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再版
上海市档案馆350多万卷馆藏档案中，红色经典档案是其一大特色，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被称为《共产党宣言》“姐妹本”的8月红色初版和9月蓝色“再版”重印本，如今已极为罕见，而上海市档案馆同时藏有这两种珍本，堪称独家。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是中国著名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陈望道翻译的。1919年底，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陈望道，在浙江杭州接到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翻译的约稿信和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他立即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县城西的分水塘村，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那时，他的家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又是寒冬连早春，天气非常冷，加之翻译所需的参考资料匮乏，使他付出的精力要比平时译书多花费数倍的功夫。经过几个月的潜心研究和辛苦忙碌，他依据《共产党宣言》日文版并参照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的英文版，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
习近平同志在谈到坚定理想信念时，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故事。陈望道在翻译这本书时，他的妈妈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蘸粽子吃，后来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了。”当他妈妈来收拾碗筷时，却发现儿子的嘴上满是墨汁。原来，陈望道是蘸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就是信仰的味道，信仰的力量！
1920年5月，陈望道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要他去上海的电报后，即携带译稿赴沪。不料上海当局对《星期评论》实施邮检，造成该刊停办，使得在该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无法兑现。于是，陈望道找到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将译稿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李汉俊将译稿校阅一遍后决定出版单行本，但在筹措出版经费上遇到了困难。这时，恰好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陈独秀在和他们讨论中共建党问题时，提及此事，维经斯基当即表示愿意资助出版。为此，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秘密建立了一个取名“又新”的小型印刷所，承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全本终于问世了，这是一本用比小32开还稍小的白报纸印刷的小册子，平装，封面除书名外，还自右至左横排印有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除写明著者及翻译者外，还竖排印有几行字：“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这是马克思1875年在伦敦拍摄的肖像。全书无扉页、序言和目录，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采用繁体字和新式标点，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页侧印有“共产党宣言”的页边字，页脚注汉字小写页码。全书以意译为主，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如“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都用英文原文加括号附注，因此书中随处可见英文原文。在“有产者与无产者”一章标题旁，除标明英文原文外，还用中文注释：“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无产者就是没有财产的劳动家。”全书错字、漏字有25处，如第一页中“法国急进党”误为“法国急近党”。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被译为“马格斯、安格尔斯”。书初版1000册，全部送人。当年9月再印1000册，封面书名更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改成了蓝色，书中正文只字未动。这虽然只是一次重印，但封三的版权页上却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
上海不仅是《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诞生地，也是《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积极的准备，成为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生前曾多次谈到这本经典著作。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而且还流向了国外，对当时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就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他后来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