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占全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围绕这一政策，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促成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最终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基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完成党的历史任务而开展的。“西安事变”前党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正是为了实现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进行的。当然，这也是为了最终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一、“西安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思想政治工作
张学良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思想的人，但身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身为执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剿匪”前敌副总司令，最后能痛下决心，不惜和蒋介石闹翻而和中共握手言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尽管和张学良本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分不开，但是中共对张学良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争取工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步步紧逼，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对内发动内战，对日妥协退让。“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命令不对日抵抗，二十万东北军悄然退出关外，让日本侵略者不费一枪一弹一夜间侵占了东北。不但使东北军颠沛流离，东北父老惨遭日本铁蹄蹂踊，张学良还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虽然被蒋介石委任为“剿共”总司令，但是蒋介石并不信任张学良，蒋介石想借“剿共”的借口消减甚至瓦解东北军的阴谋早己为张学良所洞悉;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前线接连战事失利，短时间内损失了近1 /3的东北军，蒋介石不但不予以安慰，还趁机取消了这几个军队的番号，停发了军铜。
面对着这一切，张学良非常苦闷仿徨。张学良明白，继续跟着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没有出路，但是联共抗日的前途也不明朗。既不清楚共产党的想法，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国民党人士响应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学良见到了受过马列主义教育和熏陶的共产党的好朋友杜重远。张学良告诉杜重远，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很有顾虑。对于共产党，他摸不着底，他虽然想着和中共交朋友，但不知道中共是否愿意和他交朋友。对于张学良的这一顾虑，杜重远郑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学良今后只要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的。这就打消了张学良对中共能否愿意与他联合抗日的顾虑。
为了和中国共产党早日取得联系，张学良曾经托他的好朋友李杜帮他联系中央红军。1936年3月中旬，李杜找到了共产党员刘鼎，并由张学良的高级参谋赵毅接到了西安。
刘鼎还推心置腹的给张学良分析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当时东北军面临的处境和将来的出路。首先，刘鼎说，红军有广大人民做后盾，久经考验，能征惯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蒋介石百万大军都对它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呢。这就从心理上瓦解了张学良“剿共”的勇气，更加增强了他对“红军不可战胜”的认识;其次，刘鼎还说，蒋介石驱逐东北军上前线“剿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用这种阴谋手段来消灭东北军，因此东北军最厉害的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红军。这种中肯的分析，更加使张学良认清了蒋介石的阴谋，坚定了联共的决心;最后，刘鼎还说，东北军联合红军抗日，不仅可以一洗 “不抵抗”、“投降卖国”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和全国解放以后，张学良和他率领的东北军还可功勋载诸史册，垂之千古。①张学良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思想又重视名誉的人，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推心置腹，细致入微的思想教育，觉悟启迪，为张学良最终决定联共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国家的前途，张学良曾经相信法西斯可以救国，因而在他1934年自意大利考察归来后主张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针对张学良的这一想法，周恩来以十分诚恳的态度为他做了精辟的分析。1936年4月8日，经双方约定，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肤施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它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的力量，就不会有真正的抗日信心，也绝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最后，周恩來还指出，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抗日就不能效仿这两个国家实行法西斯。周恩来的这番谈话，打消了张学良主张法西斯统治的想法，坚定了依靠人民，联共抗日的决心。
关于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主张抗日不能撇开蒋介石，张学良尽管和蒋介石有着很多的矛盾，但也有着很深的交情。张学良认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入侵，正愁抗日力量不够，抛弃蒋介石来抗日，只会严重削弱抗日力量;同时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有着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只要能扭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一定可以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尽管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反蒋抗日，但是对于张学良的诚恳而合理的分析，周恩来表示愿郑重考虑这个意见再做决定。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将军全面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打消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顾虑，消除了张学良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误解，坚定了张学良将军最终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信心，为西北抗日民族战线的建立和“西安事变”的发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对最终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
杨虎城1893年11月26日出身于陕西省浦城县东南乡甘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杨虎城希望早日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不赞同，对蒋介石逼着自己和十七路军“剿共”也很不情愿。杨虎城也有联共抗日的想法，但自己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摸不清中共的想法，对中共也存在着诸多误解，联共抗日的想法很模糊，态度也不堅定。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进步人士杜斌垂积极和杨虎城接触，做杨虎城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中以及反蒋联共抗日等方面，当杨虎城不便直接出面时，往往委托杜斌垂代为联系促进。杜斌垂不但为杨虎城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分析当时的时局，还成了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对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共产党员魏野畴对杨虎城的思想教育和帮助。魏野畴是陕西省兴平县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他对杨虎城所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的革命道路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杨虎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在长期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细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的指出杨虎城屡次失败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魏野畴科学、精辟的见解和细致入微的分析，为杨虎城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分析了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现状后，派出共产党员汪锋前去会见杨虎城。汪锋同志在红军到达陕北前，曾在十七路军中负责地下党的工作，对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了解。汪锋首先给杨虎城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汪锋说，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样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虽然表面上把他们视为朋友，但背后一直提防他们。蒋介石逼迫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剿共”，实际上是想借助“剿共”的名义消灭十七路军;当前全国人民都在要求抗日，任何不利于抗日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必将在历史上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的百万大军都奈何不了红军，红军是打不败的，和红军联合抗日，既可以得到全国人民，亿万劳苦大众的支持，还可以避免被蒋介石瓦解消灭的危险，只有联共抗日，十七路军才有出路。汪锋的这一中肯细致的分析，正说中了杨虎城的要害，为杨虎城指明了正确的革命方向。
中国共产党对杨虎城将军不懈的努力争取和细致入微的理论宣传与思想教育工作，打消了杨虎城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疑虑和误解，坚定了杨虎城走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为后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注释：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