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赵正洪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现出来。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参与者，我看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总感到有不尽完善和与历史有出入之处。为此，我今天尽自己所能，将当年的历史事件如实写出，供人评说。

一、战前受命

1970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我国是否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乒乓球队伍受到很大摧残。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主教练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训练全部停止，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我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军管会负责同志说：“今年是举行第31届兵乓球赛的一年。世界舆论认为中国队应该参加，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兵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兵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经过研究，军管会议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派队参赛。

这时，外界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兵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4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兵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后藤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就不能算“世界级”比赛，当晚就向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会谈纪要。中日双方的会谈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因而比较顺利，几个技术性问题很快解决了。1971年2月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议纪要。但是最后中国队是否参赛，仍有待中央拍板。

当时距比赛日期3月28日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10天了。日期紧迫，参赛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军管会要我负责乒乓球队的训练工作。当时我刚刚被解除“群众专政”不久，才恢复工作。因此接受这项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训练馆。运动队多年没训练了，抓起来有些吃力。但运动员、教练员热情很高，练习很刻苦。有时军管会研究参赛的政治问题也通知我参加。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军管会领导，讨论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把我也找去了。周总理主要是了解军管会的意见和参赛准备情况。他在会议结束时要求把详细情况准备一个方案，然后上报。

散会后，我乘机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因为“文革”中我虽然在体委被批斗、关押，但我还一直保留着军籍，现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队去。周总理听完了我的话后，对我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要参加的话，准备由你率队去日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回部队呢？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文革’以来第一次派队出国比赛，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训练，做好思想工作，技术上要抓紧训练。”总理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文革”前，乒乓球队就经常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几次参赛回来，周总理总要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教练员和团长、领队、体委副主任。总理每次都风趣地事先打招乎：“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周总理还拉上我这个技术不怎么样的人一起打一盘乒乓球。

二、“我队应去”

向周总理汇报后，军管会根据总理接见时的指示精神，组成了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中国代表团。经上级批准，代表团领导班子由我、符志行、鲁挺、王晓云和宋中组成。我任团长，符志行、鲁挺、王晓云任副团长，宋中代乒协主席。符志行实际上是代表团政委。我仍分工抓训练。经过一段突击训练，运动员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技术水平。当时我国年轻一代选手中有几名后起之秀，外国人不摸底。这也是我们的优势。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苏对峙，苏联大兵压境。美国虽然开始与我国进行某种接触，但中美关系在当时仍是严峻的。中日并无外交关系。我国参赛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日本右翼势力纷纷活动。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家体委领导班子对是否派队参加又有些犹豫。3月14日晚，召开了有体委领导、代表团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去不去的问题。我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展开了争论，基本上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应该去。理由是我们已经报了名，如果不去，有损我国信誉。另一种意见是，在国际上有几股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破坏我队参赛，我队不应该去。有的同志说：“我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上很有名望。我们花那么大本钱培养出的这支队伍，把家底都端出去如果出了问题，那损失可太大了。”会上不同意去的占多数。我虽然认为我队应该去，但自己刚出来工作，无职无权不宜表态。

大家讨论完，已经是下半夜了。周总理打电话要听汇报。韩念龙、王新亭、刘春、曹诚、宋中和我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他耐心地阐明了我队要去的理由，最后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总理边说边抽出铅笔亲自给毛主席写报告。写完后马上由秘书送给毛主席。当天早上，毛主席批示传到体委。毛主席批示：“照办”。还批道：“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尘埃落定，我队决定出征日本。

三、出征之前

毛主席的批示下来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地进行了。由于是停赛多年后第一次参赛，不少同志心情紧张。我也是如此。当时军管会的一些同志对我说：“七个冠军都要拿回来，一个也不能丢！”有的甚至说：“这次比赛一定要打好，打不好，不仅是个检讨的问题。”有的老同志和我开玩笑说：“老赵啊，这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去啊，要不拿几个冠军回来，你就在飞机上跳海吧，别回来了。”虽然是玩笑话，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周总理常强调，体育比赛中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有关领导却强调“七个冠军都要”。当时我队虽然经过训练，水平有所恢复，但如何强调把友谊和拿冠军的关系处理好，我心中没底。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不辜负周总理的信任，我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我认为千条万条，抓好运动员的工作是基础。我先后找了教练员徐寅生，运动员庄则栋、李景光、梁戈亮、郑敏之、林慧卿等个别谈心、摸底。庄则栋说：“拼，没事。”李富荣说：“这次比赛男女各拿一两个冠军问题不大，都拿不可能。”一些新队员表示：“我们没有参加国际比赛的经验，但我们拚命去干。”运动员斗志高昂，刻苦准备，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

