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实
——纪念七七抗战与全国抗战爆发81周年
林治波
卢沟桥的日本鬼子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卢沟桥事变，人们往往会对一个问题不大明白：
日本军队不是呆在东北吗？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华北并没有沦陷，宛平卢沟桥一带怎么会有日本鬼子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辛丑条约》说起。
1900年，山东、河北一带的爱国民众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在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诸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列强通过该条约，不仅向清政府勒索四4.5亿两白银，还附加了许多苛刻条件，其中一条就是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实际上，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政府就以“护侨”“护路”为名，宣布成立“清国驻屯军”，任命大岛久直中将为第一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别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兵力部署于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及其周围的战略要地，本来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守备区域，但这里却驻扎着日本和其他列强的庞大武装，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支庞大的武装，犹如一只升堂入室的恶狼，对中国人民不仅是一种威胁，更是一种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因其司令部设于天津，又被称之为“天津驻屯军”。
在侵华的日本军队当中，最有名的当属“关东军”了。但与“中国驻屯军”相比，“关东军”只是个“小字辈”而已。它成立于1919年，比“中国驻屯军”整整晚了18年。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驻丰台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到那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北平已有36个年头了。
抗日劲旅第29军
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第37师的一部。
29军的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这支军队曾拥兵40万，可谓彦俊荟萃，猛将云集，极一时之盛。但经过中原大战，西北军土崩瓦解，残部只剩下几万人，犹如一场大火后的星星余烬。
1931年1月，退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下辖3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后改为143师），师长刘汝明。这几位将领，都是深得冯玉祥赏识的西北军战将。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曾位列西北军五虎上将之尊，冯玉祥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故视之若心腹股肱，常常畀以重任。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曾任冯玉祥副官长、西北军师长、军官学校校长等职，善作战也善带兵，因治军严厉而被称为“张扒皮”。中原大战之后，他的部队相对完整，是组成29军的主力。
冯治安，字仰之，河北故城人，在西北军曾长期与张自忠同事，经历与张相似。
刘汝明，字子亮，河北献县人，曾任西北军师长、军长，与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佟麟阁等人同为西北军“十三太保”之一。
此外，29军将领中还有几个著名人物，一个是副军长秦德纯，山东沂水人，此人出身行伍，却富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为宋哲元所倚重；一个是37师旅长赵登禹，山东菏泽人，曾任冯玉祥马弁，高大威猛，武勇善战。29军组建时，佟麟阁尚不在军中，后被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请来担任副军长，主管军官教育工作。
29军成立后虽粮饷无着，处境困难，但大家咬紧牙关，埋头苦干，把29军的训练搞得有声有色。
29军士兵基本来自北方各省，尤以冀鲁豫三省为多。他们普遍身材高大，体格强健，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并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
29军训练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体力和技能的训练，士兵一入营，就要进行劈刀、刺枪、器械操的训练和忍耐寒、暑、风、雨的本领，因此29军官兵在体能、技能和忍耐困苦方面要比一般军队强得多。
29军还继承了西北军爱国教育的传统。在日本入侵、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军长宋哲元提出了“枪口不对内”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的口号。士兵在吃饭前，要唱《吃饭歌》：“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29军还沿用了西北军举行“国耻”纪念的办法，编有《国耻歌》，令部队演唱。每逢国耻日，开饭时馒头上印着“勿忘国耻”四个字；或者令官兵禁食一天，反省国耻，以期官兵知耻后勇。同时，部队经常举行“国耻”演讲，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每天的朝会（早操）上，官兵都要高声问答：
问：“东北是哪一国的地方？”
答：“是我们中国的！”
问：“东三省被日本占去了，你们痛恨吗？”
答：“十分痛恨！”
问：“我们的国家快要亡了，你们还不警醒吗？你们要怎么办呢？”
答：“我们早就警醒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在旗帜鲜明的爱国教育的熏陶下，29军官兵无不同仇敌忾，铭记国耻，抗日情绪十分高昂。日本人曾对29军下了这样的评语：“该军因与抗日领袖冯玉祥保有关系，故抗日意识深入官兵，实为性质不良之军队。”
能被日本人称为“性质不良之军队”实在是29军的光荣。在长城抗战中，该军的“性质不良”得到了充分展现。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仅用4个月零18天就把中国的东三省全部占领了，紧接着于1932年拼凑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又发兵攻击联系关内外的要塞山海关，从此将侵略魔掌伸入关内。
1933年2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10万大军，兵分3路进攻热河省。热河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辖区位于今天河北、辽宁、内蒙的交界地带，省会设在承德。那时热河省的主席是东北军将领汤玉麟，他手中有3万兵力，连同境内其他友军共有8万多人。但是，面对日军的进攻，这位汤主席不是组织兵力抵抗日军，而是忙着用数十辆大卡车把自己平日搜刮的金银财宝运往天津，结果日军先头部队100来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承德。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河省就这样沦陷了。
