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考察

蒲开龙

摘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毛泽东提出和系统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持久战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抗日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和如何经过持久抗战而夺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成为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基于对持久战和全国战场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自身实际的分析，根据敌强我弱和战场不断变换的形势，毛泽东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抗战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再到全面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中共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和夺取敌后抗战胜利的致胜法宝，这为中共及其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发挥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作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国性抗战爆发。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毛泽东逐步提出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并逐步使其系统化，从而形成理论体系，夺取战略的制高点。

一 、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方针：持久战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御敌救国的目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当捐弃前嫌，共同为中华民族而战。1936年7月16日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其中便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1]

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便已显示出其对于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方针，那便是持久抗战，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后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7月13日，毛泽东写一题词：

“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2]

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底的决心与意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思考一切抗日问题的基点，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热忱的积极体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时当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毛泽东在7月14日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2]华北抗战局势牵动着每一个共产党人的心，但应当实行怎样的总体战略方针，党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中国共产党准备召开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借以讨论一系列抗日战争的问题。

1937年8月22日—25日，洛川会议召开。在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2]虽然毛泽东在1937年8月24日洛川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

“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3]

但是对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党内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正确认识，前线的指挥官对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认识也各不相同。由于洛川会议召开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大多数八路军将领都是从国内革命正规战的思维基点去思考与认识抗日战争，他们并没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交手的经验，他们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他们对于日本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强国认识不足，因此没有认识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

毛泽东在1937年9月1日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大纲中所作结论指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4]在1937年9月27日给陕甘宁边区各部队首长的电报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在保卫山西、收复平津口号下，紧急动员广大群众争取山西以及全国作持久战。”[5]

当然，在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战争总体战略方针持久战的方针下，毛泽东认为集中部分兵力以给孤立分散之敌以歼灭性打击也是可以的。

1937年9月25日7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21团一部和辎重车辆进入设伏的八路军115师阵地，经过整日激战，日军1000余人被歼。我军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来之不易，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我军伤亡四百余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二三名。”[5]同时国民党军并不配合我军作战。“是役晋军本约定二路出击，乃打至黄昏才出动，致未能全部消灭该敌。”[5]

平型关大捷使得前线抗敌的将领对于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有了十分真实的认识，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下日本士兵宁愿自杀亦不投降。我军只有四万余人，即使我军消灭三个敌人付出一个人伤亡的代价，我军也是经受不起如此大的消耗的，在打歼灭战的战术指导下，我军获得的很可能不是胜利而是被消磨殆尽。因此，平型关战役对八路军将领的教育意义非同寻常，特别是使得前线将领认识到要通过打歼灭战迅速解决战斗的想法过于不切实际，只有通过持久战来消耗敌人才是取胜的王道。

1937年10月初，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区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三旅等十八个团归八路军总部指挥。于是开始了国共第一次在战役上的配合，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不能有效阻止敌人进攻，10月26日被迫放弃娘子关，全线后退。

“根据战局的演变，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南移，经盂县、寿阳过正太路进抵和顺县。10月22日至11月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后在平定县和昔阳县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由五台山地区南移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昔阳西部、广阳地区伏击向榆次运动的日军。这些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马匹和物资，有力地阻击了日军的前进，并协助国民党军曾万钟部、邓锡侯部和王奇峰骑兵第四师等突破日军的包围，脱离险境。”[6]

由于从娘子关退守的友军缺乏统一指挥，不能组织新的有效防御，日军遂节节推进，对太原忻口形成大包围。11月2日，卫立煌下令撤离忻口阵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两万余人。

在与国民党军合作抗战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华北战略防御中，国共之间的合作比较好，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本身的腐败，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与共产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的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4]

正是在这一华北总的形势之下，毛泽东更加认识到持久抗战的重要性，于是在1937年11月13日给朱德、彭德怀及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

“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实现全面抗战之局面。”[5]

毛泽东要求八路军战士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样也是对国民党将士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将士坚持抗战，不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而灰心丧气，要有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决心意志。

11月29日，毛泽东等人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的从苏联回到的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康生和同机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自抗战以来，国内对于抗战的前途便有着不同的争论，对于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有不同的观点。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更有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人民带来一些悲观情绪。

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蒋介石集团指望英、美、法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协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