代表团党委开展了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主要是针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比赛中可能遇上的情况，加强教育。要求大家在国际斗争中既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又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新运动员则加强心理素质训练。在技术上组织教练员、运动员逐一检查，针对弱点加强训练，研究制服主要对手的方法和策略。全体队员决心争取胜利。我也增强了信心。

3月16日晚9点30分，周总理接见即将在第二天启程的全体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和代表团领导共60余人。

周总理首先强调了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对参赛的政治、技术情况及有利条件讲得一清二楚。总理把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对乒乓技术也讲到了点子上。他很懂乒乓球。最后，他又再三强调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我们原打算由庄则栋代表全团同志讲话，庄则栋也作了准备。但当庄则栋要讲的时候，周总理制止他说：“让赵团长讲。”我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组织好参赛。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为国争光。请总理并转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讲完后，总理点了点头。

接见结束时，大家都走了之后，周总理又对我说：“这次参加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派运动队出去参加世界比赛，它的意义是很大的，责任重大，情况极端复杂。你是打仗出身的，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人。西路军打得很残酷，你跟李先念同志打到新疆，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这次去，与真枪实弹面对敌人打仗是大不一样的。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你要很深刻地理解主席的指示。”我向总理保证，主席的指示，已经字字句句记在心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总理说：“好！这是主席批给我的，你不仅要记住，还要认真贯彻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方针。在复杂的情况下，遇事要十分慎重，要多与党委同志们研究。要提高警惕，保证大家的安全。”我表示一定要按总理的指示办，坚决执行主席和总理的命令。总理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四、初到日本

总理接见后第二天，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为了保证代表团全体同志的安全，到香港时没有住旅馆，全团住进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室。

在香港等飞机时，周总理非常关心运动员的健康，派专人给我们送来了当时国内很紧张的球蛋白针剂。总理在电话中亲自对我交待：“球蛋白是预防感冒的，你要亲自过问这项工作，让每个人都打一针。代表团全体同志都要打，特别是运动员一定要打。你要一个人一个人落实。”周总理还让人送来一份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纪念文章，让我们组织学习。

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周总理亲自安排代表团搭乘两架西德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为了表示重视，亲自乘坐我所乘的那架飞机一同前往。另一架飞机也有西德那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陪乘。

3月21日，飞机准时从香港起飞。飞机飞临台湾上空时，西德那位总经理向我介绍：“下面是台湾海峡。”我特别向下着了看。想到当年在空军率部队到福建参战，把蒋介石的飞机赶出福建省上空，不禁感慨万千。又想到眼下这场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想到周总理的关怀、指示，更加感到任务的艰巨。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上空。先到的一架飞机在空中逗留，等我们的飞机先着陆。飞机停稳后，我从飞机的窗口往下一看，羽田机场停机坪到处是人。我们还未下飞机，日本方面几位负责接待的人上来接我们。日本警察也登机了，对我表示要尽力保护代表团的安全。刚下飞机，记者和来欢迎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我被人群前呼后拥地推上了汽车，连我们自己的记者都来不及拍照了。机场警备森严，警察出动了大约三四千人。机场人群中有拿五星红旗的，也有手持台湾旗的。

乘车去住处的沿途，道路两边到处是欢迎代表团的人群，有人举着五星红旗，喊着欢迎代表团的口号。当然也有少数人拿着青天白日旗，拿着扩音器吱啦吱啦到处乱窜。这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日本警察还是很负责任的。代表团统一住在东京一家大旅馆。日方到处都派有警察站岗。爱国华侨也自发地组织起来，在旅馆轮流站岗。我在日本期间有8个人形影不离地跟着，4位日本警察，4位华侨。气氛相当紧张。

到东京第二天，我们代表团就到一所学校开始训练，后来和日本学生一起训练，随便参观。这一下哄动了。东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说：“中国变了。其它国家训练时保密，不允许别人看，而中国队却是公开训练，不论是运动员、学生、市民都可以看。”还赞扬我们：“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友好态度，出乎预料之外。”公开训练扩大了我国与日本广大人民群众的接触，广泛影响了日本各界人士，各国记者也广为报道，扩大了我国民间体育外交的影响面。

五、在名古屋

代表团在东京短暂停留后，移师名古屋，包下了一家滕久观光旅馆。爱知县警察总部布置了大批警察，日本警视厅特地派专员到名古屋坐镇指挥。就是这样，每天仍有七八起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游行、骂街、烧毛主席像、烧中国国旗。他们一来，我们就向日方提出抗议。当局就派警察驱赶。有时还有坏人乘我们到训练和比赛场时，向我们扔只燃烧不爆炸的火药包。我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根本不怕这些人捣乱，照样去训练，去接触群众。但是为了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除了和运动员一起去训练、比赛场地外，在旅馆时就让翻译给我读当天的各种报纸，注意分析日本各界舆论。当时日本新闻界和有关方面拼命挖新闻，有时到了很让人担心的程度。甚至有时代表团领导人之间的开会谈话，第二天就见报了！

