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怀着深切怀念与由衷敬仰之情，纪念我党我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11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和弘扬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王稼祥同志把毕生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卓越理论贡献、崇高道德品质，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一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同志诞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厚岸柳溪小学就读期间，王稼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1922年，王稼祥到安徽南陵县乐育中学求学。1924年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阁中学，他把强烈的求知欲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芜湖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成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25年冬，王稼祥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被批准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红旗》报-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回国后第一个战斗的地方。早在1930年春，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担任主笔。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苏联治疗伤病，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至1945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撰写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发表在7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成为我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其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至8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59、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却被指责为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时年68岁。1979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王稼祥同志被中共中央列为建党以来38名卓越领导人之一。

二

王稼祥同志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英语、俄语都非常突出，被称为“红色教授”，但他学者气质的外表下却有着非凡的革命意志，始终以忘我精神为党工作。1933年4月，他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过雪山草地时，他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到达陕北后，一直到建国后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他总是带病坚持工作。

王稼祥同志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主见。1934年2月,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他与朱德、周恩来同志一起，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的论断，指出“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确立了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他们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实现了战略转移。

王稼祥同志襟怀坦白，对党赤胆忠心。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无论在何岗位上，都始终从党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1963年，王稼祥又被免除了职务。但他并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他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尤显真知灼见。

王稼祥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环境中做的检讨，也坚持不推功诿过。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作检讨，始终秉持了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尽管当时他写的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既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这里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

王稼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王稼祥同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党的对外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的丰富发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三

纪念和缅怀，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王稼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3年了，但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我们今天纪念王稼祥同志，不仅要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敬仰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来的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可贵精神，并转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对王稼祥同志最好的纪念。

我们纪念和学习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无限忠诚党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立身之本，也是共产党人奋斗不息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王稼祥历经革命斗争的磨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考验，信念不改、意志弥坚，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执着追求。我们学习王稼祥同志，就应当像他那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矢志奋斗。当前，就是要认真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我们纪念和学习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不渝地保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以革命为“终身的寄托”，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保持旺盛的斗志，坚忍不拔地朝着胜利的目标前进。在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相信党，相信人民，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原则，坚持学习，努力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临终前，他特别嘱咐亲属要坚定地跟党走。历经磨难而意志弥坚，饱尝艰辛而信念不移，王稼祥同志用坚定的信仰书写了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一生。

我们纪念和学习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高度重视革命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伟大进程中，继续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各自的岗位工作上，像他那样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纪念和学习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决维护党的团结，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王稼祥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他始终谦虚谨慎，勇于自我批评，严于解剖自己。延安整风中，他曾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结合切身经验，谈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他经常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明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他尊重实践，注意调查研究。1958年，他在农村考察中发现一些浮夸现象，经过深思熟虑，郑重地请刘少奇同志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达他对人民公社“一平二调”和国民经济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忧虑，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

我们纪念和学习王稼祥同志，就是要像他那样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坚持“两个务必”，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王稼祥一生艰苦奋斗，朴素节俭，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他的伤病很重，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中央军委评为一等残废，按规定每月可领取几十元的残废金，但是他从来没有领过。延安时期，党中央为照顾他，规定其伙食费实报实销，但他从不因此而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任首任驻苏联大使，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吃穿十分简朴。在研究使馆人员的工资待遇时，他坚持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他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从不以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王稼祥同志的精神和风范，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正因为有像他这样无数的优秀党员前赴后继，不懈奋斗，我们党的先进性才成为一面光荣的旗帜，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在党的周围；才成为一种崇高的精神，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人民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开拓进取；才成为一种伟大的力量，催生和激发全党全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不竭的创造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学习王稼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和品德，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