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贬损五四爱国运动的几种错误观点

李方祥 郑崇玲 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不仅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早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1](P699)同时，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早已在史学界形成共识并写进教科书。然而不久前，有人对五四运动中学生与政府关系进行了所谓的“再考察”，通过“精心”挑选史料而拼凑出一个“五四运动”，得出的结论竟然是“发现事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其主要依据是：“五四学生运动之所以发生，不是为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学生没有把政府作为反对的目标，政府也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学生与政府的关系并非对立的”，[2]认为学生与政府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从而来否定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种观点虽也找到一些史料作为文献支撑，但得出的结论则完全有悖历史事实，需要给予澄清，还原五四运动的本来面目。

一、五四运动的斗争对象是什么

五四运动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发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场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个基本事实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引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协约国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一方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属于战胜国的行列。由于这个国际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受尽屈辱，统治集团卑躬屈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袁世凯当权时签订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系列主权。当时中国人民迫切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改变这种国际地位，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被德国侵占的山东主权。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前提出了冠冕堂皇的十四条，而善良的中国人却对巴黎和会抱以幻想，天真地认为这次和会召开，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法美并驾齐驱”。[3]

然而作为一个由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际分赃会议，从巴黎和会一开始中国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待遇和作为战胜国之一应得到的尊重。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王正廷说：“我们只被给予了三等国家的待遇。五个主导的战胜国分别是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他们每个国家都被授予五个席位，另外像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被授予四个席位，而中国是唯一一个只被分配到两个席位的国家，尽管我们的地域广、人口多。”[4](P79)可以说，事实上中国从出席巴黎和会的开始就处于尴尬甚至屈辱的国际地位。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包括废弃势力范围在内七项的提案和废除二十一条的提案，均遭到拒绝。此刻，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寄予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顺利解决山东问题，即德国战败后收回对山东的主权。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的正当要求，竟然也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竟然在和约中明文规定下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默许日本对山东的无理要求，这是由于此前两国已经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到秘密妥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趁机出兵占领山东。英、法、俄等国希望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但遭到日本的阻挠。日本与英、法、俄等国密约，以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为条件，来换取日本支持和承认中国加入协约国。这样，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就有恃无恐，蛮横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5月7日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25日，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省之条约》，承认日本关于确定在南满与东蒙之权益和“欣然同意”继承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益的要求。然而令北洋政府难堪的是，日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竟然将此公开了。这样，北洋政府原先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却成为收回山东主权的主要阻碍，“各国执此反唇相讥，谓既已自愿，何又反悔。此为主张失败之最大原因”。[5](P158)1919年3—4月间，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正廷向上海报界透露，“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6](P115)王正廷透露国内有“卖国贼”的信息经各报馆披露后无疑似投入一重磅炸弹，群情愤怒。起初大家怀疑叶恭绰，后又群疑梁启超，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出面为梁启超辩诬澄清，梁启超本人也从巴黎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自辩。后来真相逐渐呈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是大名鼎鼎亲日派之大金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举国上下舆论哗然、群情沸腾，人民群众对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对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的满腔怒火，自然而然就集中到三位卖国贼身上。怒火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9年4月中旬就已经初步点燃了。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回国之际，日本政要等前往送行，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数百人忽然出现，章氏夫妇误以为留学生来欢送，然而学生们纷纷诘问其卖国行为，并且向其抛掷写有卖国贼三字的旗帜。这一出其不意的事件令章宗祥饱受虚惊一场。

在五四时期，爱国学生的确还没有直接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从五四运动的斗争指向看，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推翻政府”等类似的口号或行动，斗争的靶子直接指向曹、章、陆三人的卖国行径，实际上是把斗争指向北洋政府及其卖国政策。此外，从五四时期的斗争口号来看，包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据理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一系列令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哪一个不足以体现出学生们的反帝爱国之心，不足以体现出学生们对卖国行为的抗争?

二、五四运动取得胜利是北洋政府“倾听国民呼声”“顺应民意”的结果吗

有的人认为，北洋军阀政府罢免曹、陆、章三人以及最后拒签和约，是“倾听国民呼声”“顺应民意”的结果。[2]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是这样的“开明”“民主”吗?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这些历史事实。