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两百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在国内也就以这几种错误思想为典型，统治着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人的心。在经历过平津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等一系列大会战过后，国民党阵地防御速战速决的速决战战略方针遭受巨大挫折，渐渐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速胜论的思潮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居民方能取得全国胜利。

洛川会议之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战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尤其以1937年9月18日张闻天所著的《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周恩来1937年11月6日所著的《目前战争形势和坚持长期抗战的军事方针》以及1938年1月7日所著的《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刘少奇1937年11月16日所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和1937年11月27日彭德怀所著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最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确立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成大胜”等口号。[5]然而，抗战究竟该以何种方式取得胜利，是否能够取得胜利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大多数人的心，一系列错误思想也在侵袭着国人的心。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如果不从理论上给予解答，那么全党就不能达到对抗日游击战争全面持久性的认识，同时也不能给国民党“亡国论”者和“速胜论”两种错误以有力的回击，坚定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决心。历经10个月抗战的成与败、得与失，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10个月的抗战加以总结，借以教育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1937年5月，毛泽东接连写了两篇理论性的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5]

中日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呢？毛泽东指出：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绝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5]

在毛泽东的著作和有关论述中，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5]

强弱对比是分析中日两国战争问题的基本着手点，但强与弱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是日本。”[5]

毛泽东继续指出：

“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它缺点，我尚有其它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5]

在这里毛泽东用充分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为什么是持久战呢？正是基于对中日之间两国基本矛盾的综合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中日之间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

“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5]

正是对于这些分析，毛泽东更加坚定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5]基于对持久战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抗战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5]

并且毛泽东正确地估计到了在战略相持阶段才是时局转换的关键，在这一时期内将是我党我军最为困难的时期，同时它也将是整个战局转变的枢纽。中国或独立或沦为殖民地，在中日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第一阶段大城市之得失不像小国那样或具有决定性，而时局转换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全民的努力程度，能否坚持在第二阶段积蓄力量。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指明了中国抗战的前途，打击了失败投降主义的思潮，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友军的高度赞誉，就连蒋介石看后也指出它指明了抗战胜利的前途。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国伤亡三千多万人、消耗了众多的物力、财力，抗战经历了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但是抗日战争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军民的取得巨大胜利而结束。抗战的胜利无情地批驳了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抗战（运动战为主并辅之以阵地战）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毛泽东不负责指挥，但是正面战场的成败必然关系着整个抗战的全局，因此毛泽东不可能不时刻关注并提出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华北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便开始思考一系列抗战的具体战略战术原则。

1936年7月16日，在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式。”[1]

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毛泽东对国民党抗战形势的正确预见。正如毛泽东所言：

“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7]

我认为正是毛泽东出于对国民党抗战的正确预见，才会有毛泽东在1937年8月4日下午延安凤凰山住处同张闻天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当天，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在同蒋介石谈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总的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共，绝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4]

所谓“攻势防御”也就是放弃所谓的阵地战而进行运动战。虽然这时毛泽东并未提出运动战为主，但我认为此处包含着以运动战为主的影子。1937年10月25日，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德谈话中毛泽东指出：

“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5]

在此，毛泽东认为一切呆板的战法会造成抗日军队的大量伤亡，因此毛泽东要求大量的军队采用运动战（即抗战中的国民党军队）为主，而用八路军以游击战争来辅助以运动战为主的国民党军队作战。

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11月8日，太原失陷，12月13日，南京失陷。面对如此众多重要城市的丧失，特别是中国在军事上的暂时失利，引起国内一部分人主和，甚至投降卖国。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2]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讲话也就是对国民党抗战具体战略的要求，对全国军队的要求。具体划分一下就是国民党抗战以运动战为主并辅之以阵地战，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则以游击战为主。面对国内许多人对于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国民党军队丧失土地的严重形势，毛泽东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在1938年2月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中指出：

“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结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5]

毛泽东认为中国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地的丧失并没有失掉中国存亡的根基，而失去的只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仅此而已。而放弃一些城市对于国民党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是有益的。整个抗战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而中国是弱国，防御的。因此被动防御固守一地的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是要不得的，而必须采取积极的，进攻性的攻势防御才是抵抗日军的有效方式。

