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家风

——从中共早期人物袁振英及其家族、家风说起

全根先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风的优良传统。所谓家风，是指一个家庭、家族世代相传、能够展现这个家庭及家族成员的传统风尚，诸如道德品格、审美情趣、素质修养与精神风貌的文化风格。家风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国家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又起到社会和谐发展稳定器的作用。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个时期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家庭风尚，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社会具有非常广泛的榜样与教育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1]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家庭，自清末戊戌变法时代起，数代以来，不断地涌现爱国人士，他们为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追求进步，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取得了非凡的业绩。这个家族的代表，便是中共早期人物袁振英。

一、袁振英其人

袁振英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显得有点陌生。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上海、广东两地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用袁振英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

袁振英

袁振英（1894--1979），字震瀛，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村（现属东莞市东城区）。袁姓家族是当地的望族, 先人中以明朝末年民族英雄袁崇焕最为知名，族人建有袁督师祠。袁振英的父亲袁居敦，字厚常，中过秀才, 以教私塾为生。袁振英年幼时，曾在父亲办的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 袁居敦为生计所迫，离开家乡，迁居香港。到香港后，袁振英在英皇书院接受西式教育，成绩优异，三年半时间便升五级，在参加全香港会试中夺得第一。1912年，袁振英进入著名的皇仁书院学习，三年学费全免。

皇仁书院创办于同治元年（1862），是香港最早的官立中学，英才辈出，孙中山、苏曼殊、李惠堂、霍英东、张五常等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曾在这个学校求学。在皇仁书院学习期间，袁振英接触到了当时盛行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并对其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1912年夏，刘师复在广东成立国内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几个月后，袁振英在皇仁书院与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大同社，宣传无政府主义。袁振英晚年曾提及年轻时与无政府主义结缘的原因，他说：“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各种主义宣传，只有这一种罢了。”[2]

1915年夏，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时称英文门）。在北大求学期间，他与蔡元培、辜鸿铭、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有过较密切的交往，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辜鸿铭和陈独秀。清朝灭亡以后，辜鸿铭脱下西服，穿起长袍马褂，经常在课堂上发表与当时主流价值观相左的言论，使当时血气方刚的袁振英颇有共鸣。袁振英与陈独秀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在1917年,陈独秀应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时袁振英还是一名默默无闻却桀骜不驯的年轻学子。

在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前，袁振英就与同学赵太侔等一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并创办了刊物《实社自由录》。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当时就阅读过他们创办的刊物。陈独秀到北大后，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袁振英则是唯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北大学生，袁振英曾自负地说:“学生中亦我一人”。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所以对袁振英刮目相看，与他的突出的英文水平和激进的思想有关。袁振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是1918年6月刊出的《易卜生传》, “易卜生专号”也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来第一次以个人为主题组织的专栏。

1918年7月，袁振英从北大毕业，回到广东，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不久，他辞职教职，到菲律宾谋生，并协助当地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真社组织华侨工党，编辑机关刊物《平民日报》。1920年初，他在香港作短期逗留，担任国民党《湘江晨报》编辑。其后，他返回广东，与广东新闻界同行发起组织广东游东记者团，前往日本、朝鲜，抗议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0年7月，游东记者团回到国内。经过上海时，他与已经离开北大的老师陈独秀相遇，被陈独秀聘请到《新青年》杂志，担任苏维埃俄罗斯研究部主编。[3]当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划建立中国共产党，袁振英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1920年7月到这年年底，袁振英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功不可没。作为这个专栏主编，袁振英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据统计，当时“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刊出介绍苏俄的译著38篇，其中译文35篇，震瀛署名翻译的就占了24篇，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1日）的13篇文章均系袁振英所译。震瀛是袁振英的笔名。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袁振英是参与者之一。[4]在参与建党同时，袁振英还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8个发起人之一。[5]1920年底，陈独秀、袁振英离开上海，来到广东。袁振英此行的目的，一是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长，二是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继续推动建党工作。1921年春，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党组织，并担任书记，袁振英是成员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袁振英与陈独秀远在广东，故未能与会。实际上，此时袁振英已与陈独秀产生隔阂，并考取了广东庚款留学生，将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1921年8月，袁振英随其他赴法留学生一同坐船前往法国，自此不再参加政治活动，逐渐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出国留学途中，他与同行的黄式坤彼此产生好感，后来成为终身伴侣。

