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雄主义的一缕血脉
——记红西路军的高台、临泽之战兼为电影《惊沙》而作
双石
背景一：西路军占领高台、临泽后被迫停止西进
高台、临泽之战发生1937年1月12~23日。
此前，因“远方”援助物资预计要在在2月中旬才能运抵安西，早在年前10月下旬就已西渡黄河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甘州（今张掖市）、凉州（今武威市）间转战了两个多月，至12月下旬，开始继续西进，准备进占肃州（今酒泉市）后进取安西，迎接来自“远方”的援助物资。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红五军连下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的抚彝县城，亦称临泽 —— 不是现在的临泽县城，以下统一从旧称，均称“临泽”）、高台两城，两座县城的民团、保安队要么溃逃，要么投降，长途转战的西路军将士又得粮食又得物资，十分欢欣鼓舞。次日，西路军首长电告军委：“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1]
然而两天之后，西路军首长发现，情况并不乐观。
西进前方已是粮房俱缺的“穷十八站”，人烟稀少，一片荒凉，“马家军”骑兵集团又十分猖獗，再向前行已经十分困难。1月4日，西路军首长再电军委：“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希望“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2]
军委于5日复电西路军首长：“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3]
西路军遂停止西进，在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部署防务，筹粮筹款。
而两万多“马家军”却乘势围了上来。
高台、临泽之战，就是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背景二：红军一字长蛇布阵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而据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称，马部是“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匪入城，以期将匪压迫于该城聚歼之”，[4] 这当然有能是其事后自夸“神机妙算”的矫饰之句，但红军拿下这些城池的情况的确颇能映证这个说辞：除了从永昌突出的主力和后卫沿途屡遭拦击外，西路军前锋一路西进进逼这些城池时，的确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而当西路军分别入得这些城池后，马家军又蜂涌而至，分头围攻……
当时，西路军主力集结于沙河堡（今临泽县城，以下均从旧称，统一称“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主要是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和西路军主力红九军、红30军部队，而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红39团、红45团、特务团四个连、骑兵团两个连及军部直属队三千余人守备高台县城，临泽则由郑义斋的总直供给部、妇女独立团和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所率的红37、红43团驻扎。
高台、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这四个点基本上呈一字长蛇的弧状分布，相邻两点间一般相距30~50华里（参见图~1），但这个弧状“一字长蛇阵”的两个端点高台 —— 倪家营则最近也相距120里左右，大约一天半到两天的徒步行程。
图~1：临泽之战态势略图
这个一字长蛇的分布态势对西路军来说，是相当不利的。
而最不利的驻节点，就是兵力相对弱小，非战斗人员很多的高台、临泽两城。
而“马家军”，就是从高台、临泽开始，对西路军实施各个击破的。
战斗是从1937年1月9日开始的。
史载：
（1937年）1月9日，敌马步芳、马步青部五个骑兵旅、二个步兵旅、炮兵团民团共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率领下，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分割包围，敌人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
12日，敌人以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围攻高台。[5]
12日，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第100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和第596团刘呈德部共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还包围了临泽，将高台与临泽间联系切断。同一天里，驻倪家营子、沙河堡一带的西路军总部及主力（总部及直属队、红30军和九军一部驻倪家营子，红九军一部及骑兵师驻沙河堡），也同时遭到敌骑兵第五师、第100师步骑兵两个旅及民团一部的牵制性进攻。
