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伟大情感：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王宏甲
新中国诞生之初，严峻的医疗卫生困境
2003年的“非典灾难”后，我觅读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往事，似乎明白了“卫生事业”其实就是保卫生命的事业，渐渐也懂了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业。
在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里，“东亚病夫”这个词，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整体承受的灾难，在中国人体质和精神上遭受的摧残。特别是20世纪日军侵华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灾难，致使中国社会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普遍营养不良造成的种种疾病在民间肆虐，中国人的体质整体严重下降。
血吸虫病人
新中国诞生之初，有两个世界罕见的数据：婴儿死亡率200/1000，孕产妇女死亡率1500/10万。为什么不用百分比，而用千分比甚至十万分比？这是国际常用方式，当时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达到这么高。10万个孕产妇死亡1500个是什么概念？那是一亿个育龄妇女怀孕生产，要死亡150万个母亲。
新中国医疗卫生四大方针
新中国迫切需要有效解决迫在眉睫的人民健康问题。
中国有怎样的医疗资源？1949年，西医人才主要是民国时期医学院校培养的，还有从海外学医归来的，总人数加上更多的中医和草药医生，都无力应对我国大量人口的流行疾病。
1950年8月，新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195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增添一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大方针一直沿用到1990年，被废除。但这段历史，不唯值得铭记，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第一条：面向工农兵。工人和农民是社会最大的群体，兵这个群体，是保卫国家最重要的国防力量。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组织形式。这就是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的方针政策不仅1950年需要，今天依然迫切需要。
第二条：预防为主。这也是永远需要的。中国自古医学传统，上上策是“治未病”，即积极作用于防止生病，这是中国医学的伟大智慧。这不是为了看病卖药赚钱，是致力于使你不要生病，这里面凝聚着传千古的崇高医德。当“预防为主”的方针推行到中国广袤的城乡，它不仅关乎治病和健康，它是新中国社会新风的体现，它使中国一切穷乡僻壤的人民体会到一个新的国家已经降临自己的生活。
第三条：团结中西医。中国医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关于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断和防治疾病的学问体系，对于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人民健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推行“团结中西医”，实践中西医结合，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大事。
第四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卫生工作要真正做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光靠医务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依靠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这对于消除疟疾、肠道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等地方流行病，增强人民体质，效果非常显著。
北京龙须沟的历史变迁是很典型的一例。即使一条沟，有什么样的地方能称龙须沟？北京崇文区有一条从天坛东北向东南流出京城的河道，因是“真龙天子”脚下一条河，才能冠以“龙须”名之。光绪帝幼年时，此河的水还是清澈的，到宣统年间河道淤塞，《宣统北京城图》上已把它标为“龙须沟”。民国时期，此处肮脏无人管，各地逃荒逃难的穷人在此搭盖聚居，两岸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散发的恶臭能飘到前门大街。大清王朝天子脚下这条河从清澈演变为蚊蝇孳生的臭水沟，正是一个民族衰败的缩影。新中国在1950年发动群众改造龙须沟，使之重新变成清澈的河流。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老舍看到这巨变，写了话剧《龙须沟》，1951年2月就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解放初期的龙须沟
防治血吸虫病，是个更典型的例证。血吸虫病在中国流传已久，蔓延在长江流域及南部十二个省区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区域，患病人数超过1100万，受威胁人群达一亿。严重的区域致使整户整户的人病亡，整村整村的农民逃亡，如毛泽东描述的“万户萧疏鬼唱歌”。
一个小小血吸虫，刺痛了一颗伟大的心。要制止这小虫肆虐，仅靠医生是不够的。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1955年11月，中央成立了防止血吸虫病领导小组，随即在疫区建立了省、市、县、村各级防治机构，制定了一个七年消灭血吸虫的规划。可见其难度不亚于打一场“解放战争”。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给病人看病地方为什么叫“卫生所”，但现在我明白了，后来卫生所发展了，为什么叫卫生院，而不叫医院。那时我的母亲是卫生院的助产士。为了改变乡村很高的母婴死亡率，卫生院办起了“产院”，动员远远近近村庄里的孕妇来产院生孩子。母亲日夜都在产院，还经常下乡。母亲一下乡，我就知道乡下又有没送来产院的妇女生孩子难产了。卫生所变卫生院后，我的父亲是院长了，但人们仍然叫他“王所长”。父亲比母亲更经常下乡，迄今我梦中的父亲仍然是头戴草帽，裤脚绾到膝盖的形象。