袁振英之所以与陈独秀关系逐渐疏远，与陈独秀个人因素有关。袁振英后来回忆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我反对陈独秀而退出了党。”[6]其中原因，一是他认为陈独秀并不懂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对陈独秀的私德颇为不满，在他眼里,“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 [7]

1924年8月，袁振英结束在法国学业，与黄式坤一起回到广州，进入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秋，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袁振英应邀赴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根据他的回忆，“当时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是周佛海、恽代英是主任教官、林彪是第四期的学生。”[8]

1927年夏，国共合作破裂后，袁振英被迫带家人避难于汉口、上海，最后回到广东。1928年8月，他遭到当时执掌广东军务的陈济棠的拘捕，半年后在陈铭枢、蔡元培等的保释下才得以出狱。此后，他先后服务于广东空军、山东大学、中央航空委员会。在中央航空委员会时，因其桀骜不驯的性格，曾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他被迫离开南昌，先到上海，再回到广州。[9]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振英携家人前往香港，后回到广州，主要靠教书维持生计。建国以后，袁振英选择留在祖国。1951年1月，他曾因生活困窘而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得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封信随后被转给叶剑英。在叶剑英的关怀下，袁振英被广东省委统战部安排进入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后调入广东省文史馆。1970年春，他因历史问题，被认为是“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并判处死刑。幸运的是，在被关押、审查将近五个月后，他又被释放。1979年1月，他因突发脑溢血，在广州去世。半年多后，广东省文史馆为其平反。

袁振英晚年总结自已的革命经历时说：“我如果要写我的革命历史，我只写十四个字足矣：‘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这个自我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袁振英的家族与家风

袁振英的父亲袁居敦有过三次婚姻：原配夫人萧大妙；续弦何玉梅，育有三子，袁拔英、袁振英、袁擢英；纳妾何合和，育有袁笑英、袁少英、袁伟烈。长兄袁拔英于1917年8月创办私立广东女子职业学校，是广州最早建立的职业学校之一，育有11男；弟弟袁擢英就读于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后移民法国；袁笑英、袁少英均移居美国；袁伟烈是香港新闻工作者。袁振英与黄式坤夫妇育有三子二女：长子袁昌法，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后移居美国，创办工厂；次子袁昌汉早逝；长女袁昌洁，毕业于商业学校，“文革”时因受迫害致精神病；三子袁昌沪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系，1960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年仅26岁；次女袁昌淑，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曾在中学任教，后调至中山大学，直至退休。总的说来，袁振英的家人，除生活在海外的几位亲人外，在国内生活的都比较坎坷。

值得一提的是袁振英的妻子黄式坤的家人。黄式坤的父亲黄嵩龄，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公车上书”的举子、清政府的三品大员、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官员、粤汉铁路的建造者，担任过广东省议会的议长，晚年致力于公益事业，是多个民间组织的领导或会员，是广东省黄氏公所与千顷书院董事会会长，并用自己的积蓄修建了一座三层楼的住宅（起名春声草庐），教书育人，培养子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将家中的成年孩子送到抗战前线，临终前留下遗言：“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正是黄嵩龄的言传身教，为黄家后代树立了良好的家风。黄嵩龄的外孙郭彬（小女儿黄璧坤女士之子）说：“我母亲的家族中，有过立宪派、有过革命派、有过国民党、有过共产党，不管信仰什么、不管是哪个派别，大家的愿望始终凝聚到一点，就是希望祖国强大起来。这也是我们家族的中国梦。”[10]