日军占领热河之后继续南下，直逼长城各口，一时间华北震动，平津告急。正在南方忙于“剿共”的蒋介石，急忙从各地抽调30万兵力，沿长城一线抵抗进犯之敌。
3月5日，长城抗战打响了。西起南天门、古北口，中经罗文峪、喜峰口，东至冷口、界岭口，中国军队依托古老的长城，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防守喜峰口、罗文峪的29军，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怕死的精神，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殊死博杀，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寇3000多人，取得了著名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29军大刀队从此扬威海内外。29军也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该军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一代抗日名将。
华北上空的乌云
缺乏纵深的长城防线毕竟经不起日军的攻击，因为它的坚固程度不是取决于最强大的环节，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虽然29军防守的喜峰口、罗文峪坚如磐石，使日军未能越雷池半步，但日军从晋军防守的冷口突入长城以内，然后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被迫后撤，长城防线土崩瓦解。
蒋介石对长城抗战本来就没什么信心，加之主要心思仍用在“剿共”上面，所以在长城抗战结束之前，蒋介石就派人向日军求和。5月31日，中方谈判代表、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等6人，与日方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等7人，在塘沽举行谈判。冈村拿出日方事先印好的停战协定草案，面带微笑地说：“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贵国代表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以内作出答复。”中方代表提出不同意见，冈村还是面带微笑地说：“贵国代表只能有‘诺’与‘否’的答复，对协定草案不容更改一字一句，一切声明或意见必须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再行商议。”双方代表一言不发地相持到距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时，熊斌终于屈服了，在协定上签了字。这便是屈辱的城下之盟——《塘沽协定》。
通过这个协定，日军把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长城一线。《塘沽协定》的签订，表面上使北方的局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平静的背后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从此，长城等于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在虎口之下了。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又掀起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人为这个运动起了个“自治”的好名，而实际上就是想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1935年6月27日，日本以张北事件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日方通过这个协定达到了基本控制察哈尔省的目的，29军大部被迫撤出察哈尔省北部地区，移驻河北。国民政府由于卖国心虚，对签署的屈辱条约秘而不宣。日本人看透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理，借机发挥，大肆加码，中方口辩无凭，致使主权受到了比原订条款更为严重的损害。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得手后，又将目标转向了河北。他们的做法还是惯用的卑鄙套路：先制造借口，然后以此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逼签协定。为此，日军华北驻屯军暗中雇佣杀手，将住在天津日租界两个汉奸报人胡恩溥和白逾桓枪杀，然后诬称是国民党蓝衣社干的，以此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一）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二）将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撤走；（三）将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完全取消；（四）将国民党中央军撤离河北；（五）禁止全国排外、排日行动。在日方的威逼之下，国民政府一一照办。日寇预谋得逞，但仍不罢休。6月11日，日方派人携带一份由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来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缮一份，并由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签字盖章后送交梅津。日方在达到达到目的之后，何以多此一举呢？其实，他们的企图在于以这种方式履行“协定”的签字手续，使侵略事实合法化。何应钦既不敢公开签署卖国协定，又不敢对日方有丝毫反抗，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慌忙离开北平逃之夭夭。日方对何应钦的心思洞若观火，于是耍了一个新花招，不再坚持由何应钦在“备忘录”上签字，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日方的“灵活”姿态正合汪精卫、何应钦的心意。这种明不签、暗承认的办法，既可满足日方欲望，又可欺瞒全国民众。7月6日，何应钦签署了一份“致梅津函”，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至此，由梅津的“备忘录”和何应钦的“致梅津函”组成的特殊的《何梅协定》便正式达成了，河北省的大部主权从此被日寇攫取。
《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大大加快了“华北特殊化”的步伐。他们一面怂恿汉奸地痞游行示威，聚众闹事，一面加紧扶持成立汉奸政权。
1935年11月，由日寇策划扶植的、以无耻汉奸殷汝耕牵头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通县正式出笼，辖区包括冀东22个县。现今的人们或许难以想象，当年一个受日本人操纵的伪政权就赫然存在于北平城的旁边。
12月，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上述一系列事件，史称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继侵吞中国东三省之后，又通过华北事变攫取的华北的大部主权，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已被逼到了灭亡的边缘。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日本侵略者对华北的渗透，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深切忧虑，中国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