“马家军”的意图很明白，把倪家营子、沙河堡西路军主力这最大的一头摁住，首先解决态势孤立的高台、临泽。高台、临泽相距约50里，但兵力均显薄弱，在被分割包围的情况下难以互援 —— 援彼则此危，援此则彼危，而西路军主力所在的倪家营跟这两点都在百里以上，且地势平坦，倘若出援，敌骑兵集团可凭借其优越的机动速度和冲击力，给予以有效阻扼和杀伤……
敌总指挥马元海的这个算盘打得很精，也的确很毒辣。
当时的马元海并不知道，还有一个优势实际上也握在他手中：红五军唯一一部电台掌握在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手中，驻守高台的红五军董振堂军长根本无法与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联系 —— 实际上，在战斗打响后，董振堂军长多次派人突围向临泽的红五军部队和倪家营的总部首长告急，但均未成功。
高台的红五军主力一开始就陷入了孤军无援的境地。
这场血战持续了八天，援军始终没有靠拢高台，直到20日高台沦陷。
董振堂军长等三千余名将士在弹尽粮绝中死战至最后一刻，幸存者微乎其微。
这血写的悲壮，笔者屡屡掀开，屡屡涕下。
再不忍看那座血色城堡，再不忍看那片血域黄沙。
高台沦陷，“马家军”转攻临泽
根据目前已有的史料看，西路军总部是在高台被围七天后才派出援军的。此前，驻临泽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曾派人化装潜入高台，向已令人挖通地道准备突围的董振堂军长转达到总部的命令：高台是西进必经之地和重要据点，不能放弃，必须死守。[6]
董振堂对组织决定坚决服从，再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传达上级命令，继续坚守。
西部军总部派出的援军是红88师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他们于1月19日奉命出援高台，却在行进威狄堡（今临泽县新华镇）西南的小海滩子附近时，遭到敌骑五师第一旅马禄部和敌第100师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鲁沙尔民团的截击，在平原旷野上的红88师一部难以抵挡敌人骑兵集团的反复冲杀；而西路军骑兵师是仓促组建的，马匹多为征集来的犁挽用马甚至母马，长途辗转训练也少，加上众寡悬殊，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很快就解体。战至21日，红88师和骑兵师伤亡四百余人，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88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等英勇牺牲，突围而出的余部在红30军主力接应下，被迫撤回倪家营子。
而这已经是1月21日了，高台血战已经结束了。
高台被围之后，距离最近的友军是驻扎在临泽城南的红五军37、43两个团。这是临泽附近仅有的主力部队，实际上也不到两千人，相当于两个大营。据时任红37团团长的饶子健回忆，他们当时只能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得那里发生了战斗，却不知具体战况，而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员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既未派人侦察联络，也没有派兵驰援的意图。直到远在百里开外的倪家营子的西路军总部得悉消息并派出红88师一部和驻沙河堡的骑兵师一部出援那天，他才令红37团团长饶子健率红37团二营一个营兵力出援。然而为时已晚，饶子健行至途中才从老乡口中得知，高台已陷。而他们自己也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土围子中，21日才得以脱围而出。[7]
同一天，“马家军”的围攻重点转向临泽 —— 唇亡齿寒，临泽也呈孤立无援状了。
秦基伟将军在〈苦战临泽〉一文回忆：
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8]
秦基伟的判断是对的，“马家军”打的就是这个主意：“马家军”不光是把高台、临泽与沙河堡、倪家营子的主力分割包围，现在还把临泽城与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两个团也分割包围了。而负责掩护城内机关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实际上也应该是临泽保卫战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对此是没有准备和预先部署的，从而让“马家军”有隙可乘。
而西路军从高台到倪家营子呈一字长蛇而首尾难顾的布局，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孤城血战，妇弱疲兵苦斗骄兵悍将
临泽城真正成了一座孤城﹗
当时驻在临泽城内的是总供应部部长郑义斋率领的后勤、辎重、修械、总卫生部医院及妇女独立团一部共1200余人，其中只有总供给部警卫连属于有实际战斗经验的战斗人员，其他多为老弱妇幼。而郑义斋部长是个擅长理财的“红色财主”，却不谙军事，实际承担守城指挥责任的是总部四局任科长的秦基伟，他在鄂豫皖苏区时就在少共国际团当过连长，通南巴苏区时当过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军事素质好，也富有战斗经验。
据秦基伟回忆，城内唯一的“重武器”—— 一挺轻机枪，就抱在他手中。
目前关于临泽之战的回忆史料，除了秦基伟〈苦战临泽〉和饶子健的〈37团增援高台记〉外，还有原妇女独立团卫生员王明超〈临泽防御战〉、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忆临泽保卫战〉和原妇女独立团战士李文英〈艰苦的岁月〉等几篇短文。这些短文都从各自的视野和局部复原了那场悲壮的血战，比较一致的陈述是：临泽城内，没有红五军的37、43团等主力部队，这两个团都驻扎在城外。