黄嵩龄（1871--1944年），广东台山人。光绪二十年（1894），黄嵩龄进入广州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次年春赴京参加会试，因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公车上书”。1898年，黄嵩龄加入保国会，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离开北京。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始招生，他以广东选派生的身份再次北上，两年后考取清廷内阁中书。任职内阁后，他多次上书，主张改革官制，变法图强，提议增设交通部和农工商部（后因慈禧不喜欢“交通”二字而成立邮传部）。不久，黄嵩龄被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看中，调入邮传部，1909年擢升三品。

辛亥革命后，黄嵩龄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国民政府，在改名后的交通部任职，参与粤汉铁路建设。1914年，交通部总长周自齐决定委任黄嵩龄为粤汉铁路公司总理，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因担心总理一职有太多应酬，黄嵩龄以协理身份负责粤汉铁路广东段建设，并用三年时间实现广州至韶关铁路竣工通车。其后，黄嵩龄欲继续推进工程建设，后因种种原因，他的计划遭到搁浅。1928年，黄嵩龄离开北京，返回广州，致力于公益事业。

1938年，日军进攻华南，黄嵩龄举家避居香港。日本占领香港后，他又带着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返回广州。在轮船抵达广州上岸时，他们的行李被日本兵看中，年已71岁的他在与日军争论时，被日本兵打得鲜血直流。黄嵩龄对家人说：“我这件长衫不要洗，留下来给子孙看，让他们替我报仇。”后来，他又拖着年迈之躯，多次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千顷书院，争取要回。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结果。1944年12月25日，黄嵩龄未能等到抗战胜利，在遗憾中离世。临终前，他告诫黄家的子孙：“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若有一毫依赖之性，便是无志，便是无远大之图。”

黄嵩龄与其夫人育有13个子女，其中有10个长大成人，依次为：黄谦益、黄建勋、黄式坤、黄震廷、黄毓坤、黄谦仪、黄伯飞、黄馥坤、黄璧坤、黄伯楠。黄家兄妹均能恪守父训，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其中，黄谦益于20世纪20年代赴美留学，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曾在旧金山建立中国人的第一座医院——东华医院，并担任院长。1929年，黄谦益回国担任广东省珠江水利局总工程师，监修了广州跨越珠江的海珠桥。抗战时期，他曾担任盟军陆军的联络顾问，并深入敌后抗击日军，1946年获美国杜鲁门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黄建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回国后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1925年，他陪孙中山北上，孙中山逝世后，负责起草了讣告。黄震廷早年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在中山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投笔从戎，担任过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秘书，1946年升为少将。内战爆发后，他抗议国民党杀害同胞，辞职回到广州。其他几位兄弟也各有成就。

黄嵩龄一家，摄于1917年

黄家后代，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黄建勋的夫人伍智梅是辛亥革命元勋伍汉持的女儿。伍汉持是孙中山的挚友、同盟会会员，因在国会大骂袁世凯，被袁世凯派人在天津暗杀，被誉为“民国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智梅在五四运动时期，在广州发起成立广东女界联合会，宣传妇女解放。与黄建勋结婚后，她一面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一面筹建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并担任该馆第一任馆长。1924年，她与何香凝等筹建了广东平民生产医院，又与何香凝、宋庆龄等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五兄妹合影照，左起：黄馥坤、黄伯楠、黄式坤、黄震廷、黄壁坤，摄于1961年

袁振英夫人黄式坤，早年在在广州学习西医，1921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与袁振英一起前往法国，在里昂中法大学学医。从法国回来后，她一度成为女青年追求上进榜样。雷洁琼晚年在谈到黄式坤时说：“看到她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主持公立医院妇产科，帮助女性解除痛苦，我深受启发。后来我志愿到美国留学也是受她影响的。”[11]黄璧坤是一位天文学家，曾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