古语云：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意思是说，兄弟在家里争吵，但若有外敌前来欺负，他们便会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御外侮。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民族情感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使国内战争中相互角逐、厮杀了十年的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国民党和共产党逐渐化干戈为玉帛。
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合作，起作用的还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中国最重要的地区当属华中（包括今天的华东与华中地区）和华北，这是中国的头等要地，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物产最丰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地区，中国就不成其为中国了。因此，日寇发动的华北事变实际上已触及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心理底线。
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是华中地区（即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华北则是华中的屏障。从地缘政治和国民政府维护其自身统治的角度来说，对于东北的沦陷国民政府尚可勉强咽下苦果，而华北一旦失去，华中将直接暴露于日寇的虎口之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华北事变的发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并直接危及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已长征到达陕北。这意味着共产党离开了被国民党视若禁脔的核心地带——长江中下游流域，而移往西北一隅；加之长征途中工农红军蒙受极大损失，力量明显削弱，这在客观上减缓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缓解了国共矛盾。一方面是日本欲壑难填，步步进逼，危及国民党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共产党远走西北，力量减弱，国共矛盾缓解。“两害相权取其轻”，国民政府在此情况下开始考虑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而着手抗战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多种渠道与共产党秘密接触，试图探索联共抗日的可能性。
早在国民党政策转变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呼吁。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使国共两党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尽管国共谈判历尽周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剿共”战争的血雨腥风终于消散了。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形成。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国共合作的趋势，使日本侵略者感到了恐惧。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第1师师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为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长。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
日军增兵华北，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大步骤。具体地说，日军增兵华北意味着日本已将不战而据我华北的政策，转变为武力夺取华北。日本政策的变化，除了国共合作的原因之外，还在于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日本并不俯首贴耳。日军遂将武力夺取华北列入日程。为此，日军在增兵之后，连续两次挑起丰台事件，将中国驻军2 9军挤出战略要地丰台，而将此地完全控制起来。
就在日军增兵华北的前夕，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流血政变，日本军部通过政变取得了对政府的控制权，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形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随之大大加快了。
1937年3月，70多艘日本军舰驶入中国青岛沿海，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登陆作战演习；
4月，日本海军派人勘察天津塘沽港口，为向中国输送军队、给养作准备；
5月，关东军一个旅团开进了毗邻河北的热河省，与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率众多指挥官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参谋旅行演习；
6月，日本贵族近卫文 组成“举国一致”的新内阁；中国驻屯军则在平津近郊地区不分昼夜地举行实弹演习。
一时间，平津地区氛围诡谲，风声鹤唳。种种迹象表明，一场石破天惊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日本侵略者对于策划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内幕，至今仍讳莫如深，但当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的今井武夫，却在回忆录中泄露了一个秘密：早在1937年6月，东京军政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就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日本人所谓的“柳条沟事件”即指“九一八事变”。后来局势的发展，果然丝毫不差地应验了日本人的预言。
且看今井武夫的回忆：
1937年6月26日，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近卫内阁拓务大臣大谷尊由的哥哥大谷光瑞突然来到北平，下榻于靠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第二天，他就把我邀去，撇开了其他的人，和我畅谈了两个多小时。
我先分析了今春以来当地中国人的群众运动的险恶形势，认为对这种事态如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
大谷说，现在日本想在华北挑起事端是不适宜的，必须设法加以防止，制止爆发意外的战争。