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便是军队主动权的争取。主动权是军队的命脉，毛泽东说，主动权“是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5]而毛泽东正是基于对国民军队战争主动权的争取，而要求国民党军队改变一贯注重的利用城市来进行阵地战防御的战略思维。怎样才能化抗战的不利为有利，实现对主动权的争取。毛泽东在1938年5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这样的抗敌战略方针：

“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5]

为此，运动战的重要作用便可窥见一斑了。在战略防御阶段，特别是在华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比较好地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作战方针的且符合抗战实际的建议和意见，并且以八路军的实际作战行动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阵地防御作战。

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听取了共产党及其他爱国人士的一部分正确建议，但国民党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路线和方针。在政治上，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共产党发动的全民族的的全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比；在军事上采取的单纯防御战略方针，对正面进攻之敌所进行的消极阵地防御为主，极少使用较大兵力进行运动战的错误方针不仅使自己败军失地，而且根本达不到歼灭敌人的目的。诚然，国民党的许多官兵怀着爱国热诚，拼死对日寇的进攻进行抵抗，可他们的牺牲并未换来国土的保存，而且国民党军队不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这与国民党所采取的以阵地战为主并辅之以少量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有着不可脱离的巨大关系。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有识之士提出来许多正确的建议，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并未给予采纳，这在抗战前期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给国民党带来了一系列恶果，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为了提升对运动战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了一章的文字来阐明游击战争必须向运动战发展。毛泽东指出：

“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5]

这当然是毛泽东对共产党军队的指示，但可窥见运动战在中日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全面系统总结抗战10个月以来的经验与教训，为抗战指明前途与希望，并且打击速胜论与亡国论者，奠定中国持久抗战的基调，1938年5月毛泽东所著《论持久战》一文发表。正是在此文中，毛泽东系统的地对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进行了阐释，这三种作战形式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是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8]

抗战的总体战略便是持久战，具体方略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什么意思呢？毛泽东指出：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5]

毛泽东指出抗日的运动战是正规兵团在较长的战线和较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作战形式，同时也包括必要时对这种进攻的作战形式，同时也包括必要时对这种进攻战起辅助作用的运动防御、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其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毛泽东在此对国民党的阵地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讽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5]

在此，毛泽东把运动战提高到解决中日战争问题的高度，可见运动战的决定性作用。即使如此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在抗战的实践中也必须采用必要的阵地战以达到牵制日军兵力实现运动战的目的。为什么要进行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呢？这就要基于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国情的分析。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5]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有着抗日的正规军队并且具备战争的正义性质与国际上的援助，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口较少、资源稀缺、兵力不足但其是一个强国。因此日本禁不起长时间战争的消耗。在军事上，如果能以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为主，那么我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日本的战线之长并不可能经受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有游击战的辅助作战形式，因此日本是会被运动战给击垮的。只要主力兵团在广阔战场上，实行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迅速而适时地分散和集中，灵活地创造与捕捉战机，力求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总之，毛泽东一贯认为运动战一直是主要的作战形式，对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中日战争形势和最后解决中日两国战争命运有着主要作用。《论持久战》一文在国内层面而言，它不仅弥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军事学术理论方面的空白，也在极大层度上弥补了国民党抗战理论的空白，特别是运动战为主并辅之以阵地战的作战形式的建议是对国民党抗战军事方针的系统总结。很不幸，由于国民党本身腐败无能，加之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导致国民党在广州、武汉失守后基本便无巨大贡献可言，而主要从事反共活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自始至终仍不断给予国民党以正确的建议与意见，并始终努力维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军队一贯主张军队实行阵地消耗战，速战速决。在平津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国民党的主张都是实行阵地消耗速战速决。正是在这一作战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不仅作战失利，大批爱国军人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换来的只是大片国土的沦丧，军人的巨大伤亡。这一切都证明着以阵地战为主进行消耗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错误，特别是广州、武汉等重要战略要地的失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着国民党只有实行以运动战为主并辅之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才能达到取得抗战胜利的战略目的。

三、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再到完全的游击战争

众所周知，共产党是游击战争的高手，但真正让共产党的游击战争走向世界的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说：

“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好的斗争形势，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战争史上的奇观。”

但是，在全面抗战开始之际，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没有立即形成，而且它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实在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就指出：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1]

在1936年7月16日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1]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观点早已有之，但系统化、理论性地解答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只有在激流勇进的抗日战争实践中才会诞生。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2]7月9日，收到叶剑英关于西安救国团体向中共提出四项建议的来电后，和张闻天复电叶剑英：

