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彷徨到拥护：上海旧职员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嬗变

崔  丹

上海旧职员，是指曾经在上海工作过，解放后又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广大职员群体。这些旧职员从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带有很强的软弱性与动摇性。作为受过教育、大多拥有较好职业的群体，他们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且多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手段紧密相连；他们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对其他阶层有重要影响，是维护上海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广大旧职员的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出来，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中共打破，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声望，也直接推动了国内各界民众，尤其是旧职员对新政权的支持与拥护。

1949年前后：彷徨与观望

1949年前后，在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和强烈爱国之情的影响下，大多数旧职员选择留在大陆。然而，此时他们对中共的了解非常有限，尚谈不上认同，甚至有曲解的情况出现。总体来看，彷徨与观望是这一时期旧职员的主要政治态度表现。

新旧社会更替的关键时刻，广大旧职员在政治倾向上义无反顾地选择中共，其原因大多出于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憎恶与爱国之情的感召，当时还谈不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更谈不上对中共的认同。如曾在反动军队当过翻译官的徐捷认为，“从解放后的北平传来的消息说明了共产党并不可怕，既然如此，共产党就早点打过来吧，换个朝代，没有战争，日子总会好过点的”。

事实上，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中共长期坚持“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这使他们在城市尤其是诸如上海这般国际大都市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意扭曲和极力丑化，旧职员对中共的了解甚至存在曲解。在上海，多数人不了解中共，他们常常抱以“等一等，瞧一瞧”的心态；很多人“过去从来没有听见过啥叫社会主义”；有人怀疑中共“是否会像国民党一样，没有裙带关系，不会吹拍就吃不开”。

不仅是普通职员，很多高级职员也对中共知之甚少。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兼任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的宋云彬，曾在 1949年 5月 4日《人民日报》五四纪念特刊载文一篇，认为中共“无非说些知识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会计界老前辈潘序伦，也曾这样回忆：“随着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却还是动荡不安，心有余悸，不知何以自处。当时我虽没有跟着蒋介石反动派逃到台湾去，而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楚的”；因不了解中共政策，持中间路线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凡是敢骂国民党而又不欢迎共产党的才是好的”；还有人不满于“国民党的反动腐化，但对人民的革命仍是茫无所知。于是倾心‘第三条道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新的革命运动’、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寄以无限希望”。

总之，现实境况以及生存要求使旧职员虽有惧怕，但又非常渴望了解中共与新政权。于是，在疑虑、猜忌，不安与恐惧的情绪中，他们陷入了暂时的彷徨与观望。

1949—1952：接受与认同

新中国成立一年多后，民众已逐渐开始了解中共，并对其表现出了初步的接受和认同。认购公债时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土改中思想感情的转变是这一时期旧职员初步接受和认同中共的典型表现。

1.认购公债：政治参与热情高涨

中共初掌政权之时，中国物价飞涨，秩序失调，人民失业，整个社会一片破败混乱。为稳定秩序，安定民心，巩固政权，中共立即将抑制通胀、稳定物价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以陈云为代表的中财委反复研究，经毛泽东同意后，决定发行公债。1949年 12月 2日，中央通过《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次日，该决定正式颁布。16日，政务院又通过了《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12月 30日，《关于发行 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公债的指示》出台。

为了确保宣传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纷纷建立起了公债推销委员会。上海的公债推销委员会于 1950年 1月 5日正式成立。由于组织得力，方法灵活，宣传有效，公债认购如火如荼，有序展开。医疗、文教、财经等行业的旧职员们迅速投入到了认购公债的热潮中来。旧职员们不仅主动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认购公债，而且自觉加入到劝购公债的大军中。1950年 2月 3日，上海市青年与师生、员工共计 2万余人走上街头，分区广泛进行宣传；4日，师生员工分会继续宣传，队伍增至 3万余人。推销公债时，工作人员利用演讲、标语、漫画、腰鼓、秧歌、话剧、歌曲、测字、小调、双簧、演唱、口琴、踏高跷等多种形式，很好地调动起了市民的购买热情。原定 1950年内分两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总额为 2万万分的公债的计划，进展顺利，第一期超额完成，达到原定两期发行总额的 70.4%，后因国家财政状况基本好转，第二期公债未再发行。

从彷徨与观望到积极认购公债，可以看出，广大旧职员已经初步信任并开始接受中共的领导；而化身为积极分子，参与劝购公债，则是他们拥护新生政权的进一步体现。

2.参加土改：阶级斗争实践中产生思想变化

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劳动生产力，进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共决定于 195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推进土地改革。为确保土改工作顺利有效推进，毛泽东积极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改造自我。在他的号召之下，数十万知识分子（其中多为旧职员），积极投入到这场革命洪流之中。