跟大谷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陆军省军事课的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校也来到北平，他的这一次旅行，似乎是经担心华北会发生事变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陆军省军事课长石原莞尔的授意，为了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到这里来观察一下血气方刚的日本青年军官的内部情况，并视察一下华北的一半情况的。
……关于冈本对华北形势的观察是否正确，我无意加以批判，只是对于当时东京突然把大谷、冈本两人派到华北来进行现场考察，其真意究竟何在，却觉得有加以判明的必要。
后来听说，那时候，在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之间，私下里盛传着这样的谣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出了各自的视察人员。
7月6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我应邀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陈子庚（中孚）家里吃晚饭，他的家就在北城鼓楼的西边。
不料在开宴时，一个不速之客——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却穿着一身中国长衫翩然出现了。我和石友三早在5年以前，当他还在韩复榘手下时就有过交往，冀察政权建立后也和他有着私人间的亲密交情。因此，他好象知道我今天在陈家里，特地前来看我的。石突如其来地向我提出质问：
“武官！日华两军今天下午3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霎时间我大吃一惊，坚决地否定说：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本军是不可能不通知我的。我泰然自若地呆在这里，就是没有发生这样重大事件的证明，所以定定心心地喝酒吧。”
对此，石友三仍坚持己见，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隐瞒着这一情报的来源，总是固执地说事实没错，甚至还说：
“即使日华两军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北郊黄寺的部下，对日本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也吃不准他的这些话究竟是真的还是开玩笑，但他的态度却始终是慌慌张张定不下心来的样子。不久开宴，上了最初的几道菜和燕窝后，大家照例干杯一番，他就匆匆忙忙地离席而去了。
陈子庚和我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都感到有些困惑不解，不过对他那些唐突的话以及中途退席，倒也没有在意。……
后来回想起当天晚上的情况，我对自己未能觉察仅隔一天所发生的事件，不禁慨叹自己目光之短浅。石友三的话，就在事件爆发的前一天，但好象预见到卢沟桥事件似的，而且他对此深信不疑。他的话和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是单纯的巧合吗？这是使我感觉到好象落在云里雾中了。
日军从哪里下手？
日军将发动战争的时间定在“七夕的晚上”，而地点则定在北平西南的宛平卢沟桥。
日本人历来以认真细致著称，把发难地点定在卢沟桥绝不是随随便便的决定，而是大有预谋的。
卢沟桥自古就是战略要地、交通咽喉，守桥与夺桥之战不绝于史。进入20世纪，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一座铁路桥，1905年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平汉铁路经此全线通车。另外，卢沟桥地区还有两条铁路支线，一达北平、通县；一经丰台与北宁线相接。这样，卢沟桥地区就成为平汉、平绥、平津3条铁路线的汇合点，其战略地位更形重要了。
众所周知，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夺占中国东三省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夺取华北，而平津地区是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核心，其中北平的地位尤为重要，日军甚至认为：“只要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
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已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东面，有日军扶植的冀东伪政权和所属伪军部队；北面，有日寇炮制的以德王为首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东南面，日军强占了战略要点丰台。这样一来，只有北平西南方向的卢沟桥尚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中，卢沟桥成了北平保持对外联络的唯一通道，成了中日双方的必争之地。当时就有人指出：“卢沟桥之得失，北平之存亡系之；北平之得失，华北平原之存亡系之；而西北、陇海线乃至长江流域，亦莫不受其威胁也。”这充分说明，日军把卢沟桥作为首攻目标，绝不是针对偶发事件的临时决定，而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蓄谋已久的战略步骤。
夜幕下的枪声
1937年7月6日，大雨滂沱。
驻丰台的日军不顾道路泥泞，又一次在铁路桥东北龙王庙前的演习场地上，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性演习。同一天，日军还到宛平东门外，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到29军严词拒绝。日军很恼火，赖在城外不肯退去，并进行了紧张的军事部署。双方僵持了十几个小时，空气异常紧张。天色渐晚，日军见无计可施，只好退回丰台。
7月7日上午，日军又来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下午，驻守丰台的日军河边旅第1团第3营第8连，由连长清水节郎率领，从兵营出发开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演习的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然后黎明时进行突击”。
龙王庙在宛平城西北，大瓦窑在宛平城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内有29军士兵驻守。日军在此地进行夜间演习，显然是有企图的挑衅行为。
7时30分，暮色降临，清水节郎下令部队开始夜间演习。日军部分军官和假想敌旋即到东面活动。待天完全黑下来以后，近600人的部队便向假想敌所在的东方移动。这时，天上没有月亮，夜色中的宛平城若隐若现。城内城外，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漆黑的夜里，日军将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一步步付诸实施了。10点半左右，29军驻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响起一阵枪声。在寂静的夜幕下，枪声是那么刺耳，引起宛平守军的密切注意。
少顷，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声称丢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城搜查。宛平守军认为，时值深夜，日军进城搜查会引起误会，妨碍治安。日军仍坚持要进城。守城官兵拒绝说：我方部队正在睡眠，枪声响自城外，非我军所发，日军在演习场丢失士兵与我非无关。我们执行上级命令，不能打开城门！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县城，开枪示威。同时，清水节郎派人去丰台向营长一木清直报告，要求派兵支援。