这两个团在守城战斗中所起的作用，原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任道先有如下回忆：
（守城）正在危急时刻，突然城外处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城下的敌人纷纷败退，城上的敌人也慌慌张张地从梯子上往下溜，原来，我们的援兵来了，驻在刘家墩等处的红五军的同志们来援助我们了﹗我们看到了援兵，士气大增，对登上城头的敌人展开反击，很快就把敌人消灭了，红五军也把城外的敌人打跑了。[9]
这与秦基伟的回忆是吻合的，这应该是在守城的第二天 —— 1月22日：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拼命地轰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城。几分钟后，敌人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地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涌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劈头盖脑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涌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砖乱石砸回去。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几乎把城外附近的地皮盖满了。战斗继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我们的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女同志抬上来。这时，驻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攻城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攻城部队经不住我们里外夹击，慌乱了，他们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了。[10]
砖头瓦块PK山炮机枪。这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已勿需赘言。
这一天，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可能已经接到西路军总部掩护临泽城内的机关突围靠拢主力的电令，红五军部队这是来接应城内总供机关人员突围的。此前，他们自己也处在被敌分割包围之中，虽近在咫尺，且有对进攻包围临泽之敌有牵制分散之作用，与城内守军的顽强固守也有事实上的呼应之势，但却难以有效地互联互动，配合作战。
这一时期，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与西路军总部首长往来文电未见披露，也难以寻觅，所以我们也无从知道他这个本应是临泽保卫战最高指挥员的指挥责任，是如何担负并践行实施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前的两天半里，临泽城的秦基伟等人，基本上是靠“红色战士高度的政治觉悟”，立足于现有条件并根据实际战况，自主地指挥守城战斗的。
据秦基伟回忆，当时他得到的唯一信息是：固守待援 —— 等待红30军来援。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自1月19日红88师一部与骑兵师一部驰援高台失败之后，西路军总部再也没有派出部队向临泽增援，实际上也无法派出部队增援：红军是步兵，只能靠徒步机动，而“马家军”是骑兵。红军要走大半天儿的行程，“马家军”一两个小时就能疾驰而至，而饥寒交迫徒步机动的红军战士们在毫无地形可以依托的平原旷野之中迎击敌骑兵集团的冲击，实在是勉为其难。
这两天里，孤立无援的临泽的守城战斗，称之为艰苦卓绝，毫不为过。
第三天是临泽守城战最激烈残酷的最后一天，战况更为惊心动魄：
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发动了更疯狂的攻击。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拼命地喊叫；炮兵拼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涌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被炮弹的爆炸声湮没着，一会又被喊杀、喊打声湮没着。当我们刚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
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们正与敌人短兵相接，顽强地打击着敌人。一个战士，握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长绳，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戮翻下去。忽然，我看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上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到半空中。
