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抗战历史若干网络谣言的史实考证

卞修跃

在史学研究领域，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发达与普及，不论是给专业研究者还是史学爱好者，同样也都带来了便利。但另一方面，网络中充斥着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谬误百出的资料、欺世盗名的奇谈怪论和荒诞不经的谣言。这些所谓的信息资料，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以极快的速度复制、扩散，并无限期地存在于网络之中，不时会沉渣泛起，或原模原样或改头换面地不断流传；有的会脱离网际，在现实生活中传播；更甚者复登于大雅之堂，潜身于专家学者的论文著作之中，着落于名报大刊白纸黑字之间，从而形成难以割除的精神毒瘤，混淆人们视听，误导社会价值取向。

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网络谣言中，与中国共产党相关者占有很大比例。其中，有的宣称日军飞机从未轰炸过延安，有的力贬中共在抗战中牺牲与贡献之微小，有的暗喻中共与日方勾结等等。这些谣言的传播，严重冲击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历史贡献的认识。本文拟对若干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所涉及的历史事实进行初步考察，同时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一、日机没有轰炸过延安吗？

近些年来，较为著名的一则谣言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机未轰炸过延安，日军也未进攻过延安。这则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了很多年。至今，还不时会有人通过不同的网络社交渠道转发，误信者极多。

那么，事实究竟又是怎样的呢？笔者关注侵华日军罪行史研究多年，曾就日军飞机轰炸陕西全境、延安地区及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等情况做过专门的考察。仅就日机轰炸延安地区来说，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11月20、21日，日机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投弹150多枚，炸死炸伤152人，毁房309间；12月12日、14日、15日，日机三次空袭延安，投弹上百枚。1939年3月10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70余枚，炸死6人；8月15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40余枚，炸伤5人，毁房17间；9月8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200余枚，致死伤58人，毁房150多间；10月15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225枚，炸死10人，伤37人，毁房300余间。1940年4月20日，日机空袭延安，投弹52枚，毁房10余间。1941年8月4日，日机来袭，投弹100多枚，炸伤6人，毁房5间，等等。

2015年，重庆市北碚区档案馆征集到朝日新闻社随军记者在1939年10月拍摄的日军佐濑航空部队轰炸延安的照片，并向全社会公开展示。照片直观显示了被日机轰炸后延安城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惨状。日本朝日新闻社曾于1940年编辑出版《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其中第六册题为《荒鹫部队》，主要刊载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部队在中国各地空袭作战的图片资料。该书载有日本佐濑航空部队等飞往延安的机群照片及延安位置图等，并于图旁说明：“昭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陆军荒鹫部队之佐濑、铃木、松山各部队机群，编队飞向陕西空域，对共产军根据地延安进行大空袭。对共产大学、共产军兵营以及延安市内外之重要设施集中投以巨弹，予以彻底的打击。”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3月10日亦载称：在全面武装侵华期间，日军飞机空袭延安计17次，投弹1690枚，炸死214人，炸伤184人，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民房14452间。

此外，在1938年至1943年间，日军第109师团等部曾多次企图从山西境内西渡黄河，突破河防，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均被八路军河防兵团萧劲光部和王震的三五九旅等部队有力挫败，史有明载，事实俱在，证据昭昭，兹不赘言。

二、官兵伤亡人数多少等于抗战贡献大小？

另一条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同样非常著名，流传也极广泛持久。这则谣言大意是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牺牲100多位高级将领，共产党仅仅牺牲了左权一位。与这一谣言互为表里的还有一篇题为《六十多年过去了，谁还记得这些？》的网文，声称：“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为取得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一点深为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所积极肯定。但这篇文章的本意显然不仅仅是要用这一堆数字来盛赞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功绩。该文还说：“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其借国民党军队抗战官兵牺牲之巨大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历史贡献的弦外之音，恰是非常显见的。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了许多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场合不同而改换题目，如：《课本骗了我们六十年》、《七十多年过去了，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或《课本骗了我们七十年》之类，至今还经常会在各大网络论坛、贴吧的某些版块或微博、微信的圈群中被推送，甚至会形成再一次的大范围流传。

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军民伤亡人数虽然应该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来考察，但我们同样应该明确：军民伤亡人数的多寡，只能作为中国抗战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一个参数，决不能被简单地视作评价当时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群体、政治力量或不同区域对抗战作出贡献大小的指标。换句话说，不能简单地以伤亡人数之多寡来衡量抗战贡献之大小。就国民党军队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而言，也不能以官兵伤亡人数之多少来衡量抗战贡献之大小，更不能以某一方官兵伤亡数目较大，即否认另一方的抗战贡献，这是不合乎历史事实与认知逻辑的。

笔者从事中国抗战人口伤亡专题研究时，曾就中国抗战部队伤亡情况进行过专门研究。前文所引网文中提到的“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此统计数字显系出自于陈诚所著《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一书之《附表第九：抗战各期敌我使用兵力及伤亡人数一览表》。但是，陈诚书中所记之“3211418名”，是战时中国陆军阵亡与受伤官兵统计数之和，而不是“牺牲”人数。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记抗战期间中国陆军官兵历年伤亡统计数字为负伤1761335人，阵亡1319958人，失踪130126人，合计为3211419人。何应钦与陈诚所用之统计数，同源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及陆军总司令部的统计，但何氏所用数字多出1人。前引网文的作者或因囫囵吞枣，或是有意混淆，其通过不恰当引用历史统计数据误导人们认识的意图，却是明显的。