一木清直接到报告后，立即向顶头上司第1团团长长牟田口廉也报告，牟田即令一木率领第3营开往卢沟桥。
戳穿强盗的谎言
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大事变就这样开始了。问题是，宛平城外夜幕中的那阵枪声是谁放的？丢失日军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呢？
清水节郎是这样记述的：“晚上10时半左右，传令休息，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象此时还没有注意到，仍然进行着空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做好应战准备的时候，听到了一名士兵行踪不明的报告，就一面开始搜索，一面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种情况，等待指示。”
清水的说法是否可信呢？
本来，日本军队早在七七事变六年之前已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日军华北驻屯军也是日本侵华的罪恶产物，中日之间谁是谁非，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可谓界限分明，无需辩说。至于日军在龙王庙地区实施演习的做法，即便在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中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七七事变的是非问题，也根本无须以谁打了“第一枪”来作出判断。但是，无论在当时或战后，日本都不断有一些人抓住“第一枪”的问题纠缠不休，诡称是中国军队放了第一枪，还有人居心叵测地提出是中共挑起了七七事变。这些日本人的目的，说穿了，无非是借此将发动七事变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方面，并进而否定全面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但是，无论他们能够找出多少个理由，无论他们怎样纠缠不休，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所谓的“第一枪”，是在中国的北平城外而不是日本的东京城外响起的。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竟要被人怀疑和指责进行了“不法射击”，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退一步讲，姑不论上述种种是非曲直，即单纯以“第一枪”来看，也可证明日方所说完全是一派胡言。
请看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的一段记述：
7月8日，我由内蒙化德乘飞机到达天津。晚间，在芙蓉馆（日本料亭）辟室与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对酌，他说：“放枪的事，是共产党学生干的……”我和茂川曾经在参谋本部共过事，我了解他一向和北平共产党方面的学生交往密切，所以就追问他一句：“那么，教唆他们干的元凶就是你罗？”他满脸通红点头承认……”茂川还承认，中日双方与7月11日达成停战协定后，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两军之间鸣放鞭炮，企图激化冲突，扩大战火。
另一个证据，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和保定绥靖公署军事法庭1946年6月审判战犯茂川秀和的问答笔录：
法官问：七七事变是甚来的？
茂川答：日本是军国主义。
法官问：七七事变近因是为什么？
茂川答：（日军）北平驻军外出演习时被打击了。有的这个事情。
法官问：这责任应当谁负？
茂川答：在日本军负。
法官问：第一枪是谁先放的？
茂川答：是日本放的。
由上述两个证据，我们不难看出“第一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日军关于“士兵失踪”的谎言。
日军在卢沟桥制造事端的借口除“非法射击”之外，还有所谓“士兵失踪”的事情。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的主要理由正是“士兵失踪”。实际上，那位“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二等兵，因解手离队，不久就归了队。后来有人问起志村为何“失踪”，清水假装不知道，居然提出三种推测：（一）可能是解手去了；（二）可能是奉命侦察，走错了路，回到部队演习位置时，中队已转移；（三）也许是因疲劳伏在地上睡着了。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只要问问志村本人就会一清二楚；可是日方一直含糊其词，用一句北京话，这就叫作“揣着明白装糊涂”。至于志村归队的事情，清水节郎知道后，故意不报告。战后有人问他当时为何不报告，清水支支吾吾，说“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故，是我的失策，现在记不清楚了”。并说：“接到不法行为（指枪声）的报告，感到很紧急，所以不等充分搜索的结果就下令了。”清水显然是在说谎。当时清水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和决定对29军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是“士兵失踪”，战后却说成是“不法行为”。7月8日凌晨2时，营长一木清直已得知志村菊次郎归队的消息，却认为：“连团长都下了交涉的命令，又因此而中止，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呢？”所以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不过，此后日军却把挑衅的借口有“士兵失踪”偷偷地换成了“非法射击”，甚至干脆否认曾向中国方面提出过搜寻“失踪士兵”的事情。
日本侵略者的胡搅蛮缠不禁使人想起了小羊和狼的故事：
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大灰狼恶狠狠地说：“小羊，你把河水弄脏了，流到我这里，让我都没法喝了！”小羊说：“不会呀，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怎么会把你那儿的水弄脏呢？”大灰狼说：“去年你骂了我！”小羊说：“不会呀，我去年还没出生呢。”大灰狼气急败坏地说：“那我不管，反正我要吃了你！”说罢，就把小羊吃掉了。
请看，寻衅侵华的日本强盗，像不像这只大灰狼？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日军在增兵卢沟桥的同时，还派遣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指派的宛平县长王冷斋等人进行交涉，要求29军撤出宛平城外，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清晨5时30分，日军发炮轰击宛平城，同时一木清直率领第3大队主力向回龙庙及铁路桥中国守军扑去，另有一支日军向宛平城东门发动进攻。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29军军长宋哲元尚在山东乐陵老家休假，代理宋哲元主持军政事务的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冯治安和38师师长张自忠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促请宋哲元速回北平，一方面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110旅旅长何基沣据此下达三条命令：一、不准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守卫在卢沟桥一带的29军官兵，对日寇的嚣张拔扈和蛮横无理，早就忍无可忍了，面对日军的挑衅和进攻，官兵们无需鼓励，也无需动员，就怒不可遏地杀向敌人。219团团长吉星文说：“这次的士气，比喜峰口时更加旺盛。因为士兵们含垢忍辱，已不是一天了，这一口压在胸中的闷气，无缘发泄，所以大家听说打日本，个个都纵身跳起来。士兵们看见了阵亡的同伴，一点也不悲伤，只是咬紧牙关，急步向前，带伤的就是命令他后退，也不掉转头来。”一位年仅19岁的战士杀红了眼，居然用大刀一口气砍死日军13人，生擒1人。在激烈的战斗中，中共秘密党员沈仲明排长和数百名士兵壮烈牺牲，吉星文团长和金振中营长光荣负伤。
