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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作用

作者:范景鹏   来源:学习时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作用

 

范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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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作用、特别是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奉献进行全面认识和充分了解,澄清否认“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指责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等错误认识,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时间上,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开展十四年抗战的唯一政党

2017年春季中小学教材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述中,十四年一直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说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在2005年、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7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都沿用了“十四年抗战”的说法。从“八年”到“十四年”,不是数字相加和政党之间的意气之争,而是有着法理依据和史实根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丧、3000多万同胞被蹂躏。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世界二战史上第一个反法西斯的正义宣言;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的要素。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可以不一定是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即可,这样广义上的宣战实际上就成为国家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宣言,就成为中国“十四年抗战”法律上的重要证据。而国民政府因长期想对日妥协以息事,1935年还在日本“亲善”诱惑下将中日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直至1937年8月14日才正式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到1938年1月日本宣布不承认国民政府后才从日本撤除大使馆。

从史实来看,九一八事变后,约20万装备精良,建制完整的东北军“不抵抗”撤到关内,在这场近代以来最大的反侵略战争面前,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其他党派,都没能勇敢地挺身而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这一历史重任,其领导的东北红色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贯穿了十四年抗战的全过程。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称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空间上,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最艰苦的敌后战场战略任务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面临的最大一场对外战争,作战空间空前广阔,沦陷区有26省1500多个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于南方,七七事变之前,党的主要党员、组织、政权和军队主要在南方和西北地区。而抗日主战场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党组织不健全,党员人数较少,几乎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大胆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开辟敌后战场,承担了最艰苦的战略任务,连日军也称赞“有超乎常有以外的坚强意志”。最北边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中有东北抗日联军,从产生之初便孤悬敌后,其处境之惨、生活之苦、战斗之残酷,难以用语言描述。主战场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1942年,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反复“扫荡”三四个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每个敌后根据地几乎都面临日、伪、顽三方的夹击,几乎每个伪政权都把“反共”作为施政纲领,通过丑化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为反共防共及沦陷区清乡绥靖寻找理论根据。南方地区有新四军建立的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汪伪政权核心区域的沪宁杭地区。华南地区有华南游击队,其下属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是香港被日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中唯一 一支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最南边赤日炎炎的天涯海角有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这些抗日武装物质供给短缺,武器装备简陋,斗争环境艰苦。正如朱德在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军用器材问题”,“几年来解放区战场的胜利,便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获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也有敌后战场,在1938年冬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在每个战区配备若干游击纵队开辟游击区和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最高峰时,国民党敌后抗日武装总计近100万人。1941年国民党军游击队是共产党军总数的2.63倍,枪支是4倍,但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在沦陷区先后建立起的19个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扫荡”,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日军没有从战略上摧毁任何一个根据地,反而是越挫越勇,越抗越大,一直斗争到日本投降!

效果上,中国共产党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所著的《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是相对于“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而提出的。

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这是“不抵抗政策”的思想基础,七七事变之后,又有“再战必亡”的论调。在此影响下,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国民党官员、军队中,先后投敌的有党政要员62人(其中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成建制整军整师投敌充当伪军50余万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通过积极的抗日形势和政策教育,全党上下精神振奋、士气高昂。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提到“抗战”93次、“抗日”91次,提到“胜利”89次,“抗战”“抗日”与“胜利”的比例几乎是1比1,并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正是由于我们党坚定的抗日意志和必胜的抗日信心,党内没有一名中央委员投敌变节,党领导下的军队没有一支成建制投敌。我军当时没有实行军衔制,而国民党军队旅级干部一般授予少将军衔,按此标准,《八路军》(表册)一书烈士名录(团级及以上干部)收录728人,而干部名册收录有团级以上干部3438人,以此数据进行计算,牺牲(或死亡)比例超过五分之一,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102名。据《新四军英烈志》记载,新四军有350个团以上干部牺牲,其中旅以上干部牺牲45人。东北抗联牺牲的旅以上将领153人,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旅以上干部有2人,中共武装在抗战中总共牺牲旅以上干部达302人。由此可见,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牺牲,“中流砥柱”名符其实。(范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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