代表团领导人根据总理“友谊第一”的指示，开展了体育外交活动。在东京我先后会见了中岛健藏先生、后藤钾二先生、西原寺公一先生，王晓云会见日本朋友就更多了。我们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所到之处，我们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很友好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代表团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名古屋电视台请我和庄则栋由后藤先生陪同到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话。我们还拜访了朝鲜侨民协会会长，大家一起开了联欢会，共唱《金日成之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乒乓球代表团也参加了，气氛颇为热烈。

正式比赛开始了。我每天在看台上观战，有时下来到比赛休息厅和运动员们谈谈，鼓鼓劲。在团体比赛中，气氛很紧张，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儿，双手握拳，手心都湿了，比过去打仗还紧张。如果那时有心脏病，早就发作了。尤其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刚出来工作的我，心理压力实在是大！为了保证运动员的安全，每次带队外出，我都等在车门口，运动员上齐后，我才上车。为此有些日方官员好心地向我提出劝告，怕我这个团长遭到枪击不好交待。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我仍坚持这样做。

我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夺得了冠军。新秀梁戈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很高兴。接着是女子团体决赛，我队由林慧卿、郑敏之参加与日本队的决赛。结果我队输给了日本队。下场后，林、郑失声痛哭，气得连饭都不想吃。我就对她们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嘛！我看你们本领就是比日本队员强，谁个不说中国这对横拍女将技术高强，本领好。这次就是输了几个球嘛！是偶然的失手嘛，还有两场比赛，把女单、女双都夺过来，依我看你们完全有这个本领。我过去打仗，一次仗没打好，也很生气，下决心第二仗一定要打好。你们痛哭流涕，不想吃饭，这种心情我很理解，很同情。你们再比赛，我在台上用心给你们使劲。打球我不会，也上不了台。打仗我保险要冲在你们前面。打球我是无能的人，全看你们的了。”

女子单打、双打，中国队双双夺魁，她们高兴得哭起来了。我就跟她们开玩笑：“我是孔明，估计正确吧。我给你们编个顺口溜：林郑输也哭，赢也哭，林郑的眼泪是珍珠，先流的是银珍珠，后流的是黄珍珠。”她们又打又闹，非常高兴。经过全体运动员的努力，又夺得男女混合双打冠军，我才松了一口气。但另有一件事让我紧张起来了。

六、乒乓外交

有一天，我队从比赛馆乘汽车回旅馆。开车之前，一个长头发的美国运动员科恩向大轿车连连招手，跳上车时，他才发现上错了车。大轿车内的中国运动员倒都认出他是美国运动员科恩。庄则栋这时站在科恩身边。他亲切地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出访前，曾有过规定：不和美国队员手拉手；不与美国人主动交谈；比赛场上不与美国队交换国旗。看到庄则栋这些举动，我心里颇为紧张，拉了他一下。庄则栋笑着对我说：“你当团长顾虑多，我是运动员没关系，你放心吧。”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杭州织锦，织锦上是黄山风景画。科恩非常高兴地说：“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我们美国运动员能不能去？”这一消息在当地马上传开了。有的记者问科恩是否愿意访华，科恩回答的很干脆：“中国人非常好，我当然想去。”

团体赛结束后，组织观光，中国运动员又一次与美国运动员有所接触。他们问：“听说你们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乒乓球队去你们国家访问，是真的吗？”我们说：“有此事。”他们又问：“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美国队去呢？”我们当时不好回答，只是一笑了之。

实际上在科恩与庄则栋接触后，我们就及时报告了北京。北京第二天回答：“告诉美国朋友，将来访华总是有机会的。”美国队再度提出访华后，我们又打电话请示北京，答复还是那句话。当时代表团天天与北京通话两次。毛主席看到有关中美队员接触的简报后，提出一天要通话4次。代表团由外交部一个同志专门负责此事，在北京外交部也有专人负责，双方听到熟悉的声音后才通报情况。北京几次回电都是那句话。我们就根据北京的指示，把这个意思向日本朋友和有关方面发布了。后藤钾二先生多次询问，我们也以此相告。