日寇的侵略不仅激怒了29军官兵，也激怒了北平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激怒了各阶层、各党派，激怒了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如同愤怒的雄狮，咆哮着，扑向侵略者，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全国抗战。当时的一首诗歌表达了抗日民众激越豪迈的抗战热情：
【多亏了廿九军众英豪，
磨拳擦掌挥大刀，
敌人头脚都砍掉，
桥下河水血滔滔。
东亚睡狮已醒了，
大家齐把国土保，
不分男女和老少，
同心协力除强暴!
日军的缓兵之计】
29军是一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它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但是，29军毕竟是一支非嫡系部队，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冀察平津这块地盘。因此，在全国抗战形势尚不明朗，对日本侵略企图缺乏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冀察当局主要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都不希望扩大与日军的冲突。
从日方的情况看，因为援兵尚未到达，也需要假意和平以图缓兵之计。
7月9日，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口头达成“停战协议”。
协议达成后，中方诚实履约，将宛平城防交给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队，人数也大大减少；而日军不仅不撤回丰台，还以掩护撤兵为由再次炮轰宛平城。在停战协议达成之后的30个小时内，日军4次破坏协议，违信背约。但冀察当局一味相信和谈，希望就地解决事变，结果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东京的争吵与决策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发生了激烈争吵。
持“不扩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曾经与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他的部下——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主任参谋堀场一雄等人。
相比之下，“扩大派”的阵容要比“不扩大派”强大得多。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和中国驻屯军的决策层与少壮派，都是强烈主张扩大侵略的。
其实，不扩大派并不反对侵略中国，他们与扩大派的分歧在于什么时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日本最为有利。石原等人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若拿出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势必影响对苏备战。中国已经是统一的中国，日本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很有可能陷入长期作战的泥潭，对日本不利。不扩大派的担心后来被侵华战争的实际所证明。这说明，石原一伙是头脑尚未发昏发热的法西斯分子。
扩大派是一帮好战的自大狂。他们相信“对中国只需拔刀威胁一下，它就会屈服”；“征服中国只需要1个师，3艘巡洋舰”；“最大限度，通过一次保定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杉山元踌躇满志地在天皇面前吹牛说：“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小矶国昭则到处鼓吹“要利用这一时机，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对于“不扩大派”的种种担忧，“扩大派”不屑一顾。当时，石原莞尔四处解释自己的观点，企图说服“扩大派”，结果连自己的部下、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彰都未能说服。武藤对石原反唇相讥说：“这可真是奇怪！您不是满洲事变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是仿效您的事业而已。”一句话说得石原哑口无言。
7月11日，日本天皇委任日军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接替患重病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日，日本政府在华北现地形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作出了派兵华北的决策，令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朝鲜军第20师，航空队及若干特种兵就近开赴北平、天津。
这意味着卢沟桥事变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和升级。
共产党的呼吁：全民族抗战
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呼吁全国人民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措辞激昂的通电：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全文一连使用了十几个惊叹号，可谓掷地受声，闻之感奋。
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接连致电蒋介石、宋哲元等，并向全国发表通电，呼吁抗战。电文中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祖国之目的。”“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即愿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躯，与日寇决一死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正式确立了全面抗战路线，并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战主张，不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对国民党产生了积极影响。
蒋介石的方针：应战而不求战
7月的南京骄阳似火，热浪灼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新上任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均在庐山避暑，军政部长何应钦则远在重庆。可见，南京政府对日本挑动卢沟桥事变的征兆毫无察觉。
