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对“一大”代表都有哪些影响

王娟娟 王文跃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来自7个共产主义小组，分别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这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在这些进步青年的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他们的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潜移默化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在此基础上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被进步青年所接受，从而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杰出贡献做好思想和理论方面的准备。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李大钊与一大代表毛泽东

受李大钊关怀影响的中共一大代表，首先要提的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显然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自己也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8年冬，从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经过北大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于十月间到图书馆工作。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毛泽东和李大钊第一次见面。在刚刚认识的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获得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毛泽东到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是1918年的最后两个月，正值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际，恰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毛泽东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和青年的毛泽东一起工作，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毛泽东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拥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获得了和李大钊讨论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在北京大学进一步学习，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旁听北京大学的课程。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称赞，被冠以“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的美誉。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因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期间，他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加入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是在李大钊的推荐之下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促进了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时，毛泽东产生“赴俄勤工俭学”的想法，这是毛泽东同李大钊详细研究讨论过，并准备实施的。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大。

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留俄勤工俭学团，组成湖南“留俄运动之先锋队”，又与何叔衡等人组织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并在李大钊的鼎力援助下创办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文化书社。到这时，他的思想完成“蜕变”，“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在李大钊支持下筹备创办文化书社，遇到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关键时刻李大钊又一次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文化书社所销售的书籍中，有北京大学丛书和新潮丛书，以及非丛书的书籍约50多种，均来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采取“免去押金”的办法。

1920年12月，毛泽东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次年7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佼佼者。

“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张国焘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同年，17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春，陈独秀受邀来到北大，同时带来的还有他主编的《新青年》。《新青年》引发了“最初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的理科生张国焘的革命思想。五四之后，北洋军阀政府迫使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部分学生领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张国焘再次回到北大，李大钊及其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他视线的全部内容。如果说陈独秀和《新青年》启蒙了张国焘的激进思想和革命念头，李大钊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则为张国焘指引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方向。张国焘回到北京大学的第一时间，听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介绍，立即要求加入这一进步的组织。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张国焘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这期间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哲学的贫困》等著作，至此张国焘对马克思主义逐渐有了认识。张国焘曾说：“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

“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同时，张国焘奔走于京沪之间，充当着“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络员。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之所以能出席这次大会，离不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

“小小年纪肯奋斗”——李大钊与一大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生活、学习、思想各个方面得到李大钊的帮助。

刘仁静曾回忆说：“在北京小组里，李大钊自然是公认的领导人。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贡献，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李先生’”，“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李大钊与其说是我们的组织领导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思想领路人。”

刘仁静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李大钊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正因为求学之路的坎坷，刘仁静更加地努力学习。他先后加入了李大钊等人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刘仁静的好学和上进，使身边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还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赞誉。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认为应该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

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敢于和比自己大12岁的李汉俊争辩，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1921年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这一票。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地答道：“是我选的！”足见刘仁静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小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作为李大钊的替补高票通过，而刘仁静能成为中共一大代表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正如李大钊对他的评价“小小年纪肯奋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是其能够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根本原因。

“尽善尽美唯解放”——李大钊与一大代表王尽美

王尽美于1898年出生在山东省莒县（现属诸城市）一个贫寒家境，经济的拮据使他17岁才勉强读完小学。1918年，王尽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在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为这一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山东问题，王尽美毅然投身于学生运动，与同学们怀着与己休戚相关的心情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和讲演宣传活动，并成为学校的学生领袖。在革命学潮轰轰烈烈的时候，王尽美却被学校以“不务正业和破坏校规”为由开除了。在领导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好学上进的王尽美经常阅读李大钊的文章，并逐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李大钊的关注。1920年，李大钊从北京派出时为《劳动者》编辑的陈为人联系王尽美等，开始商议山东的建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王尽美见到了李大钊，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山东最早的会员。

1920年9月，王尽美与山东学生运动的另一名领袖邓恩铭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初，王尽美等组织发起了“劳动周刊社”，并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在刊物上进行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革劳动者的生活”的宣传，为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想准备。1921年春，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秘密建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领导小组的工作。在一大召开前，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已达8人。同年7月，王尽美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名义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会后，中共山东区支部成立，王尽美任书记。

李大钊同志为革命理想更改名字的故事感染了王尽美的革命情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他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为此他改名叫王尽美（他原名叫王瑞俊，字灼斋）。

此外，李汉俊和邓恩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何叔衡、陈潭秋、李达、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均与李大钊有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推动了一大的胜利召开。李大钊能够十分敏锐地认识到：“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所以倾注其全部的热情和关怀，使身边的进步青年逐渐地觉醒、成长。正如少年中国学会参加者回忆：

“守常先生比我们年长七、八岁……见到小兄弟辈奋发向上，他很高兴，并给予鼓励……我们把他当老大哥看待，大家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王娟娟 王文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