先说曹、陆、章三人是如何被罢免的。他们三人从五四运动的发端就被视作卖国贼的代表，罢免三人是五四运动的两大目标之一。然而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对曹、陆、章三人仍然采取袒护态度，掩盖他们的卖国行径。据1919年5月11日《每周评论》报道：5月4日火烧赵家楼之后，曹汝霖藏匿于六国饭店，打电话给总统徐世昌请徐替他作主。紧接着梁士诒等社会名流、新旧交通系要员以及新国会的康士铎等人，纷纷前来慰问。[5](P507)5月8日，北洋政府发布大总统徐世昌慰留曹汝霖指令，污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流言诋毁，致酿事端”“扰害秩序”，同时竟然称赞曹汝霖“从政有年，体国公诚”。[7](P338)14日，北洋政府又发布慰留陆宗舆的指令，称其在任驻日公使期间“有裨大局”“勋勤夙著”。[7](P340)显而易见，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罔顾民间，公然表态支持曹、陆、章三人，并为他们的卖国行为遮掩、粉饰。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由于受到各种压力而被迫辞职出走，社会各界代表纷纷要求北洋政府挽留。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14日下达挽留蔡元培命令，但出人意料的是同时也挽留曹汝霖、陆宗舆。很显然，北洋政府的阴谋是以挽留蔡元培为名企图把两位卖国贼也保护起来。北洋政府这一倒行逆施进一步激怒了广大爱国学生，16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北京学联”)。19日公布罢课宣言，决定自即日起各校学生一律罢课，直至学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同时，宣言痛斥北洋政府袒护曹、章、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国人皆曰可杀，乃政府不惟置舆论之掊击于不顾，而于其要挟求去，反宠令慰留”。[8](P72)然而，北洋政府指责学生罢课为“纠众滋事，扰乱治安”，限令三日内复课，并且派军警包围北京大学三院。联合会决定冲出军警的包围封锁，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进行联络、发动。与此同时，北京学联决定从6月1日起冲出军警的封锁举行演讲。

学生的爱国之举遭到北洋政府的大逮捕。北京大逮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全国各地，得到了上海等地工人阶级及社会各界的声援，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特别是工人罢工运动使北洋政府感到恐慌。6月7日，北京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讲到北京地区的情况时警告当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气之奋兴，诚未可遏塞而致使溃决。侧闻罢学罢市，各省已有逐渐响应之虑，京师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动情形。”[9]6月10日这一天，北京各团体代表面见徐世昌，“陈述险象，恐生大变，乞纳民意，以息风潮”。[9] 6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释放被捕学生。然而，被捕学生坚持斗争、毫不妥协，6月6日、7日，教育部派代表以及徐世昌总统派员前往劝说学生回校，均遭到拒绝。被捕学生召开临时联合会讨论办法，认为政府对待学生毫无诚意，或以武力胁迫，或以客气笼络，如果政府要表示诚意，就应当惩办国贼，彼一日不惩办国贼，我辈一日不出拘留所。[6](P145-146)8日，有人提议与其死守在拘留所，不如仿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一起到总统府门前痛哭，不杀国贼誓不返校。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成。当日晚，各校开会决定，自10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包括女校在内各带行李做好露宿准备，共同前往总统府门前哭。迫于全国民众的压力，10日北京政府开始下达处理国贼的命令。但是当日上午仅仅发布了一条准免曹汝霖职务的命令，“陆章并无下文”，这当然不足以平民愤，于是“由学生联合会曾举出代表六人，赴国务院、教育部两处，请见总理及傅次长。结果当局告以陆章免职令立时可下”。[10]同在10日下午，天津总商会急电北京政府：“本日仅准曹汝霖辞职，似此可以谢国人乎?……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11]天津总商会的急电，使北洋政府极为震惊。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里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将直接威胁北京，使其反动中央呈动摇之势。在这种“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发布了准免章宗祥本职的命令。[12]在最后一次命令下达后，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惧的心情，急忙将以上三种命令带往天津，“提示大众，劝其开市”。[13]这时，已经是6月10日的深夜了。在各界群众的愤怒抗议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当日午后发布了一条准免陆宗舆职务的命令。至此，五四运动要求罢免曹、章、陆三位卖国贼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拒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另一个目标。罢免三位卖国贼，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斗争还未取得完全胜利。正如当时上海《民国日报》所说，“卖国条约未废，亡国之祸终难幸免”。[14](P407)当时北洋政府对于巴黎和约出卖中国主权是什么态度呢?北洋政府虽然迫于社会压力明令罢免曹、章、陆，但是在国际上仍然不敢维护国家主权，唯恐得罪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若竟拒绝签字，不惟有负各国调停之苦，抑且不啻自绝于国际联盟之保障，各国将来更难过问”。北洋政府的软弱态度和卖国立场，使压抑许久的中国人民胸中怒火再次迸发出来。由于巴黎和会是直接要牺牲山东的利益，山东人民长期饱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但没有扬眉吐气，反而现在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山东社会各界忍无可忍，特别是“六三”之后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抵制日货等爱国行动。6月18日，山东各团体发起声势浩大的赴京请愿运动，推出代表109人，于19日进京面见向北洋政府请愿，得到北京及其他全国各省民众的呼应和声援。在代表们义正辞严的泣诉和举国一致的要求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在口头上做出拒绝签约等承诺。然而，国务院6月25日批复花言巧语、欺骗人民。山东请愿代表石愚山回忆，“这样的答复，不但纯粹是敷衍搪塞，一点没有能够解决我们的正义要求，而且埋伏着许多出卖祖国的阴谋”。[15](P317)请愿代表们极度不满，表示无法归见山东父老。显然，事已至此，北洋政府在拒约问题上仍然态度暧昧，一味敷衍欺骗人民，企图蒙混过关。济南学生及社会各界怒不可遏，立即致电北京指责抗议，电文痛斥北洋当局“弄智饰非，不诚无物”，警告当局“国所以立，实基于民意，政府如不自绝于民，仍悬当机立断”，[15](P314)立即拒绝签约，以顺舆情，平息民怨。同时社会各界决定组织第二批代表到北京支援。北京学联决定于27日由各校推出数百位代表前往总统府请愿，迫使徐世昌电令专使拒绝签字。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徐世昌表示：专使如未签字，即电令拒绝签字，如已签字，则将来和约交到中国时，一定予以批驳。[5](P502)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也深深激励了远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和爱国华侨。他们在和约签字那一天全体赴中国专使住所，阻止他们赴会签字，并扬言如果专使去签字，大家就以国内学生对付曹汝霖的办法对待他们。