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应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2]

毛泽东7月14日和朱德发布关于红军在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同日，和朱德等致电叶剑英，让他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

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以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特长于同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2]

从此可以断定毛泽东针对红军的作战并未以其游击战为主，当然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法、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

“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额正规战争配合起来。”[5]

诚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向全国军队提出的，而且也将游击战争作为“一个方面”，因此不能认为这是毛泽东为红军确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断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而且不可避免，但是发生在卢沟桥的“七七事变”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由于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最为关注的应当是红军如何配合国民党军队，调赴华北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问题。和大多数共产党高级军事将领一样，由于时间的紧迫性，毛泽东不可能对战局形势和敌我友三方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红军最初的战略方针仍是在沿用国内战争时期擅长的集中兵力攻势防御的运动战。随着战局的发展和对敌我友各方的综合分析，毛泽东才逐步将红军的战略方针由攻势防御的运动战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正当红军在云阳积极改编和准备出动参加华北防御战争之际，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只抵抗了几天，平、津就很快失陷了，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不得不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毛泽东意识到与共产党打了十年仗的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相比敌强，国民党军队较弱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是国民党军队无论人数和武器装备都要优于红军许多，国民党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尚不堪一击，而只有4万余人的红军，力量单薄，武器装备更不用提，而且红军的行动还受到如此大的限制。面对这些，红军到底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不得不有所考量。

1937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出席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指出：

“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5]

8月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给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并指出：

“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

“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

“即我们是事实上至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5]

8月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抵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既是部署红军出动的依据，又是周恩来、朱德等去南京力争的方案。11日，周恩来、朱德分别发言，就中国共产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做了阐述。尽管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指示，但是毛泽东依然还不放弃放心。于是，8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

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

1937年8月17日，毛泽东指出：

“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节制，速通知阎。” [5]

1937年8月22日—25日，洛川会议召开。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的五项基本任务，强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2]但讨论的时候，“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9]”。最后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但由于彭德怀的坚持，因而加上一句“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时，时间紧迫，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因此没有来得及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有一步讨论。

其实，要在短时内实现如此大的战略转变是十分不容易的。共产党也就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这么一点家底，经不起几多消耗，因此毛泽东就特别注意给予前线的八路军将士特别是八路军高级将领以指导。八路军将领刚上前线，难免有打一大胜仗以证明自己的情怀，对于军功的追求是流淌在军人血液里的本能。加之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运动战作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八路军前线将领缺乏对于抗日战争持久性的认识，因此实现如此大的转变难度十分之大。因此，9月1日，毛泽东致电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指出：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5]

毛泽东为了加深八路军指战员对洛川会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的理解，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八路军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与1937年9月间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1937年9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不是运动战）”[5]。

“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责任。……要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5]

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得前方将领加深了对游击战争的理解，当然仅靠说服教育工作是很难起到巨大作用的。抗日战场前线的战斗实践，特别是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的巨大伤亡，日本军人所体现出的军国主义的战斗精神，让前方将领不无震撼，抗战前线的战斗实践与毛泽东的说服教育工作结合起来使得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指导方针受到大多数前线将领的认可。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战局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主体地位。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指出：

“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样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陕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5]

其实对于打游击战，林彪在洛川会议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国民党军队尚可一师一师被我军歼灭，为什么就不能大量消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因此，当日军从天度镇南下广灵，关东军从蔚县西进，阎锡山要八路军参加与日军决战时，毛泽东特电告林彪：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来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10]

经历了平型关战役，林彪更加加深了对于毛泽东抗日游击战的理解。特别是太原失陷前，八路军将领认为对日作战基本上还是运动战，正是经过了毛泽东反复的教育说服。在太原失守的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主要负责人，指出：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2]

太原失陷后，于“正规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就已经不存在了。

真理总是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更显珍贵与弥足飘香。1937年11月29日，毛泽东冒雪到延安机场迎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和同机到达的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本以为王明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却没有想到由于他长期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给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观点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执行带来了一系列阻碍。

12月9日至12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重点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并提出右倾主义的主张。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赞成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用战线”；反对提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2]

针对王明的错误主张，特别是关于洛川会议上所做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

“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

“总的一句话：相对集中指挥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洛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是对的。”[2]