在新中国，我的父母从事的医疗卫生事业，拿固定工资，没有奖金一说，他们都不必为从医赚钱费脑筋，只想着如何能把病人的病治好。我的父亲是西医，他还结交了当地的草药朋友，向他们学习用草药治病，为的是如何能让病人以更小的经济代价治好病。想想1949年中国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想想我在那儿长大的小镇在五十年代还流行的多种传染病，我看到了父母在那个年代繁忙的意义，明白父亲和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有意义的青年时光。
他们还经常组织群众大扫除，这也不是赚钱的活。长大后我知道了，西方国家为什么通行以医疗为主？那里的真理是：医院不是慈善机构，看病交钱，合理合法，而以医疗为主才能盈利。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就在“预防为主”和“治疗为主”中，也能窥见它们不同的消息。
怎样来认识新中国？只要看看建国后医疗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建立了覆盖到全国的县级防疫站和公社卫生院，许多人受到培训参加到公共卫生事业中来；通过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消灭了性病；通过注射多种预防针，使人们免受天花、白喉、肺结核、脊髓灰质炎、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的侵害；随着合作社的出现，农村出现了最初的合作医疗，这都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建设，远不止是“经济建设”，人民体格健康起来，精神奋发向上，新中国分明造就出一代意气风发的人民，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建设。
若论改革，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在西方医疗模式已经影响全球的大背景上，针对中国最广大人民迫切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面向工农兵大众，依靠人民群众，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
1933年毛泽东的群众性卫生防病智慧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讲到了发动群众搞卫生运动，他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毛泽东把中国农民看作是拯救中国最广大的力量，但贫穷的农村是疾病最多而医生最少的地方，每个农村都有这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搞好卫生防止生病，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讲得很具体，如：“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还说，有不做的，就发动儿童团耻笑他。你看，连儿童都可以参加到群众卫生运动中来。
“6·26”指示凝聚着毛泽东震撼人心的人民情感
1965年1月，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曾批评说“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卫生部随即召开党组会讨论，于当月向毛主席呈上报告，毛主席批示后下发。即1965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对卫生部关于组织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报告的批示。到4月初，全国各地有1500个医疗队，18600名医务人员下农村巡回医疗和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应当说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从毛泽东6月26日对卫生部工作的严厉批评看，毛泽东并不认为那是长久之策。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毛泽东“6·26”指示的第一段话。毛泽东还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最后毛泽东几乎是喊出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批评迸放出毛泽东震撼人心的个性和强烈情感！
中国落后的依然是农村，农民疾苦就是最广大人群的疾苦。如何防治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是毛泽东念念不忘的事情。毛泽东从不粉饰太平，对党的各级领导人和政府工作是否脱离人民群众，常怀警惕。
他的“6·26”指示，批评的并非某件事做得对或不对，而是关系一个国家政治事务服务的方向朝着哪儿去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关系一个国家所有人民长远利益的事。
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是钱信忠，毛主席“6·26”指示后，卫生部送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检查了工作的失误，其中报告说，“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报告中的这个描述，把县城的医务人员也划归于“农村”。按中国社会从古至今通行的认知，县城就是城里，乡与村才是农村。卫生部报告中的数据应是：高级医务人员69％在大城市，21％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卫生部报告中还说：“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从这些数据可见，城乡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有多么巨大。“6·26”指示后，文革期间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包括县城），这与1965年之前用于县乡村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农村合作医疗，毛泽东时代的伟大创举
