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在敌人的五次围剿打击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三人团”出于安全保密等原因，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便匆忙进行了扩红、筹款、安置伤病员和确定留守人员等工作，然后带着“共和国”的全部家当和依依不舍、犹豫不决的心情仓促上路。尽管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已经没有了决策权，但是许多命令和指示还都是以中革军委、甚至是以朱德名义下发的。可想而知，当时红军的大多数指战员，并不了解中央上层的指挥变化，仍然是在“朱总司令”的指挥下行动。由此可以看出，红军中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优良素质。

湘江失利是“看齐意识”的起因

转移初期，英勇的红军将士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虽然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十分残酷，但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其实也很激烈。尽管事先已经由朱德、周恩来策划，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粤系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协议，但由于传达的迟延和具体执行的偏差，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与把守前三道封锁线的粤军发生了战斗，有的战斗甚至十分激烈，敌我双方都损失不小。

面对蒋介石布好的口袋，红军最高指挥者不听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劝告，依然要求部队“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英勇的红军将士，面对五倍于己的敌人，浴血拼杀三昼夜，以24000多人伤亡的惨重代价，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冲过了湘江之后，“三人团”的最高指挥员博古承受不了惨烈打击和自责，极度恐慌。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更无法面对英勇的红军将士。此时，他那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内心几近崩溃，竟拔出手枪想自杀。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由王稼祥提出召开一次高层会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的支持。于是，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红军的行动去向和总结失败教训、明确红军指挥等问题。

遵义会议是“看齐意识”的确立

遵义会议是一次痛定思痛的会议，也是一次探索真理、实事求是的会议。

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既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错误领导的主要成员博古，他明知道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清算，但是严格的党性和尊重真理的基本素质使他能够给大家这一机会。“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大胆地对博古和军事顾问进行了批评；而作为“反报告”的发言者张闻天，则更是对博古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张闻天本是“留苏派”的骨干，在中央苏区时也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而且在苏联时与王明、博古都有很深的交情。然而为了探索真理，为了寻求正确的道路，他毅然抛弃个人亲疏，勇敢地向“三人团”的错误开火。继而，王稼祥、朱德等人都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几乎是“一边倒”。这些共产党人抱着探索真理的纯正动机，客观地分析和总结失败的原因，同时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和毛泽东的主张，最后形成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同时赋予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的“话语权”，即“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使是当时被称为“反对”毛泽东的凯丰，也只是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地执行了会议决议，并逐渐站在了支持毛泽东的立场上。

此次会议，“关键少数”起到了决定作用，他们用大量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述以及有理有节的策略，说服了与会者，大家采纳了“少数人”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党高级领导人马列主义水平和党性原则觉悟的一次体检和检验。

从此，全党在核心层面有了看齐意识，大家是向真理看齐、向实事求是看齐、向能够执行正确方针的领导者看齐。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是“看齐意识”的检验

其实，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是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检验的过程。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放弃了去黔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决定北渡长江争取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北创建根据地。当部队行进到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准备渡过赤水时，毛泽东根据得来的情报，建议在此打一个伏击战，消灭尾随的川军4个团。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马上支持和批准了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他亲自指挥这场战斗。可是，这竟然是一场遭遇战，而且以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多年以后，毛泽东也曾谈到自己指挥过的这次败仗。但是，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动摇对毛泽东的信任。周恩来亲自去做博古的工作，动员他交出领导权，放手让毛泽东指挥。他说：“实践证明，打仗还是老毛比我们强。”有了这个基础，毛泽东从此开始施展“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面对十倍于己的围堵敌军，他调动敌我得心应手，最后终于彻底摆脱了蒋介石精心布下的包围圈，使几万红军绝处逢生。

在此后的长征路上，广大红军指战员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信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全军高层指挥员向毛泽东看齐，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完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又一个战略部署，使毛泽东的组织艺术和指挥艺术变成胜利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