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朱枫：于无声处建奇功

高  乾

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

这是一封十分特别的红色家书。写信之人以兄自称，其实是个女子，而信中所唤之“妹”，则是她的丈夫。信中虽然充满了恋恋不舍的离愁别绪，却因有“更重要的应该去做”而信心坚定，且没有告知家人自己的去向。女子将去执行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赴台湾担任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向大陆传递情报。信中兄妹相称，也未暴露她的去向，这些都是秘密工作的需要。这名女子，就是红色特工朱枫。

临危受命舍小家 

1949年，人民解放军挟“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势猛追穷寇，以风卷残云的气概即将解放全中国。蒋介石败逃台湾后，妄图依靠一湾海水阻断解放军的进攻之路。解放军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着手解放一座座海岛。因此，派人潜入台湾搜集情报，成了当务之急。

这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已犹如惊弓之鸟，在台湾实行高压政策和白色恐怖，疯狂搜杀岛内潜伏的共产党员。要成功进入台湾并完成情报任务并非易事。忠诚、机敏的女共产党员朱枫成为被派往台湾的头号人选。

朱枫，原名朱贻荫，又名朱谌之，1905年出生在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她的父亲是镇海渔业公会会长，家境殷实。朱枫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从小受到正规教育，不仅功课好，而且诗书琴画、手工编织、金石雕刻、刺绣缝纫、财会商务、医药护理无一不通，加上性格忠厚善良、乐于助人，人缘极好。

朱枫在求学时就结识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和老师，受到进步思想启迪，多次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她慷慨解囊，将大量财产捐给了革命事业。旅居大陆的台湾同胞成立“台湾少年团”与“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捐款800元；为奔赴抗日前线，她将八岁的女儿朱晓枫寄养在台湾少年团；中共经营的新知书店遇资金问题，朱枫把钻戒变卖后，捐钱给书店来购买纸张。

1944年初，朱枫在上海同丰商行工作。后同丰商行遭日伪破坏，朱枫不幸被捕。身体单薄的朱枫没有因日本宪兵队的残酷拷问而屈服，敌人从她口中什么也没得到。在组织的营救下，朱枫得以出狱。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出狱后，朱枫居然又冒险通过气窗爬进已被查封的店里，把存款、支票本、账册偷偷取了出来。1945年，朱枫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地下党开办的贸易公司、钱庄主管财务，并兼管地下党情报部门经费。1948年，朱枫受组织安排前往香港合众公司工作。临行前，她将女儿朱晓枫送到已解放的苏北，将较小的儿子朱明带在身边一起去往香港。香港当时聚集着许多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他们返回大陆。战友汤季宏曾回忆，1947年他不幸被捕，1948年被组织营救出狱后转移到香港，由朱枫护送。送行那天，寒风凛冽，朱枫看到汤季宏冻得瑟瑟发抖，便悄悄走进女厕所，脱下身上的厚毛衣给他穿。

朱枫对党忠诚，革命工作经验丰富，严守党的纪律，她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都是台湾情报部门的干部，却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陈莲芳怀孕后写信给朱枫，请她到台湾暂住，朱枫顺理成章成为了前往台湾从事情报工作的人选。当时朱枫正在香港，本来已和丈夫约好回大陆与家人团聚，但接到赴台执行任务的指令后，只能放下儿女情长。因为女婿王昌诚在警务处做电讯管理处处长，朱枫很容易就办好了赴台的证件。虽然即将前往台湾执行危险任务，但朱枫无所畏惧。她在一张给丈夫的照片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深入虎穴获情报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乘“风信子”号海轮前往台湾基隆港，两天后抵达基隆。

朱枫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出于安全考虑，她在台湾只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是代号“老郑”的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个人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