接着，敌人又把梯子推回城墙，红军战士们推下石块猛砸，“咔嚓”一声，梯子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摔死狗一样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密集的敌人，被打得东仰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11]
秦基伟也是在那天下午负了伤：一颗子弹打在机枪上又弹起来，削伤了他四个手指。
这几天里，他抱着挺机枪到处转来转去专朝打得热闹的地方凑，想不被敌人盯上也难。
来自敌方的记忆：危城竟然也是坚城
来自敌方的亲历者回忆可以从对手角度映证了这次血战的残酷真实。
时任马步芳第100师第298旅第596团团长的刘呈德老先生回忆道：
……临泽城虽小而整齐坚固，四周都是开阔地形，进攻极其不易，可是马元海说：“这样一座小小城池，怎么攻取不下呢，那怕花费十天半月的功夫，一定要攻破。”
在马元海的严令下，马家军展开了攻势，利用两门山炮的轰击和周围部队的掩护，令我团和马步銮团分头猛攻，守城的红军以密集的枪弹和炸弹迎头阻击，以致涌进城根的我军部队死亡枕藉，虽经后继部队在炮火烟雾中三番五次地激烈攻城，终未得逞，死伤了不少官兵。其间旅长马禄曾对我说：“临泽城虽小，好似铁皮包扎一般我们部队已经死亡不少，真不容易攻取了。”马元海虽遭到了两次的惨败，仍不甘心，旋即改变方略，从西城角进攻，先用山炮轰开了城头的一处垛口，我方五六十人乘机爬上城头，亦被红军推倒云梯，以致多数人当场死伤。
在这前后几次的攻城中，我团营长韩得明、营副马希仲、团附官马成龙等都受了伤，连排长中受轻重伤的也有20多人，士兵被击毙的约一百人左右，受伤的亦不下三百余人，其他各部队官兵的死伤，也为数不少。其后城内的红军，在一个晚上，乘我军夜间不常进攻的空隙，退出了临泽城，直至当夜夜半，我方始行发觉，即将稀稀拉拉留作掩护的红军20多人击溃，大部队随之入城，将未及走脱的一些工匠和伤病人员，以及骆驼二百余峰俘获，解交马元海。他又向马步芳、马步青报捷说：“红军势穷力蹙，我军攻克临泽县城。”并令各骑兵团继续追击，即在城东南沙滩间，双方混战了一小时，大部红军冲出了包围圈，径往甘州南乡倪家营子，与第30军会合。[12]
时任青海电讯社社长的陈秉渊老先生后来也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22日马元海以马步銮团、刘呈德团、骑兵第五师马禄旅为主力，先向临泽河北及城南各庄堡分头进犯，继由南郊猛扑南门，激战甚烈，已将云梯数十架搭于南城城墙，立被守城红军机枪击退，复行硬攻，爬上城头的又被红军击坠于城根。这时混战中红军多用石块拒击，势如雨发，有些女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异常，不稍退让，尤为马元海所惊叹，明知守城红军弹药已缺乏，可是铁墙铜壁，可望而不可及。随之仍溃退原驻地。当夜十时许，风雪交加，马元海乘夜暗苍茫，又迫令部队民团攻城，城头仅放出一阵枪声，即行沉寂，得以又搭云梯披城。这时红军已由西南门撤出，临泽已成空城，遂落于马元海之手。[13]
马步芳部自己编写的《剿匪纪实》中虽然有不少自吹自擂的夸张，却也能从对手的视野中，看到红色战士们在这场血战中英勇不屈的身影：
22日，我指挥马元海率部攻击临泽河北并城南角各堡，适事先为盘据城内之匪所察觉，即以城中之匪于21日夜间，向城外各堡内增援，甚为忙碌，[注：此处存疑，估计可能是向城外红五军部队转移非战斗人员]同时接得我左翼军之报告，在城南之瞭望哨亦见有匪之密集队约数百人，向河北之堡蠢动，我军即在大炮掩护之下，分头攻击，匪复倾其全力顽抗，经我军沉着瞄准，猛烈射击，弹不虚发，战斗渐趋激烈，匪伤亡百余人，彼仍前仆后继，节节向我冲击，反复肉搏，混战至上午九时，卒以匪部伤亡营长两员，各级干部亦伤亡殆尽，力量更形薄弱，不能维持，残部狼狈复窜进东关。我军即将此两堡先后占领，即向南关扑进，遂将临泽城包围继续攻城，已将云梯数十架搭上南城墙，仍用大炮掩护，毙匪甚伙。匪复以死力抵抗，并用机关枪扫射，嗣经我军亦以猛力进攻，几至城破，匪穷无奈，继以石子乱掷，我军为暂避免最大牺牲，遂暂缓攻城，稍事休息。忽由沙河前来匪援，占据东南两关，[注：可能是城外红五军前来接应撤退的部队] 准备牵制我军。我亦不予穷追，固守原防，以待匪之收拾残部，卷土重来，以便我军据点反攻，消灭此匪。迫至晚十时我军即在暮色苍茫中，乘风雪交作之际，率兵掩进，我军之举动非常神秘，先以数百草人作士卒打扮，矗立于东南田野间，并以骑兵数百在关外喊杀，诱匪认错目标转移主力，以便我军潜伏入城。我军四人为一组，共百余组，匍匐前进，毫无声息，直抵城根搭上云梯数十架，甫行攀援登城，已被匪之哨卒窥见，则狂呼失声，匪即转移目标向北城奔来。此时我军已登城数十，即将少数哨兵砍杀，但闻一声枪响，我军指挥下令总攻，我军无不咬定牙关，肉搏血拼，置生命于不顾，匪则猝不及防，我军乘胜追杀，解决大半。当匪败退时，有匪一小队40余人乃避入城中大庙中，架起机关枪以谋截击。我军即追踪而至，匪乃开枪扫射，弹如雨下，我军不动声色插上刺刀，滚入匪阵肉搏血拼，匪不支，谨有三、四人幸免外，悉数被我解决。城中残匪自知无力抵抗，即由西南门奔窜，我军即继续亦由东南杀出，经我东门外预备队由侧面扫射，匪愈不支，狼狈向西溃窜。[14]
1月23日，临泽城内的总供等部机关后勤人员在城外红五军两个团接应下撤出战斗，向倪家营子的主力靠拢，在城东南沙漠沙滩地带再度遭到“马家军”骑兵集团的追堵拦截，红军且战且走，付出了很大牺牲，幸而沉沉暗夜风雪交加对“马家军”骑兵的战力有所扼制，这些血战三天三夜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终于在24日拂晓前与倪家营子的主力会合。
这一个晚上，他们徒步行程在百里开外。
临泽血战，传承给人民军队
一缕革命英雄主义的血缘
临泽保卫战中，红军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惨重的：守城战中有近四百名红军将士伤亡，撤离不及的伤员和兵工厂员工也有大都被俘或被敌人屠杀，途中遭遇敌骑兵集团追堵拦截时许多队伍被冲散，牺牲者被俘者也在数百人以上。