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并且大多数共产党人没有系统化的马列主义知识，大多数人认为王明有理；经过毛泽东的坚持，王明的错误主张没有形成决议。在1938年2月27日—3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大放厥词说什么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更有甚者他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做战行动”等完全错误的主张。

毛泽东针锋相对，在三月会议上就军事问题指出：八路军就是从许多游击战中创造出来的。最后打败日本，要靠正规战。但把希望放在哪里？要依靠游击队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即从人民游击战转到正规战争，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从上述两次会议与王明的斗争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原则毫不退让，对游击战战略方针毫不妥协。用党性、用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坚决维护了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其实，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已被大多数同志接受，在事实上也不可能组织像王明所言的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了。事实上，王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的影响仅限于长江流域的新四军使其失去在华中展开的战略机遇。

对游击战从山地转向平原再到完全的游击战争，吕正操是有巨大功劳的。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春企图以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南北对进，夹击徐州。为准备徐州会战，敌友两军在冀鲁平原地区的兵力相对减少了。这就为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1937年10月，东北军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因对国民党军抗日不力及腐败无能不满，脱离了同国民党军的一切联系，坚决拥护共产党并宣布六九一团为自卫军，在冀中平原坚持游击战争，创建了冀中根据地。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并将其加以系统化总结。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向八路军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大量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报指出：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5]

在毛泽东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下，八路军总部把三大主力各分出一部，派向冀中、冀东、冀南、冀鲁边广大平原地区。1938年1月11日经过毛泽东从新校正后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这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是系统化论述游击战争基本战术的重要文章。

自1938年春，八路军、新四军迅速由山地游击战转向平原游击战以及发展河湖港汊地区的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开展完全的游击战争给了日伪以更大的打击。但是，蒋顽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且对中共和八路军采取恶毒攻击，同时在党内轻视游击战的战略作用的人也有一小部分，特别是1937年11月29日回国的王明，他借口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大兵团作战上面。

究竟游击战争的作用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游击战争到底应该有还是没有？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系统总结了十个月来抗战的经验。1938年5月30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解放》第四十期上发表。毛泽东指出：

“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5]

由此，毛泽东便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的地位，这标志着完全地游击战争的新的阶段的到来。当然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正规战争，因此毛泽东指出：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5]

毛泽东要求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不应动摇。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

“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5]

1938年12月，广州、武汉失守后，特别是在百团大战八路军与日本军队进行消耗之后，八路军进入了完全的游击战争阶段，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和实践，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演绎了空前伟大的一幕。日本一军事评论家池田德躬说：

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称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典型的实践指导者”。[11]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游击战争的作战指导理论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四五万人的军队不断走向强大，达到抗战结束时的120万正规军队。正是在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得以不断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抗日根据地，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陷入正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和敌后对于共产党的两面作战中，战争结束之际解放区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同时，正是在游击战争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地的大量开辟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主义进行反击，并且打退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并最终引领中国军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曾经中肯地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12]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于国共两党抗战理论的巨大贡献，那么中国的抗战路途将会更加艰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基于对中日两国基本国情的准确分析，不断提出一系列关于抗战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着中国抗日战争不断走向胜利。在抗战的战争实践中毛泽东依据不断变化的敌我友三方情况，实事求是的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正是基于中日两国基本国情的分析，特别是敌强我弱的局势，毛泽东提出并逐步使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系统化、理论化，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理论基础；同样，也是基于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的具体分析和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军队战斗力的分析，毛泽东提出全国抗战实行以运动战为主并辅之运动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使得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走出抗战前期以打阵地速决战为主、亡军失地的迷途中，为中国的抗战指明了前途；也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友军的准确分析，毛泽东提出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再到全面的游击战争，指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不断壮大，并在抗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情的分析，是处理好一切有关中国问题的基本点和出发点。在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毛泽东准确把握，正确分析中国的基本国情，才使得在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现如今的时代，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毛泽东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那便是基本国情的分析。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我们处理中国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依然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分析。我有理由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我们更应当加以国情的分析实事求是，这样才能使得中国不断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获得和平崛起，使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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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益涛.激流勇进[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15]解放军报社军事工作宣传处、《军事学术》杂志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学术论文集[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内部发行）.

[16] 高尚斌、杨延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策勒县固拉合玛镇统战宗教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