4月7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滕久观光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我们兴致勃勃地跟亚非拉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在欢乐的乐曲声中互相交谈、唱歌、跳舞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我跟前，急促地说：“赵团长，北京来电话，叫你立即回房去。”我回到房间后，工作人员把电话记录本递给我，电话记录上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看完电话记录后，我既高兴又紧张，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宋中看了电话记录后，我马上叫他去找美国乒乓球队，向他们正式发出邀请。当时比赛已结束，去晚了可能美国队就回国了。与此同时又派人去请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岗久平先生来，请他把邀请美国队访华一事迅速转告后藤钾二先生。由于事情突然，我们来不及事先和后藤先打招呼，请村岗久平向后藤先生转达我们的歉意。

安排完毕后，由我向外界宣布，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邀请美国队访华。这一下哄动了，记者里三层，外三层，纷纷询问我是不是真的发出邀请了。其中日本记者最多。我一再回答：“我们确实发出邀请了。”

村岗久平乘车到后藤钾二先生家中时，很多记者正围着后藤先生问：“据美国代表团的消息，中国代表团已邀请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否有此事？”后藤先生再三说：“没有这回事。中国代表团不会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的。”正在大家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时，村岗久平到了后藤面前，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赵团长要我转告您，他们刚刚向美国代表团发出邀请，请他们去中国……。”没等村岗说完，后藤大发脾气：“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招呼，太不够朋友了！我刚刚答复了新闻界，中国决不会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这下子让我说什么好呢？”村岗说：“赵团长说事情突然决定了，来不及先通报，请您原谅。”过了一会，后藤亲自找到我们，问是怎么回事。我就把详情对他做了说明。这样他的气也消了。

宋中和翻译王家栋找到美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哈里森和斯廷霍文，对他们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哈里森感到很突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平静下来后，连连说：“真没想到，但这是件好事，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美国队经过请示国内，接受了邀请。美国队负责人哈里森办完了访问中国的一切手续之后，我们代表团也离开了名古屋，访问了大阪、神户、福冈、札晃等地。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政府周到的接待，日本人民对我们很友好。

在这期间，日本各大报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乒乓外交”这一戏剧性事件，都登在头版头条，叫做“小球推动了地球”。

七、返国途中

4月28日，代表团在东京乘飞机回国。飞行途中，我反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有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重托。这次比赛，中国队拿了四项第一（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引人注日的变化。在比赛中，我们还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交了朋友。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都执行了，自己觉得很高兴，不由得在飞机上哼起了我最喜欢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首歌是1931年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时唱的）。战争年代，打了胜仗，我总要叫警卫员买只鸡，叫几个战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飞机到达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灵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都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出机场后，又遇上了成千自发地来欢迎我们的香港同胞。他们和运动员又握手，又拥抱，唱歌、高呼口号，情景感人。

代表团在香港住了5天，新华社梁、祁社长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白天，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分别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龙的有关方面为了应付广大群众观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专门修了一个能坐2000人的大棚子。观看比赛的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代表团离开香港时，成千上万的同胞夹道欢送代表团，争先恐后地与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更为感人的是有300多名同胞陪代表团一起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要分开时，难分难舍，热泪滚滚。

代表团到广州时，广东省的党政军领导到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说：“代表团取得了政治、技术双丰收胜利。”此时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是最恰当不过了：

终出牛棚心不静，蹉跎岁月愤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交举世惊，赛场内外传友情。

发出小球转地球，中美关系化坚冰。

哪知回国后又遇上一个小小的波澜。

八、赛后余波

出国参赛前，有关领导对我队一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相遇时的对策，从中朝友谊的大局出发，曾研究过一个意见。由于我当时刚刚工作，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告诉我，结果在比赛中，我队一个主力队员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一个主力队员淘汰了。在比赛前，我曾考虑过是否“让”一下，但有个同志说：“世界比赛哪有让他国之理”，我觉得也对，便未坚持。回国后总理问及此事，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总理了解到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气就不那么大了。但他又批评了我另一件事。比赛结束后，中日两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日双方各派4名男运动员、4名女运动员参加。教练问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谊比赛，就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把日本男女队员全打败了。在场的日本朋友都有点面子上下不来。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批评我说：“已定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来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我检讨了自己没有贯彻执行总理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指示所犯锦标主义的错误。周总理接着严厉地批评了知道情况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他说要派人到朝鲜赔礼道歉，“负荆请罪”。

后来由我、韩念龙、宋中以及那位我国运动员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受到朝鲜方面的热烈欢迎，住到平壤郊区的一个高级宾馆里。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见了我们。首先是韩念龙同志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们来朝鲜的意思报告了金日成主席，接着我国那位运动员表示了歉意。我马上接着说：“我是团长，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我的错。”金日成同志马上插话：“你说的不对，你当团长，你们党和国家叫你带队出去比赛，光打败仗行吗？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做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话反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当天晚上，朝鲜外交部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我们。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负荆请罪”的外交使命。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