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曹征路

　　“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福斯特·斯诺在记下的第一笔西北印象。

　　地处黄河中游的延安，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片贫瘠的土地。

　　相传人类始祖轩辕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胼手胝足繁衍后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200公里外的黄河壶口瀑布水流湍急，声震河谷，惊心动魄。

　　而真正使延安声名远播人气旺盛的原因，是共产党来到了这里，成为青年人向往的革命圣地。

　　斯诺夫妇先后对延安的采访报道和广泛传播也是重要原因，很多人就是看到《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奔赴延安的。

　　80年前，大批爱国青年从海内外各地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据统计，前后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上，每天都有步行前往的热血青年。

　　“七七事变”后，很多青年赶到南京，希望能报效祖国，但他们的抗战热情却没有得到回应。

　　有一位叫白刃的菲律宾华侨青年到南京准备参加战地服务团，但报名处冷冷清清，他和同伴要报名，管事的却让他们找殷实的商家做担保，并说没有担保就不能报名。这让白刃非常愤慨，转而奔赴延安。

　　在杭州出生的华君武23岁时正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做小职员，他以前曾听到过或从报刊上看到过不少诬蔑共产党的谣言，后来看了《西行漫记》才恍然大悟。他说：“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延安的一切令我神往。”1938年夏天，华君武瞒着母亲，投奔延安。

　　据统计，这些青年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占70%，有少部分大学生，还有个别硕士、博士生。从地域上看，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还有不少侨胞。从家庭出身看，知识分子家庭的占80%以上，中等收入的也占80%以上。

　　一般来说在战乱年代，家境较好的家庭是不愿意其子女跑到偏远落后的地区去冒险的。因此，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

　　叛离自己的中产阶级家庭，叛离那个阶级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延安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那么多青年抛弃优越的生活投身革命，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吸引是个重要原因。

　　斯诺夫妇皖南事变后被吊销了在中国的记者证，1950年又被吊销了美国的记者证。当时的美国新闻官谢伟斯说，“《西行漫记》掀开了世界帷幕的一角，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而他们采访并记录的这批土里土气的共产党人，正是未来中国的领袖。

　　白求恩大夫也是看到了《西行漫记》于1938年来中国的，他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有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12月21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篇章《纪念白求恩》：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人的精神品格与正在进行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的思考。他提出的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共产党人的基本价值观问题。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追求应该是什么？他与国民党员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共产党得到了暂时安定修整，可也发生不少锥心之事。

　　一件是黄克功案件给军队带来的伤痛，一个经过长征存活下来的红军干部必须枪毙，使毛泽东痛心疾首：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其次是张国焘的出走叛变给党内带来的震动，使毛泽东意识到权力欲望对人的腐蚀作用是何等巨大，大到足以背叛一切不顾一切。

　　就在张国焘被宣布开除出党后不久，一天毛泽东去抗大上课，学校派了四个同志到门口迎接，毛泽东勃然大怒，发火道：“你们只派了四个人来欢迎我，你们应该派四个团来。”接着他历数官僚作风官场习气的危害，痛批延安已经出现的不良苗头，吓得几个干部不知所措。所以谢觉哉说，“毛润之是最痛恨官家文化的。”

　　正是对这样一些基本价值观问题思考，毛泽东思想在1939年有了新的升华。

　　此时他已经不再将抗日看作一个军事问题，比如在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时说，“中国不可能亡。城市亡了农村没亡，白天亡了夜晚没亡，大路亡了小路没亡。”而在两年前，就抗日前途问题毛泽东回答海伦时还在说，“非胜即败，只有这两种可能，我们一定会胜利，不然就要亡国。”

　　难道他的信心经过两年就增强了很多吗?抗日形势进入相持阶段，困难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显然他是就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而言的。

　　他对老百姓愈亲近，对腐朽的上层建筑就愈加反感。这一年7月，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9月24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家里做客，进行长谈。

　　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说：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

　　可见，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文化设计，从那时就已经开始了。

　　1939年5月4日，纪念五四二十周年大会上，他进一步把自己的思考变成对青年的期待：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在这里，你是什么党派宣称什么主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工农的态度，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精神品格。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突然暴雨，闪电击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以后，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追查行为。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就要追查就要立案，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出于悲痛，大骂“世道不好”、“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建议判处死刑，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看到通报后的心情难以平静，就叫人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把军委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在掌握公权力以后都必须面对人民群众，工作矛盾都不可避免，怎样防止权力不被滥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还是防范人民，甚至以人民为敌，是衡量真主义假主义的辨别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能从群众的民怨声中反思自己，这才是共产党的初心。后来他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经李鼎铭等人提议，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此后在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那么首先应该是包括了人民群众意见在内的集体智慧。这才是具有现代性价值的智慧。

　　人民群众，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人民的存在是很容易被感受到的，一瓢饮一粒粟都能让共产党牢记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是穷人的党，是为解放工人农民在奋斗的。可是当掌握了一定公权力以后，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人民的意见群众的怨言为什么又会很难被接受呢？

　　其实任何一个现代政党都宣称自己代表人民利益的，都认为自己是“先锋队”。可检验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在毛泽东的思考中，人民群众已经不仅仅是需要动员的力量，不仅仅是依靠的根本，而是非常具体地与未来社会的制度设计文化设计联系在一起。

　　如果没有“文章的下篇”，那么共产党的奋斗也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