蔡孝乾是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少年时就到上海，参与组建了台湾共产党。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抗战胜利后返回台湾主持地下工作。吴石是电视连续剧《潜伏》中主角余则成的原型，是国民党有意培养的军事专材，他早期也曾反共，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是“密使1号”，他利用自己身居要职的便利，获取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朱枫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无论是蔡孝乾还是吴石，他们的身份都极为特殊，级别也很高，由此可见朱枫当时任务的重要性，也可见组织对她的信任。

到基隆后的第二天，朱枫就在基隆与蔡孝乾见面。几天后，吴石又亲自登门，与朱枫接头。二人对完暗语后，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他希望朱枫能尽快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朱枫谨慎地将情报藏好，三天后，她在基隆港码头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海轮“安福”号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转送北京交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

此后，朱枫和吴石约好每周三和周六下午四点碰面。在台期间，两人先后七次秘密会面，吴石将一批绝密情报拍成微缩胶卷交给朱枫。朱枫只用40多天就完成了任务。她买好了回香港的船票，还托好友给家人带去一封信，表示“凤将于月内返里”。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为了朱枫的绝笔。

朱枫血洒台湾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上空响起刺耳的枪声，朱枫昂首挺胸，身中数弹，英勇就义。朱枫被捕，与一个人有直接关系，这个人就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

1949年7月，撤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了《光明报》，顺藤摸瓜掌握了台湾地区共产党上层领导者“老郑”的线索。10月，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被捕。陈泽民虽不肯说出“老郑”的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1950年1月29日，在“老郑”住所长期蹲守的特务抓到一位40来岁的男子，此人正是“老郑”蔡孝乾。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后，找机会逃脱了。但特务在他住所搜到的笔记上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因参谋次长中吴姓者只有吴石一人，吴石因此暴露。在笔记中用真姓实职记录重要联络人，蔡孝乾工作之大意疏忽由此可见。两个月后，保密局通过追查，得知蔡孝乾躲往嘉义农村。特务们在乡间路上看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追上去一看正是蔡孝乾。原来，蔡孝乾在乡下躲藏两月，觉得清苦难耐，想到镇上西餐馆解馋。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马上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据国民党方面统计，共抓捕1800余人。

蔡孝乾虽然没有直接供出朱枫，但他曾经在一张台币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特务们顺藤摸瓜发现了朱枫。此时，朱枫已经转移。当时，台湾全岛戒严，吴石得到蔡孝乾叛变的消息后，冒险给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帮助朱枫乘军用飞机飞抵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定海。但保密局通过通行证知道了朱枫的去向。

朱枫到舟山后，来到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的院长姓顾，与朱枫的父亲是老相识。朱枫告诉顾院长她是来做生意的，院长让朱枫住在自己家。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只差最后一步，但国民党在舟山驻有重兵，岗哨密布，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船只回大陆，朱枫只得滞留在舟山。2月18日，两个便衣特务闯入了顾院长家。朱枫知道自己的行踪已暴露，从容地取了大衣和包，与顾院长一家告别，随便衣出门离去。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朱枫知道获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她将身上的金锁片和金手镯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抢救，还调来一架飞机将她送回台湾救治。国民党对她软硬兼施，进行拷问，这位出生富家、生活优越的女共产党员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对朱枫等人进行审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国民党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1951年7月，组织向朱枫家属颁发了由陈毅、潘汉年签章的《革命烈士光荣证书》，朱枫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位女烈士。“文革”时，朱枫的丈夫朱晓光曾受到迫害，因为有人说朱枫没有死，在台北街头看见她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朱枫被冤枉成了国民党特务。“文革”结束后，朱枫之子朱明写信给党中央，希望能够核清朱枫烈士的事实。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调查部作出组织结论：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2010年12月9日，朱枫的外孙女、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在北京机场接到了写有“朱谌之”三字的骨灰坛。飘落台湾多年的红色女特工朱枫终于回到大陆。2011年7月12日下午，朱枫烈士的骨灰由北京运回到浙江宁波。7月14日早晨，朱枫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宁波市镇海区革命烈士陵园内，忠魂终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