7月8日辰时（9～10点），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何应钦、蒋介石发出了第一份报告事变消息的电报。蒋介石闻报后，立即向北平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以备事态扩大”的指示。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和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显然，蒋介石已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么如何应付日本的挑衅呢？蒋介石当时确定的方针是：一面积极应战，一面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在不求战而必抗战之决心下，努力一切”。
但日本对冀察当局和南京政府的和平努力不加理睬，继续增兵华北，和平解决事变的可能性已十分渺茫。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他说：“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前发生的征兆……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他指出，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原则是：“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个谈话说明，南京政府已不愿再向日本让步，如果日本得寸进尺，蒋介石就要发动抗战。与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的毛泽东，以少有的口吻称赞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说它“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战火在交涉中蔓延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老家返回天津。此时，宋哲元尚未识破日方的缓兵之计，误认为和平有望，因此一到天津就表示：“我虽然赞成和平解决，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要求。”当晚，北平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松井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随后将29军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释放。然而，日方回答宋哲元和平诚意的却是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由于保存地盘的心理太强烈了，宋哲元对于迫在眉睫的危机不加理会，仍认为和平有望。12日对外发表乞求和平的谈话。蒋介石闻知后，第二天即给宋哲元发电，提醒他：“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央决定宣战”，并劝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但宋哲元未把蒋介石的劝告放在心上，派张自忠、秦德纯等人继续与日军交涉，并瞒着南京政府向日方作出若干让步，其中包括向日方道歉。
7月18日下午，宋哲元赴天津海光寺参加原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葬礼，与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见面。虽然宋哲元未表示道歉，但吊唁田代与问候香月，已被日方看作是道歉的姿态。宋哲元归来后天真地对人说：“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19日，宋哲元从天津返回北平。途经杨村西侧铁桥时，发现地雷。经查，是日军所为。因受日军指使布雷的中国人暗中将地雷引信拆除，才使宋哲元幸免于难。但地雷事件仍未使宋哲元警醒，为表示和平诚意，他返平后立即下令将城内各要口的防御工事、沙包、路障等一律拆除；将关闭数日的各城门完全开启；对全国各界慰劳29军的捐款和物品，也通电表示谢绝。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所以无论宋哲元怎样妥协让步和表达和平诚意，都不可能真正地阻止局势的恶化。日军的军事部署一刻也没有停止，并以巨炮轰击宛平城和长辛店，造成29军重大伤亡。至24日，日军已按计划在平津地区集结完毕，一场大战势不可免。宋哲元等人以妥协为代价所乞求的“和平”，就像气泡一样被日军的炮火戳破了。
那么，宋哲元、张自忠这样具有光荣抗日历史，具有民族气节的将领，在日军无理挑衅、源源增兵的情况下，何以如此不明智地乞求和平呢？
首先，宋哲元、张自忠作为一支“杂牌军”的将领和地方实力派首领，出于团体利益的考虑，强烈希望保存冀察平津这块地盘，为此不惜委屈求全，妥协以求。
其次，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29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作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第三，对蒋介石不信任。历史上，宋哲元、张自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自主权等方面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再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宋哲元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和他派军向平津地区移动的意图，都心存疑虑。
第四，心理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总是希望事情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当这种意愿特别强烈时，尤其如此。即使这种可能性在旁观者看来十分渺茫，当事者也不愿放弃希望。一旦出现有利于自己意愿的蛛丝马迹，就会把这种微乎其微的希望加以放大，而视为救命的稻草，这就极大地干扰了他们对局势的准确判断。宋哲元等人在日军大兵压境、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仍一味乞求和平，以致香月清司的几句客套话就把他说得晕晕乎乎，误以为和平可期。这恐怕与上述心理现象不无关系。
宋哲元的最后抉择
7月25日，宋哲元主持召开29军高级将领会议。此时宋哲元召集会议的目的已不是研究对日交涉问题，而是制订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之132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之37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之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刘汝明之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同一天，宋哲元下令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
宋哲元的态度何以突然发生了变化？根据事后的了解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势不可免”，“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二是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了解。7月22日晚，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熊斌奉蒋介石之命由保定秘密赴平谒宋，随后蒋介石又派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北上见宋。宋哲元从熊、刘二人那里得知蒋介石这次真的要抗战，因此初步打消了对南京方面的疑虑，也理解了蒋介石一再促其赴保定的用意。在此期间，蒋介石下令补充29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29军。这一切，犹如给宋哲元吃了定心丸，坚定了他的抗战决心。