从上述史实可见，北洋军阀政府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以及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是极不情愿的，根本不是政府与人民群众相互协商妥协的产物，而是广大人民同北洋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步一步地最终取得斗争胜利的成果。这体现了人民群众蕴含着伟大的力量，人民群众才是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李文美化、抬高北洋军阀，抹杀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根本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坠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三、北洋军阀政府究竟有没有镇压学生运动

有的人居然无视历史事实为北洋军阀辩护，认为北洋政府没有“残酷镇压”或“严厉镇压”五四运动，[2]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后，警察总监吴炳湘和督军统领李长泰率大批军警赶到，用武力驱散群众，并开始逮捕，共32人被捕，其中学生31人，市民1人。学生们被捕后备受苦辛，“三十二人共住一房，如待贼寇，看管颇严”。[5](P293)对于这些被捕入狱人员，北洋军阀政府强加上“党派阴谋”“过激举动”等罪名，“拟兴大狱，处以非刑”。[5](P294)同时，北洋政府在5月5日后加强了对学生的监视和镇压。5日，教育部严禁学生游行集会，指责学生爱国行为“实属过度狂热”，通令各校严加管束，“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7](P337)6日，大总统饬令京师警察总监，指责在5月4日当天“调度失宜”“防范无方”，明令要求“倘再有藉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贪污逮捕惩办”。[7](P337)学生因爱国举动而无端被捕，获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并激起对军阀政府的公愤。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甚至连有的安福国会议员也表示要弹劾政府。在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7日，被捕学生全部释放回校。但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皖系首领段祺瑞等人却相当不满，一方面他们公开为三位卖国贼辩护，攻击教育界纵容学生，并威胁要撤换蔡元培校长职务，迫使蔡元培不告而别，辞职出走;另一方面派出大批军警大规模地镇压学生、群众的爱国运动。5月8日，北京政府下达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命令要求反动军警“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同时要求各级行政机关约束学生“毋得干预政治”，“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16](P167)5月9日，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到北京各学校监视，并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起爱国学生的怒火。北京学联决定从5月19日起全市各校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全国各团体各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向北洋政府抗议要求撤除监视学生的军警等要求。从19日起，各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在北京各街道、胡同、公园等处宣传演讲，向市民揭露日军帝国主义无理侵占中国山东青岛的各项权利，揭发反动军阀政府向日本屈膝妥协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劝告群众抵制日货。广大群众深受触动，激发起爱国情感，埋藏在胸中已久的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和对无能政府的痛恨被点燃。

