补偿过去未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米格-15飞机而提供较落后的米格-9飞机的过失。

10月24日，徐向前率代表团结束苏联之行，由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苏联在4年时间内向中方提供所订购的60个陆军师的装备，这对中国军队“改头换面”，加速实现正规化、现代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苏联还在海、空军装备，在支援中国156个事关国民经济重点建设项目方面，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支援。

大换装：苏式武器成为人民解放军装备的主体

在斯大林同意出售给中国60个陆军师武器装备、徐向前还在莫斯科的时候，1951年7月3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通知各大军区和各兵种领导机关，决定自当年8月起到1953年底止，完成整编60个现代化步兵师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这60个步兵师将用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更换旧杂式武器装备。

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加速推进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之举。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全军军械物资大清查。1950年7月至1953年7月，经过3年时间，清查全军库存物资，摸清底数，建档立制。全军武器装备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1953—1957）确定，陆军以发展炮兵、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重点。

1952年7月，彭德怀接替政务繁忙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深感我军装备落后的彭德怀走马上任后，就在狠抓“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上紧锣密鼓地迭出重拳：以义务兵役制取代志愿兵役制，颁布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以薪金制替代供给制，全军精简整编（全军由朝鲜战争时期的627万人减到400多万人）……彭德怀特别强调，要用5年至10年时间，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理化、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正规化。

彭德怀提出，根据我国的工业水平和装备水平，应该争取达到：在防御时，我们一个陆军师可以抗击美军一个师的进攻；在进攻中，我们一个军能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歼灭美军一个师。

当时的看法是，苏联军事科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事科学，苏军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我们现在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12月24日，在全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打败了欧洲最强大的希特勒军队，歼灭了日本关东军，“这些事实，铁一般地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军事制度上的完整和正确性。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军队，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张爱萍之子张胜在其著述中说：从朝鲜回国主持军队工作的彭德怀，对这支军队自有他的考虑。他的目标是：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彭老总并非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卓具战略眼光和政治理念的治国安邦的伟人。”“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看，统领军队，他的确是个行家里手。”

1953年4月10日，中央军委颁发《国防军编制表》，在1950年10月、1952年10月陆军编制的基础上，重新颁布陆军部队军、师编制表，按照“精干机关、充实连队、减少非战斗人员”的原则，全军陆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改装，规定各军增编炮兵团、独立高炮营、独立野炮营，充实通信营、工兵营等兵种力量，师增编装甲兵、炮兵、防化兵分队，特种兵力量大幅增加，使编制体制更加合理。中央军委确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化军队。”

当时，人民解放军员额规模过于庞大，总体换装分步实施，先以重点保障入朝作战部队为主，加快重炮、坦克和防空武器的优先配置。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陆续进口和接收苏联4种加农炮、2种榴弹炮、1种加榴炮、1种火箭炮、1种山炮和4种迫击炮，共4000余门。1950年11月，中国首批从苏联购进10个坦克团的装备。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发展的需要，从1951年至1955年又相继从苏联购进47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机械化师、5个自行火炮营的装备。其中主要装备是T-34中型坦克和少量的NC-2重型坦克。”

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直接致电斯大林，提出购买一批轻武器及其弹药（前已述及），直接配发给首批入朝的志愿军部队。而从苏联购买的60个陆军师的装备，则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成批量、成建制发往中国。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每个军通常为3个步兵师和1个军部直属野炮团，每个步兵师辖3个步兵团，步兵师既无炮兵团，更无坦克团（20世纪60年代以后，甲等师除下辖3个步兵团外，还辖1个炮兵团、1个坦克团）。1954年这次整编改装，炮兵力量增幅最大，工兵、防化兵、通信兵等勤务保障力量也有相应增加，部队遂行独立作战能力增强。特别是换装苏式装备，单位火力大幅提高，每个步兵师内，新增1个炮兵团，为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火炮最大口径基本为122毫米榴弹炮；换装前，陆军各师普遍缺少重炮、坦克，仍以步枪为主，冲锋枪辅之，轻重机枪成为主要的压制武器，迫击炮与无坐力炮则为当家火炮，122毫米榴弹炮成为每个军军部直属的奢侈品，师属炮兵则以76毫米野炮为主。这次大换装后，军师一级以122毫米榴弹炮为主。1955年后，坦克（T-34坦克）、自行火炮（CAY-76自行火炮），152毫米、155毫米大口径加农炮、榴弹炮和独立喷火连，成为编制装备中的新亮点。