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在卫生经费的使用方面。毛泽东对农村卫生保健的关心也远不止是“6·26”怒而发一次批评。
1968年9月14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这个新事物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同年底，毛泽东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赞之“合作医疗好”。此后，大办合作医疗的政治动员促成了1969年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的高潮。
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体的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此网络除了51万正式医生外，还拥有146万不脱产的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63万多农村接生员。
全国城市和解放军医务人员先后有110多万人次下农村巡回医疗，有十几万城市医务人员在农村安家落户。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70%以上分配到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把先前的卫生所发展成卫生院。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我那时在农村插队，以上许多情形是我亲眼所见亲身体会。其中还有很多进步并非数据所能体现，比如赤脚医生的推行不仅让医疗服务普及化，也让卫生知识普及化。那时在农村通行的《赤脚医生手册》，简直就是一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从常见的咳嗽、呕吐到皮肤过敏，从心脑血管疾病到癌症；从灭蚊蝇的防病知识到对核武、生化武器攻击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无所不有。传统的中医中药针灸草药，在这个时期得空前的发展。
可以说，《赤脚医生手册》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比任何一部专家的医学专著都贡献更大。即使在1985年中国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称谓以后，《赤脚医生手册》仍然是中国农村人民的健康指导手册。后来我才知道，几十年间，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并被翻译成五十多种外文在全世界发行。至今，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新中国制订的医疗卫生事业四大方针，在这个时期得到充分发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增加到了70岁，其中1960年到1980年人民平均寿命增长幅度大大超过所有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
新中国的“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的方式，以“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自身主动性的方式，打破了国际上一直存在的专业排斥行为，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对西方传统的依靠专家技术和治疗为主的方式进行了革命性改造，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1978年，著名的阿马阿塔(Alma Ata)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典范。
1979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卫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决议”。联合国赞同《阿拉木图宣言》，明确了“健康权是基本人权”。其基本精神是，一切人不分种族还是贫富，不论其是否纳税，都有获得医疗卫生保健的权利，国家对于公民享有此项基本人权负有责任。
新中国在1951年建立了对国家干部和大中专学生提供的公费医疗制度，由政府承担经费，这部分受益群体在五六十年代约占全国人口的2%。
1951年还建立了劳保医疗制度，主要由国营企业提供经费，为企业的工人和职员承担全额医疗费用，并为职工家庭成员承担50%的医疗费。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中国创新的医疗卫生体系，深刻影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改革，启发他们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医疗卫生制度，而不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耐人寻味的还有，西方国家中，拥有南丁格尔的英国，“二战”后也发展出公费医疗制度（公医制）。
英国于1946年11月通过国家公费医疗法,1948年7月5日开始执行。基本方式：国家设公立医院，提供各类医疗保障，资金来源于税收，政府全额投入，公民看病免费。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去私立医院。
实施中，英国成立了调查公费医疗工作的咨询委员会,经常根据出现的问题成立各种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如1976年成立皇家委员会，调查如何使公费医疗的工作与病人双方都有利,如何最有效地管理和使用经费等。
中国赤脚医生住在乡间，对村里谁的身体状况如何，易发什么病均了解，他们可随时到病人家中提供服务，有利于未病早防，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治疗，这些益处均被世界卫生组织推介而为国际所知。
医疗市场化盈利驱动：吞噬健康的凶手
2003年非典时期，我到疫区采访，清晰地看到，非典给予我们严厉的教训之一：我国曾经建立起来的三级防疫网已成瓦解状态。这种瓦解带来的灾难，甚至远超非典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当医疗工作的重点不在广袤的农村，当预防为主被忽视，当自负盈亏的市场原则也进入防疫站，当各地防疫站也要靠自己去“创收”来补贴工薪，当防疫站对常规性预防多种传染病的注射服务也向农民收费，边远地区就有很多农民没有打预防针，甚至在发病致残致死之后，也不知如果早打一支预防针就可以终生不得此病。