袁振英、黄式坤夫妇

从袁振英到黄式坤，从黄式坤到黄嵩龄，这个家族的成员身上似乎都带着某种基因。这种基因既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带有特定的时代与家族印记。这种基因可能始于黄嵩龄当年参与“公车上书”时的热血沸腾，可能凝固于黄嵩龄临终时留下的殷勤嘱托——“我子子孙孙，全要自立自创”，也可能渊源更早。然而，这个家族成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国情怀、道德情操，以及不畏艰辛、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具有某种共性，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所滋养、不断成长的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文化力量。

袁振英、黄式坤与他们的子女

三、传承家风，弘扬正气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阶段的形式进到较高阶段的形式。”[12]马克思主义的家庭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均有论述，最系统的阐述则是恩格斯所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家庭的主要功能可分为经济、政治、情感与生育四个方面，家庭建设不仅是经济与生育，也包括政治与情感。家庭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家庭中家长的权力与他对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生活选择的掌握和操纵，以及这种掌握和操纵对社会政治结构产生的影响。

黄壁坤接受采访

家风是家庭政治功能的延伸与发展。良好的家风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特别是长辈精心培养与呵护的结果，而父母的言传身教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谈及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父母对子女应该承担培养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应该成为培育人的能手，使得孩子的性格、才智等都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发展，这样才能使家庭生活充满温馨。马克思认为，在对子女的培育过程中，不仅需要情感关怀，还要负起“社会的责任”， [13]父母的榜样作用至关重要。1873年5月 31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重视家风的传统，认为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能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和德行传承。其中，道德教育是第一位的。正如北魏颜之推所说：“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14]明代袁衷在《庭帏杂录》中说：“志于道德者为上，志于功名者次之，志于富贵者为下。”[15]在他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加强品德修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次才是建功立业，而追求荣华富贵最不值得称道。要治理好一个家庭，不是靠空谈说教，而要靠“风化”，即家长以身作则、潜移默化之功。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说：“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16]朱熹说：“上行下效，捷于影响。”[17]就是说，上对下的影响、下对上的仿效，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快。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近百年来的光荣历史上，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苦奋斗的征程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足以彪炳史册的革命家庭，表现了其特有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特质，可以称之为“红色家风”。其中，既有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无比忠诚的家国情怀，对党的崇高事业勇于担当的强烈的责任意识，“不尚空谈，惟在务实”的勤勉的工作作风，又有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开拓进取精神。这种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培育形成的红色家风，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与价值取向。红色家风的基本核心，就是爱党、爱国、忠于理想的家国情怀，其基石是严守纪律、忠贞不渝的政治品格，其精髓是律己修身、廉洁奉公的清廉本色，其根本则是从严治家、励志传承的历史责任。[18]继承和弘扬红色家风，对当今社会具有广泛的榜样和教育意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受父辈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就是秉持、传承红色家风的光辉典范。他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每到一处工作，他都会告诫亲朋好友:不能在我工作的地方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不能打我的旗号办任何事，否则别怪我六亲不认。到中央工作特别是担任总书记以后，他更是立下“最严家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直观体现。”[19]

我们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弘扬正气，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

[2]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参见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1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5]注：共青团发起人中，除袁振英外，还有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成立时间是1920 年8月22日，地点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这里一度是袁振英居所。

[6] [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5页、478页。

[7] 李继锋、郭彬：《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9]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10] [11]黄璧坤口述，李忠杰、郭彬、白雁整理：《广东台山黄嵩龄家族百年家族史见证民族百年史》，《人民政协报》，2017年8月31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

[14]颜之推：《颜氏家训》，吴玉琦、王秀霞注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8页。

[15]朱明勋：《中国古代家训经典导读》，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16]陈宏谋：《五种遗规》，浙江书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本。

[1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页。

[18]柯华、欧阳慧、邱明：《红色家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19]《习近平在2013年10月31日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作者简介：全根先，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中国记忆资源建设总审校，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理事，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