到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时，志愿军炮兵已发展到拥有各种火炮14986门，包括野炮、榴弹炮、火箭炮、山炮2384门，反坦克炮7239门（包括火箭筒），迫击炮4046门，高射炮1317门，且大量装备了苏式122毫米、152毫米榴弹炮，132毫米火箭炮，76.2毫米野炮，57毫米反坦克炮。在1953年7月中下旬的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第20兵团防御正面每公里配置火炮45门，虽然还无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作战平均每公里120门火炮的配置标准比拟，但这已经达到了志愿军火炮配置的最高水平。在这次战役中，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见识了志愿军上千门火炮弹雨般猛烈轰击，南朝鲜军队阵地前沿顷刻间被炸得体无完肤。美军和南朝鲜军队不得不承认，经过3年战场磨炼，志愿军战力已经今非昔比。

纵横谈：苏式武器装备有奠基之功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全军换装苏式武器装备，若干年后国人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有人指出这些装备基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使用的武器装备，属于过时的甚至淘汰的装备，并不是苏军现役最新装备。1954年9月10日至26日，彭德怀和刘伯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观摩军事演习，并在苏方安排下现场观看演习部队所用武器，彭德怀才明白这几年苏联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多是库存弃用装备，在苏联已淘汰停产，感觉“苏联陆军武器领先中国10年左右”。

国产新型主战坦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总参负责武器装备引进的王乐天撰文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1955年底，我国共进口和接收了苏式各种飞机约5000架，各种舰艇约200艘（含转让制造部分），坦克装甲车辆3000余辆，各种火炮11000余门，各种枪80余万支（挺），雷达探照灯1400余部，无线电和有线电机12000余部，防化专用车辆100余辆，还有各种弹药和配套装备等。在这期间，我们用这些进口装备加上一定数量的国产装备，先后共换装或新装备了33个航空兵师，9个舰艇支队，1个机械化师，3个坦克师，34个地炮、高炮师，106个步兵师……陆军、空军的绝大部分旧杂式装备已退役淘汰，基本实现了武器装备制式化。进口的苏式武器装备，虽然技术不很先进，多数是老旧装备，有的甚至是苏军换装下来的，但这些装备当时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需要的。它们不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加速了我军武器装备建设，把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笔者以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量引进苏式武器装备，仅陆军就成建制一次性引进60个师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虽然过时的、淘汰的确实居多，如苏联淘汰的步枪骑枪、57式反坦克炮、T-34坦克、活塞式战斗机和米格-9战斗机、图-4型重轰炸机等，均出售给中国，中国也按照这些武器的图纸仿制了一批，而苏军当时最新装备的40火箭筒、85毫米加农炮、T-54坦克、T-55坦克、斯大林4型重型坦克、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图-16喷气重轰炸机等，或则秘而不宣，或则在中方的催问之下，才迟迟表态。但反向思维，又有哪个国家能将自己最新研制的武器装备无保留地同步与别国分享？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军事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苏联能将自己过期十年八年的武器装备连同图纸整套出售给中国，使中国军队在很短时间内实力大增，难能可贵。这些武器装备即便过时数年，可还是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是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军队装备水平之上的，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就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世界军事强国中，苏联的武器装备水平在那个年代是可以与美国、德国比肩的，是世界顶尖的军事强国。在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军事贷款、上百万件武器装备供应、技术转让、图纸提供、专家辅导等）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军队装备水平是从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起步的。不可否认，苏联技术支援和苏式武器装备，对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实现制式化、正规化、国产化、现代化，起了奠基性作用。

这次苏式武器装备大换装，体现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迅速：全军装备从“万国牌”走向单一的苏式装备，几乎就是在短短三五年之内（1950年至1955年），仅从苏联进口、接收枪械就达89万余支（挺），不仅火力大为增强，而且弹药、零备件供应也有了可靠保证；二是增强：部队单位火力大增，特别是师一级编成内炮兵力量的增加，不仅苏式大口径火炮装备部队，而且还装备了苏式坦克和自行火炮，火炮与轻重机枪数量大幅度增加，都极大增强了全军的压制火力和速射武器火力；三是全面：这次大换装是全方位的，陆海空军的各个兵种于1954年前后全面换装苏式装备，1955年之后便又逐渐被国产武器装备（当然，不少品种系仿制苏式武器）所替换，坦克、火炮和枪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本实现了国产化，苏式武器在全军装备不到10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