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该如何被记忆？

潘  宇

市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悼念。刘建华摄/光明图片

市民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凭吊。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孟子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这便是强调了历史叙述对于政治秩序的意义。不过，孔子自己作春秋是笔则笔，削则削，但他却十分夸奖秉笔直书的董狐为“良史”。很显然，重要的历史事件该如何被记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实践一旦被“历史”性地记录下来，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塑造出一种持续稳定的价值观。然而，对于久远的历史“叙述”归纳，相对要容易一些，因为历史的叙述既然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那么，如何处理晚近历史事件的叙事策略，以了解其中所建构的“集体记忆”，的确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李红涛和黄顺铭所著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一书，选取了近代以来最具创伤性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对象，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到2014年国家公祭日确立期间媒体报道的变迁，提出了这样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真的记住了‘南京大屠杀’吗？”因此，该书既可以被看作是对“南京大屠杀”的媒体叙述历程的反思，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从历史建构价值之可能性的探索。

创伤：为何我们对日本修改教科书的事件如此敏感

创伤和抗争是目前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主调，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客观描述。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西方列强和日本利用战争，对中国的领土和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从圆明园到治外法权，中国人饱受屈辱并奋起抗争，所以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媒体报道的重点是“一心抗日”。而在1949年之后，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该书通过对1949年到2012年《人民日报》关于南京大屠杀文章的分布的分析，发现到1976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不多。而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试图修改教科书以否定侵略中国的历史之后，《人民日报》将南京大屠杀重新发掘出来，所以书中以“重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来反映这个转变。

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疯狂举动，促发了中国人的“创伤”记忆。其实，1940年以来，日本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侵略为害最烈，而虽经远东战犯审判所的审判，日本政界始终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于东亚乃至世界文明造成的伤害认识不足，缺乏真诚的道歉。因此，日本教科书事件尤其成为刺激中国人“创伤”神经的因素。我们从1982年开始了“建馆立碑编史”活动，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落成并对外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1994年12月13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此后纪念活动持续开展。

1982年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国内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3000万字资料。

世界记忆遗产和国家公祭日

历史记忆需要多种方式来建构。就本书的方法论而言，作者明确表述了他们所研究的媒体在建构创伤记忆时的正负两极作用：一是媒体可以把创伤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二是媒体也会受到媒体规则和其他条件的限制。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文化创伤”被历史性地定型。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创伤唤起震惊和恐惧等感受，但这些感受并非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概括了1982年以来媒体文章的四个主题：作为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言行的批驳、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南京大屠杀的证据。这样的文章主题突显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提供当时日军各类暴行的证据，促使日本放弃篡改历史的企图；二是强调中国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内在动机，在于开创和平的未来。

然而，更为关键的则是建立一个“有形的记忆之所”，因为制度性记忆场所的缺乏是建构集体记忆困境的重要原因。中国开始从国际组织的认定和国家仪式的建构层面，重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首先，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2014年12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同时也指出，纪念南京大屠杀并非是为了强化仇恨，而是对于正义与和平的呼吁。这可以视为在四个自信基础上对于“创伤”记忆的超越。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悲剧，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中国的创伤，也是世界的悲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评审出的“人类记忆”2015年《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新增47个项目中，就包括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这对于提升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国际知晓度具有推动作用。

除了这些制度性的“记忆工程”之外，其他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让大家开始了解南京大屠杀这场惨剧。

探索人类社会进步主题

作为一部讨论“记忆”理论的著作，该书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仅仅是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媒体报道策略，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作为创伤记忆，目前的建构方式“欠缺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对受害者的呈现，尤其是受害者的自主言说”。作者认为，在为“历史作证”这样的巨大任务面前，见证者和加害者的比重似乎更为突出。而作为受害者，以“中国人民”作为代言人身份的“集体性”诉求，导致“受害者的叙事及其主体性都遭到了压抑和削弱”。这样，受害者作为叙事内核所可能带来的强大的符号力量也会受到压制。所以，在体现国家意志的同时，探索从“人性之恶”上去发掘日本人的侵略本质，从个体的受难去理解人类的生存困境，可能更具有传播的效力。

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建构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更为普遍性的依据。在2014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提出：“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这是很具有洞察力的见解。的确，通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我们可以对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展开分析，更可以上升到民族国家体系、亚洲和西方甚至现代性的反思之上。这样，南京大屠杀才不至于仅仅被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屈辱的顶峰，而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动力，同时要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因为，合作而不是战争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题。

扩展地说，本书对于我们反思如何建构近代中国的叙事模式，也具有参考意义。比如，我们应该如何辨析近代以来的媒体策略对于我们形成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记忆，从而探索多种历史写作的可能性。

（作者：潘宇，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