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细节曝光
孙国林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剌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
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
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会议的请柬。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毛泽东讲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对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丁玲让萧军第一个开炮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地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毛泽东作“结论”前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要点
5月23日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