放在整体环境中考虑，临泽保卫战当然不能说是一次胜利，战斗本身在军事上价值和意义或许并不大。从西路军总部的指挥决策上检点，这些机关人员妇弱疲兵向主力转移靠拢的时机，似也应该选择在敌人刚刚开始围攻高台之时。那个时候，“马家军”正集兵于高台，对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均为牵制性分割，安全脱困而出的机率也远大于高台沦陷后敌人转兵围攻临泽之时。驻临泽的红五军两个团因负有保护非战斗人员众多的机关的任务，难以向高台驰援，高台被围之后坐守临泽已无意义。既如此，那就应该尽快掩护这些非战斗人员脱离危城，向倪家营子的主力靠拢，尔后再与主力集兵一处轻装上阵，或围魏救赵，或驰援高台……
高台从被围攻到失陷，前前后后有八天时间，应该还是有脱困机会的。
当然这也有落后的通讯联络手段的原因。但手中有电台的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在这么长时间内，既没有设法侦悉高台战况，也没有就临泽城中的总供机关人员如何脱困向总部提出建议和作出有效措置，是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的。
然而，这些“事后臭皮匠”的得失检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临泽之战本质意义的解读。
笔者认为：临泽之战最本质的意义是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革命英难主义精神﹗这支军队“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也绝不向敌人屈服”，许许多多红色战士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是这支军队此前此后所有的敌人都难以企及惶论达到的精神境界：这支军队曾经量不如人、器不如人、技也不如人，之所以能长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创以弱击强，以劣胜优的赫赫伟绩，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一连串令世人瞠目的神奇传说和保留剧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缘于这支军队代代传承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血缘﹗作为临泽之战幸存者之一的秦基伟将军，后来又成为了上甘岭上的那支胜利之师的英雄指挥员，那是绝非“偶然”二字可以完整诠释的。
血缘啊血缘﹗临泽血战那些红色战士的鲜血，传承给了我们这支军队一缕珍贵血缘﹗
让我们永远记住把这缕珍贵血缘传承给我们的前辈先贤吧﹗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919页。
[2]〈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921页。
[3]〈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
[4]〈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节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数据选编‧附卷》，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810页。
[5]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悲壮的征程（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6] 吕仁礼：〈回忆高台战斗〉，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悲壮的征程（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7] 饶子健：〈37团增援高台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184页。
[8] 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1页。
[9] 任道先：〈忆临泽保卫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202~203页。
[10] 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2~193页。
[11] 秦基伟：〈苦战临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4页。
[12] 刘呈德：〈我在河西阻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192~193页。
[13] 陈秉渊：〈马步芳阻击红军西路军始末〉，《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第551页。
[14]〈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摘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数据选编‧附卷》第813~8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