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切，已凝化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参照物。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已完成了他们伟大的使命。后来，他们中不少人留在了中国，从一名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战士成为一名帮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外国专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许多国际友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媒体报道争取世界同情

这些援华的国际友人，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外国新闻记者等50人以上。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真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中，埃德加·斯诺堪称他们中的代表。“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这一连串发问，问得日军新闻发言人狼狈不堪，无法正面回答，只得仓促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为取得第一手材料，斯诺亲赴前线采访，撰写了轰动世界舆论的《西行漫记》等一批有关中日战争的报道，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过后，又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许多共产党人，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争取到世界人民对中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同情和支持。

爱泼斯坦90高龄的一生，只有10年没有在中国，而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中，他自谦是长期抗日的外国记者。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担任美国众合社记者，亲眼看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一切，支持和投入中国的正义斗争。他亲自采访了台儿庄等战场，写成了《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心。1944年他突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踏进了革命圣地延安。他把沿途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1937年3月采访了毛泽东，并将此访问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她就抗日战争发表演讲说：“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外国记者走遍抗战前后方，根据自己的调查访民所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使人民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洋大夫火线救治伤病员

在参加中国反法西斯斗争中，还有一批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8年1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医疗队一行3人来到武汉。2月，白求恩前往延安后，很快奔赴前线。为了及时抢救伤员，白求恩总是要求实行火线救护，他认为自己是外科医生，应该到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去治疗。他还说，如果是为了他的个人安全，他就不到中国来了。1939年4月河北齐会战斗中，他不顾周围同志劝阻，竟连续3天3夜工作，创下了为115名伤员做手术、坚持工作69个小时的纪录。

出生在德国的汉斯·米勒，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正是欧亚两个战场打得如火如荼之时。他认为“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是一丘之貉，不打倒德、日法西斯，世界各国都将永无宁日。”于是，24岁的米勒决定前往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39年9月的一天,米勒经过5个月的万水千山跋涉,终于到达延安。他跟着八路军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翻山越岭，活跃在反扫荡斗争前线，抢救伤员，为乡亲们治病。直到1942年冬天。

傅莱1939来到中国，1941年奔赴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就在那时，他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42年递交入党申请书，两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傅莱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时，对晋察冀流行麻疹、疟疾等疾病，他不辞辛苦地寻找除疾良药。在担任医学教员时，他千方百计克服教材和实验器材严重缺乏的困难，培养了大量医务工作人员。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他成功地研制了粗制盘尼西林，缓解了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他还亲自奔赴前线救治伤病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白求恩式的“洋大夫”。

另外，以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8月转战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和晋察冀等根据地，行程近万里，沿途施行手术千余次，诊治数千名伤病员。他们中的4人后来陆续回印度，可是有一位年轻的队员却因积劳成疾，永远留在了抗日根据地。他就是柯棣华大夫。

多种方式投入中国抗战

在中华民族的危急时刻，一些从事科教卫生、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国际友人，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以一技之长、利用多种方式投身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血与火的考验里，谱写了壮丽的反法西斯正义之歌。

来自新西兰的路易·艾黎，1938年初在上海组成国际工合委员会，“工合”运动在抗日战争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很快发展到1400个。“工合”生产的产品其中许多军用物资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工合”生产，构成了战时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战时经济的有力补充。

原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和另一英籍教授班威廉及夫人克兰尔为我抗日根据地培养过不少技术人才。1941年底，他们同时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翌年2月，林迈可受军区委托负责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自己教授无线技术的原理，班威廉讲授高等物理、微积分、理论电磁学，为我抗日部队培养了电讯人才。

国际友人作为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可贵的直接帮助。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屠杀凌辱之时，他们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从舆论上、军事上、医疗上、经济上多方面支持中国，这不仅增加了抗战实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对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有力的推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切，已凝化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参照物。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已完成了他们伟大的使命。后来，他们中不少人留在了中国，从一名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战士成为一名帮助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外国专家。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