进而，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八年期间官兵伤亡情况。据一项日本华北方面军1940、1941年在华北地区对抗日根据地“治安作战”的“综合战果统计”所载，日本华北方面军1940年交战次数为20752次，其所谓的敌（指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等与日军作战的八路军部队等）“遗弃尸体189833人”；1941年交战次数为17198次，敌“遗弃尸体”98318人。两年合计竟高达288151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这个战果统计中，难免对己方伤亡有所掩饰，而对中方伤亡却又故作夸张，其统计数字未必完全可信。同时，日军统计华北地区中国军人牺牲的数字，虽然可能包含一定数量的在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国军官兵，但其大部分应该是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官兵。而本人根据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则是：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官兵的损失总数约为：阵亡22万余人，负伤36万余人，另有无法确定生死的被俘官兵4.6万人，合计则中共抗日武装部队抗战伤亡损失高逾61万人。所以，即便退一步而论，单以官兵抗战伤亡人数来比较，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对日军作战牺牲，也是极为惨烈的，其真实历史也不是几篇蓄意惑众的谣言网文所能抹杀的。

三、中共抗战只击毙日军851人？

还有一则关于中共抗战的谣言流传也很广泛。其大意是说，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部队一共只击毙日军851人。这则谣言于2015年中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前突然在网上流传，声称“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据说这则谣言最初是所谓的“钓鱼帖”，至2015年6月下旬，经过一些人的蓄意转发和添油加醋，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一时间谣势汹汹，对人们有关中共抗战历史与贡献的认识形成了严重冲击，影响也很广。时至今日，仍有人把它改头换面重新发布。前一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群等个人社交媒体中，它又以《完全不敢相信》为题被人转发流传，只是文中数字的发布者变成了“日本靖国神社”。

上面这则谣言中所谓的日本方面公布的日军在华死亡数字，其来源何在，笔者暂时尚无从觅证。但作为上面这则谣言核心内容的“死于共军之手851人”一语，其荒谬无稽则是完全可证的。

日本侵华当局对日军在华伤亡的统计与公布，其数字也不可信。在日军各级部队作战详报及日方战后所修战史中，其对日军历次与中国军队作战伤亡的统计，也多有掩饰、缩小。从作战阵亡数字比上看，在日军的作战报告中，日、中两军阵亡比有时超过1：10，而其所记录统计的日军与中共军队作战阵亡比甚至夸张地达到1：100以上。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透过日方的相关统计数字，来驳斥“日军死于共军之手仅851人”这一说法。

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利用战时侵华日军作战报告等档案资料，编成了《华北治安战》和《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一系列战史书籍。其中《华北治安战》一书，较为详细记载了日本华北方面军从1938年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华北冀东、冀中、冀南、晋南、晋中、晋西北、鲁西等广大地区进行的长期作战，即所谓的“肃正作战”和“治安作战”。该书零星透露了日军与八路军等部作战伤亡情况。2015年8月，卢周来等人曾根据该书所载材料，对上述谣言进行了批驳。本文于兹亦引用数则：

据日军第一一○师团长桑木崇明对来华考察的侍从武官提出的状况报告书称，该师团从1938年8月至1939年10月的交战次数，“约2250次（一日平均约五次），敌遗弃之尸体约36260人，师团之阵亡人数533名”。1940年6月6日至7月8日，日军第一军发动所谓的“西北山西肃清作战”，“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一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本次作战中交战之中共军约33320人，遗弃尸体3418具，俘虏219名。日军阵亡89名，负伤79名。中共军顽强之抵抗，并伺机攻击日军，系本作战之特色。”又据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本间正晴1940年12月1日的《师团状况报告书》所称，在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间日军对冀东进行所谓的“肃正作战”期间，“丧失我忠勇将士649人，战伤者多达1378人，实为遗憾之至”。该书还记载，在1940年10月11日至12月3日日军所谓的第二期晋中作战中，也即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等部发动的百团大战第三阶段战役反击作战中，日军“第一军中损害最大者为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该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详报），该旅团计阵亡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阵亡者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为止之阵亡人数共276名。分别为：8月60名，9月142名，10月62名，11月8名，12月4名。换言之，中共军攻势时期的损害最大。”在1940年9月23日至10月12日日方所谓的“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亦即中方所称“涞灵战役”中，日军的损伤为：“根据第一军之统计……日军阵亡133名，失踪31名。” 1942年9月，日军发动所谓的“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日军的损失亦多，计阵亡221人，伤91人。”  1943年4月20日至5月底，日军在对太行山南部八路军实施所谓的“太行作战”中，“日军损失为阵亡227名，负伤803名。”另据日军华北方面军1940年和1941年“治安作战”的“综合战果统计”所载，华北方面军的伤亡统计为：1940年阵亡5436人，负伤12279人；1941年阵亡2352人，负伤5001人。其中，这期间与八路军部队频繁作战的日军第110师团1940年阵亡758人，负伤1558人；1941年阵亡495人，负伤1251人。这一“综合战果统计”中所载日军1940年和1941年在华北“治安作战”的伤亡人数，当大部分为中共抗日武装部队杀、伤所致。