宋哲元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但此刻为时已晚。至25日，日军已有第20师和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29军处境被动。
25日至26日两天里，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
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27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第5、第6、第10师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当晚，日军向29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
南京方面时刻关注着平津的战局。28日一早，蒋介石以特急电致秦德纯并转刘健群，要他们劝宋哲元立即离开北平转赴保定坐镇指挥。
但此时宋哲元仍决定留在北平指挥作战。同日上午10时，他下达作战命令，将29军部队划分为3个方向：北平城郊之第1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冯治安副之；天津附近之第2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李文田代理；察哈尔省之第3路军，刘汝明任总指挥。作战方针是“确保北平、天津两市及其附近地区，对敌为持久战，待机转为进攻，取得最后胜利”。
张自忠临危受命
由于29军部署仓促，日军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29军日趋不利。能否守住和有无必要坚守平津也就成了问题。
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29军军部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此时此刻，是和，是战？屈辱的求和等于投降，是不能接受的；而坚守平津，在力量对比处于劣势、备战不周和平津不易防守的情况下，29军难操胜券，甚至连老本都要赔光；再者，在北平大动干戈，这座文化古都也有毁于炮火的危险。与会的几个人，谁也拿不出万全之策。
就在这时，突然从南苑传来佟麟阁、赵登禹将军阵亡的噩耗！大家一下子惊呆了。佟、赵二人与宋、张、冯等人，都是患难多年的袍泽兄弟，如今战争伊始便战死沙场，怎能不令人痛惜！宋哲元顿足大吼：“断我左臂，此仇不共戴天！”
局势至此，29军只好遵蒋介石之命退往保定，再图良策。为缓冲形势，临行时宋哲元命张自忠留平代理自己的职务，与日军周旋十日左右，力争扭转局势，重返平津。
当晚9时，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37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遂黯然握手作别。
张自忠留平果然使舆论哗然。在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29军既然已经撤离南下，惟独张自忠留在北平，这不是当汉奸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几天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诋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
尽管北平街头张贴着张自忠签署的安民告示，要大家“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但此时此刻北平人民已成了亡国奴，如何能“各安生业”呢？街市上店铺紧闭，行人寥寥，几乎看不到妇女、儿童的身影、昔日的繁华热闹一下子消失了，炎热的夏日却显出深秋般的萧索。日本军车横冲直撞，轧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日军官兵殴打无辜、污辱妇女的事也时有所闻。古老的北平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
在天津，38师主力在李文田副师长指挥下，于29日凌晨向驻津日军发动猛烈攻击，一度攻占天津总站、东站、北宁铁路局、日军航空兵团司令部和东局子机场，烧毁日军飞机10余架，并缴获日本陆空军现用电报密码本。攻打日军兵营海光寺的战斗尤为激烈。经一夜鏖战，虽未能攻克，但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随即出动重兵对38师进行反扑，38师奋勇迎敌，并攻入日租界；但终因孤军无援，被迫南撤静海。30日，天津沦陷。
在日伪的威逼和舆论的指责之下，张自忠留平勉强维持至8月6日，见事无可为，就秘密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闷热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后来，张自忠在美国侨民福开森等人的帮助下，怀着为国捐躯的心情潜离北平，南下抗战。1940年5月16日，时任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兼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壮烈战死于鄂北抗日前线，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最高将领。
新时代的开端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场搏杀与谈判交涉，七七卢沟桥事变终以29军撤退、平津失陷而告终。在这个事件中，29军、冀察当局和国民政府显然输给了处心积虑、精心准备的日本侵略者。这里面有许多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不过，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尽管七七卢沟桥事变给中国人留下一个惨痛的记忆，但七七卢沟桥抗战的枪声却引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圣火，把中国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列强凌辱欺侮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胜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挫折和压抑。七七抗战的枪声改变了这种局面，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促成这一局面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不仅联合了两党两军的力量，还直接促成了全国的政治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正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一座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政治长城，这就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必然失败的结局。
七七卢沟桥抗战——一个新时代的伟大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