我们天天说要重视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在防疫方面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很多却没有惠及那些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传统的传染病在那些“医疗资源薄弱”的地方，在农村孩子和成年人身上找到肆虐的场所。这是不少传染病在甘肃等贫困地区死灰复燃的原因，是造成大量贫困户的原因之一。
2003年非典后进行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是由疾病所致。换言之，只要一个疾病问题，就可以把政府长期致力的“脱贫致富”工作大部分瓦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对城乡医疗卫生的资金投入也越来越拉大距离。以1998年为例，全国卫生总费用是3776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 由此看，农村与城市的医疗卫生差距甚至超过了1965年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时的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在全球191个国家中，中国卫生部门的总体绩效处于较低水平。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4位。
非典时期暴露出的我国城乡三级防疫系统的瓦解，以及非典过后不久出现的医患矛盾，乃至出现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医闹”……真正的灾难是：医疗卫生工作脱离人民群众，兴起的医疗市场化盈利驱动，则是制造“过度治疗”、“不必要的治疗”和“不必要检验”的温床；盈利驱动与高科技和专业垄断结合，制造出一种医疗怪物，这是吞噬健康的凶手。
当今中国，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过度治疗”、“不必要检验”。受害者，不分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分领导人还是群众，不分富人还是穷人，也包括医生护士本身。
开大处方，患者吃不必要吃的药，有钱人可能比穷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有钱。领导干部也不能免，持别是公费医疗加权力，用药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过度治疗更为严重。当一些不必要的治疗手段被视为常规，被视为科学之时，医生护士患病也不能避免被“过度治疗”就可以理解了。
近几十年中国医学主要是从美国引进医疗检验设备、药品和配套技术，形成一系列按美国方式来发展医疗的模式。而美国模式是医疗器材制造商和药品制造商所主导的，科技发明的检验设备不断人为地制造出检查需求，从而制造出巨大的检验市场。中国医学自古研究的方向，是期望你吃了某些药后，把病治好，你就可以不必再吃药了。美国人研发的药品，奇迹般地显示出这样的功能：你吃了这个药就永远要吃这个药了，直到死亡为止。如治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降血脂的药等等。你可能期望美国人发明出某种药，吃了就治好了糖尿病、高血压，然后就可以不吃那个药了。这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降糖药、降压药的功能看起来可以取代你体内的功能，渐渐导致你自身的功能消失，你只能永远吃那种药了，药品开发商、生产商可以永远有源源不断的盈利，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开发得最成功的药品。
引进美国医疗理念、检验设备、药品和配套技术，中国的医疗就纳入了美国主导的医疗模式。这种医疗模式，与中国传统医学注重调整、唤起、恢复、激发人体自身功能的治疗方向和药物研究方向都是不同的。当美国医疗模式统治中国的医疗体系，成为绝对主流，中医中药屡屡被贬为不科学、不确定，遭到排斥，不但难以继承，而且不断丢失了深厚的传统优势，这对中国的损失是很大的，对人类的损失也是大的。
为什么美国模式能在中国盛行？
美国模式，从检验到用药，都是最容易盈利的模式。
今日中国医疗方式的主体，是一种被美国医疗模式绑架的方式，官员、专家严重西化的不在少数，不少人在精神上、学术上都无异于美国模式的俘虏。
救救医生！
英国和新西兰的公医制，医生的收入与他们的处方无关，这是他们最聪明的“医疗卫生国策”。
他们不会考虑通过多让患者检验和吃药来提高自己的收入。相反，会考虑能不吃药就不吃，无需检验的一定不多此一举。这是英国、新西兰实行公医制而国家投人的费用并不高的原因。假如有人把医生的收入同他们的处方挂钩，则英国和新西兰的公医制也一定会被摧毁。
中国医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仍是医护人员的收入同他们“创造的效益”挂钩。只要医护人员的收入与医院的收入挂钩，国家用于公务员的公费医疗费用，就会非常巨大。今天，中国举国都在说的看病难、看病贵，这是不争的事实。看病难，更难在不清楚医生开给你吃的药，是不是你最应该吃的，还是这药里面埋伏着别的情况？看病贵，除了药品价格超级虚高，更大的因素还是吃不必要吃的药。
医院的“创收”同医护人员的收入挂钩，能把人灵魂深处最丑恶的东西勾出来。这种情况，甚至可以描述为：有如毒品在侵害医护人员的灵魂。
正是这种情况，在撕裂红十字精神。
在撕裂患者和医者原有的亲切关系。
中国医生自古就受人尊敬，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我相信，中国医生自古广受社会尊敬，一定不是只有这些苍生大医，而是有广大医生群体继承着“治病救人为己任”的伟大传统，才会有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普遍尊敬医生的群体意识。可以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医患关系就是亲人关系。
人生第一眼看到的是医生护土，最后一眼看到的还是医生护上，没有哪一种职业能比医生护士同人们的生死关系更密切。人们为什么要对医生护士没有感情？怎能遗忘医生护土的好处？如果竟然遗忘，那一定是发生了今人悲伤的事情。
当医患关系破裂成医闹，对双方造成的伤害都非常巨大。对医生护士来说，更深刻的伤害，也许是自古以来就广受整个民族尊敬的医生职业，正在失去它在历史上崇高的地位。
救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