以上这些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及其所属部队自己当年统计、报告的作战伤亡数字，难免有所遮掩支吾，也不会是八路军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毙杀日军的全部；但这些数字也已足以将“日军死于共军之手851人”的谣言驳斥得无所遁形。

四、中共勾结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另外，从2011年10月初开始，有一则题为《八尺协定——九一八以来中日外交史上最大的卖国条约》的网文在网际流传开来。其主要内容是说：“1931年春节刚过，当中华民国的四万万国民还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时，一场灾难性战争的大网已经在暗处开始编织。中央苏区的代表团以王若飞为团长，从上海秘密登船，经过一昼夜的航行到达日本关东军控制下的旅顺，入住关东军‘满铁株式会’的招待所大和旅馆。当月29日，中央苏区代表团与关东军的代表板垣征四郎在大和旅馆的小型会议厅——八尺阁，签订了一份秘密协定，史称‘八尺协定’，又称‘王板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有：（1）中央苏区支持日本夺取东北、华北，承认其为日本势力范围。（2）中央苏区从共产国际援助经费中拿出2亿3千万金卢布，转交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由关东军参谋部分配，用于军费，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公关使用。中央苏区派审计小组进驻沈阳和东京，监督经费合理使用。（3）关东军确保不晚于1931年10月开始对东北的进攻，并在未来的几年内积极夺取华北，配合中央苏区夺取中华民国的政权。（4）日本势力范围止于长江一线，即占领华北、华中后，与中共政权划江而治。（5）中央苏区承认公图岛为日本领土。”等等。

这么一篇内容十分荒唐的“文章”，据说也是一篇“为辟谣而造谣”的“钓鱼文”，文中暗植多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和陷阱，比如：王若飞当时不在国内，不可能到旅顺与日本人谈判签约、1931年2月之无29日、八尺阁与公图岛皆非真实地名，是2001年前后国内某知名军事论坛网站版块名称或流行谑语等等，作者炮制此文，意在使那些没有基本近代史知识、不明真相却又偏信诋毁中共谣言的人在误信、误传的过程中陷入一种难堪的境地。

其实，“为辟谣而造谣”这种行为本身是极为荒唐的。这则网文作者的本意也很难判定。这篇所谓的“钓鱼文”后来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成为一则不折不扣的谣言。至今，我们仍能在网络论坛的许多版块上、不同主题的贴吧里、微博微信的圈群中，经常见到它的身影。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能也出乎炮制者的意料。因为信谣者与传谣者多为捕风捉影、不求甚解，根本不会在意谣言中所述史实的荒唐；而对极少数人来说，这则谣言能够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能够大面积地传播、能够表达并向受众传达其对中共抗战历史的诋毁、进而能够造成人们对有关中共抗战历史认识的混乱，其目的就达到了。

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网络谣言的肆虐，及网络信息受众对此类谣言在误信并参与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纵容，是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认识上的表达。

网络谣言绝不是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凭空产生的，它是制谣者和传谣者现实个体需要或政治意图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展现方式。从前文提到的有关中共抗战历史的网络谣言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网络谣言既有一切谣言所具有的罔顾事实，胡编乱造、故作荒诞，吸引眼球、言之凿凿，似是而非等共同特征外，还都表现出其根源于过去的历史纠葛及其对现实体制的否定隐喻，这是毋庸讳言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的评价，一直以来是抗战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热门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有关方面与专家学者也对“中流砥柱作用”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阐释。而有异议者则认为用“中流砥柱”一词表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敌作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不恰当。于是，冷嘲者有之，调侃者有之，欲以谣言否定者亦有之。其实，我们认为，“中流砥柱作用”的表述，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的高度概括性的形象表达，这并无不妥，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正确方向的把握、坚持与指导。同时，“中流砥柱”一词在表达肯定判断时，并不具有排他性，即用它来形象表述中共抗战历史作用时，并不否定其他党派、团体与社会各界人士在抗战中发挥的历史作用。同样，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并不会抵消国民党等其他政党、团体在保家卫国民族圣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指出：“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全国人民毅然奋起，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如果有关专家学者们能够更主动地、更学术化地将“中流砥柱作用”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理解与阐释，而不是狭隘地从消灭若干数目的敌伪军、牵制若干比例的日本侵略军在华力量等角度来论证，则会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更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更能有力地挤压有关谣言的存在与传播的空间。

然而，青史岂尽如烟云。谣言始终只是谣言，就是说上千遍，毕竟不能成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的抗战事迹与历史贡献，同样是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光荣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我们相信，任何谣言也必将在历史真实的碰撞下，在理性之光的照射下，显现其虚妄的原形，并终将化为一缕烟尘，飘散净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