5月19日北京学生开始罢课斗争后，北洋政府任命王怀庆担任督军统领，进一步严厉镇压学生一切爱国活动。6月1日，总统徐世昌下达“诰诫学生令”责令各校即日上课，并查禁学生义勇队，“犯者即予革惩”。紧接着第二天，在东安市场逮捕售卖国货的7名学生。为了表示强烈抗议，北京学联于2日决议从3日起各校有组织地出发演讲，决不屈服，誓与反动势力抗争到底。周予同当时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他也参加了游行，他回忆：当各校学生走出校门高举写有标语的旗帜大声学说时，步军统领衙门的军队和警察蜂拥而来，军区的枪支上了白晃晃的刺刀，并间用马队迎头冲击，这种凶恶的手段是五四那一天还没有出现的。[17](P300)6月8日《每周评论》发表《军警压迫中的学生运动》一文，报道了6月4日、5日两天北京军警在各处肆意抓捕上街演说的学生的情形：6月4日当天“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几倍，又有穿灰衣的马队，背着枪，骑着马，四处乱跑。遇到有人讲演，不问他人多人少，放马过去左冲右突也不知道踏伤了几多人。把听的人冲散之后，便让游缉队、保安队把演说的学生两人夹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学里边去监禁起来”。[5](P511)5日上午，《每周评论》记者从前门经过，亲眼所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说，“来了几个警察，身长黑面，犹如城隍庙里的阎王一般，把三个学生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捉住，嘴里还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5](P511)经过几天的大逮捕，被拘禁的学生达一两千人。由于被捕学生人数暴增，仅法科一处临时关押点已经容纳不下，北洋政府临时又把理科大学占用作为另一处临时监狱。

与北京大镇压的同时，南京、武汉以及福建等地也发生了军阀逮捕殴打爱国学生的事件。根据191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学界风潮纪》一书：暨南、农业两校学生在下关被巡士用枪锋刺伤28人，金陵大学学生在大行宫被巡士横遭驱逐，有的被打倒在地受人踩踏，有的被刺伤血流如注，有的被捕拘禁，更多的是被殴打致伤。武汉也发生了军警逮捕殴打爱国学生的事件，中华大学有20多人被逮捕或殴打致伤，文华大学8人受伤，重任致死1人，湖南中学8人被捕，高等商业9人受伤，甲种工业、农业两校10多人被捕……[5](P391)

有的人可能会提出质疑，5月4日游行警察不就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对待学生吗?不可否认，的确存在这类现象，但是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仁慈和宽容，而是由于他们在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下，被学生们的爱国之情、赤子之心所感染。参加当天天安门游行的王统照回忆：当时游行队伍行进中，在队伍左右有穿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有些学生边走边谈，不断地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什么举行这一次游行，学生们“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有多少感染”。[17](P248)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胡同时，数百名军警早已把胡同口封住、严阵以待。据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许德珩回忆：他们当时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学生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果然起了效果，军警让他们进入胡同。可是曹宅大门紧闭，学生们仍然用说服的办法，“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18](P53)

顺便提及一下如何看“火烧赵家楼”事件。不久前有人在网络上发表怪论，称“火烧赵家楼”事件是“以爱国的名义烧毁民宅、群殴嗜血的行为”，危言耸听地说“五四暴力的第一把火，点燃了后来的一切血腥”，“‘火烧赵家楼’开启了中国以‘爱国’名义剥夺个体权利、以‘人民’、‘正义’的名义实行暴力的历史。”[19]把“火烧赵家楼”事件说成是“事先预谋的”，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赵家楼这把火是怎么烧起来呢?五四运动中两个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先生在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披露了当年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5月4日当天中午，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演说喊口号之后，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去示威，于是游行队伍直赴东交民巷。当时的东交民巷是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成群结队进出。游行队伍先到美国使馆递了英文说帖说明游行示威的原因，群呼口号通过了。再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如临大敌，学生们在这里待了很久，大家不愿与日本人正面冲突，交涉无结果，高呼口号后，这时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游行队伍出东交民巷，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8](P62)而到了赵家楼拥入曹宅之后，学生没有找着曹汝霖，把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错当作曹汝霖痛打了一顿。当学生发现打错人之后，大部分都散开了。正在这时，有一位同学吸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陈设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烧起来了。[8](P63-64)由此可见，游行学生尽管一开始就把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作为斗争的对象，但仅仅是行动的口号，前往赵家楼曹宅游行示威完全是临时动议的，而并非一开始就蓄意要烧毁赵家楼。另一位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夏明钢在回忆中也提到，五四前夕北京学生从酝酿游行到5月4日下午1点到天安门集合为止，并无学生提出要到赵家楼胡同去打曹、章、陆卖国贼的计划。正因为事先没有这种计划，北京学生才能在五四这天无阻碍地集合于天安门。[20](P99)而赵家楼曹宅的大火，也不是学生到了之后故意纵火焚毁，而是在大部分学生退离之后，一位抽烟的学生因愤恨曹宅的奢华，而随手点着了。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不愧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彰显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其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不容肆意贬损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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