作为旧职员的聚集重地，上海也积极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宣传的指示》《关于干部在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时的八项纪律》分别于 1950年 7月 14日和 7月 22日出台。在科学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华东土地改革委员会带领土改干部投入到了紧张而有序的土改运动中。仅以上海市郊的土改运动为例，除了来自北京的 29人土改参观团外，前前后后共有 3万多人下乡参观，1010人直接参与，这些人中，既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又有来自文艺界、科技界、工商界的人士，还有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实践证明，从教育旧职员这个角度而言，土改运动的效果远远超出了预期：旧职员来到乡下后，大都态度积极。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戏剧、小说、歌曲等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访问农户家庭情况；在开展诸如划分阶级成分、群众诉苦等大会时，积极协助布置会场、维持秩序。经历了与基层干部睡土炕、吃糙米、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召开控诉大会、斗地主、定成分、分田地等一系列过程之后，成长于优越环境，从高等学府和政府大院里走出来的旧职员们，从真正意义上了解了乡村的落后，民间的疾苦，封建土地制度的危害，地主对农民的罪恶盘剥。兴奋、雀跃、激动、痛苦、惶恐、忐忑、内疚、愤懑、怜惜……各种错综复杂情感交织相伴，成为这支队伍特有的心理特征。正是在复杂的现实与激烈的内心斗争中，他们产生了政治觉悟，从对旧制度的憎恶与鞭挞中认识到土改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进而对中共产生了由衷敬佩与认同。恰如谭其骧教授所言：“淮北农民生活之苦，世界上恐怕少有。”在他看来，这一切应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他由此对党的阶级路线和土改政策坚信不疑，希望土改给农民带来新生活。非党非团的他，由于在第一期土改中的出色表现，在第二期土改中被提升至副组长，单独负责一个联防村的工作。回到学校后，他的总结还被推为本单位的典型。

建国之初，以参与者与被改造者双重身份加入到土改大军的旧职员，通过实践，体验到了民间疾苦，认识到了土改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中共的宽容与正义。土改触及了他们内心深处，涤荡了他们固有的、落后的思想，并使他们的阶级情感转向工农大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对于促进知识分子，尤其是旧职员的思想改造，帮助他们认同新生政权，拥护中共的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1952—1956：支持与拥护

旧职员们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变化，在震撼与兴奋之余，也以更加热情饱满的状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他们已由过去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变为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为国家的繁荣强盛贡献力量。这标志着他们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已由内心的简单认可转化为了外在的积极行动。

1.迸发爱国热情，拥护中共领导

赵祖康是积极拥护中共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代表。他是一名市政工程、公路专家。解放前夕，被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担任代理市长的7天里，他深明大义，积极配合，为接管工作的顺利完成、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序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负责上海市棚户区整修、规划、环境改造以及公路扩建工作，新建长寿桥、天目路，辟建西藏北路、河南南路，沟通了南北交通。

徐以枋也是极力支持中共、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代表。他虽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但对如何迎接，心中却存有疑虑。然而，解放军的秋毫无犯，不入民宅、老上司赵祖康的继续留任以及陈毅的讲话却令他深受鼓舞。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国防工程建设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参与、主持了龙华飞机场修建、空军机场跑道扩建、虹桥机场新修、江湾和大场机场改建、重庆长江大桥设计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让徐以枋万分感慨的是，在建设过程中，新政府不但信任他们，让他们放手干，“而且在施工中遇到困难也大力帮助解决”，对“驻工地技术人员的生活也很关心，使大家感到温暖”。

有类似赵祖康、徐以枋这样经历的还有很多，如国内第一个列宁著作翻译者，曾在金融界服务多年，并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的金宝国；拥有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同济大学化学系主任的顾敬心教授，等等。他们在中共的感召下努力工作，成为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中先锋模范的重要代表。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广大旧职员的爱国热情进一步迸发出来。事实上，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最初，很多人表现出了怀疑、担忧、不安甚至是恐惧。但当志愿军战士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将敌军由鸭绿江、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时，国内民众开始重新审视中共。1953年 7月 27日上午 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国内各界人士沸腾了，民众欢欣雀跃，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内心难以掩饰的激动心情。上海的旧职员也不例外，纷纷尽自己所能，表达对英雄及其家人的敬仰与爱戴。如：铁路管理局自 1954年 3月起，指示全线二等以上的车站在候车室备置座位，悬挂“烈属军属旅客候车”标志，专供烈属军属候车休息；同时，在各二等以上站及各次列车上组织“烈属军属旅客服务小组”，许多烈属军属旅客感受到旅行中的安全和方便，纷纷写信表扬路局员工的服务精神。

无论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如何，爱国主义一直都是中华儿女共同的信念。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被中共打破，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声望，也直接推动了国内各界民众，尤其是旧职员对新政权的支持与拥护。

2.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

经过两年的恢复和休整，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了明显好转，到 1952年时，“工农业总产值比 1949年增加 77.5%，其中农业增加48.5%，轻工业增加114.6%，重工业增加229.7%”；与此同时，为涤荡社会风气，净化社会环境，铲除旧社会滋生出的各种毒瘤，中共采取强硬措施禁娼、戒赌、除毒，不良道德风气得以纠正，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国家的发展也开始步入正轨。形势表明，国家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从 1952年 9月 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 10年到 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 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到 1953年12月过渡时期总路线被完整表述，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不断成熟，同时也拉开了三大改造的序幕。

旧职员们怀揣着对新政权的认同和美好愿景，奋力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自觉担当起党的宣传员和报告员，深入农村、工厂、资本家当中积极宣讲，消除民众顾虑，使其理解、认同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开展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之时，旧职员们更是广泛深入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与农民、工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打成一片。诚如冯友兰所言：“工人农民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而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工人农民的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鼓舞下，各行各业的员工自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贡献力量。

客观来讲，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执政党刚柔并济，运用多种手段帮助旧职员群体形成适应新政权要求的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旧职员在参与社会实践，面对外界环境时不断认知、学习和调适自我，努力接受和融入新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适应与不适应、被动与主动、积极与消极等多种显现，但总体上来说，顺利且成功，这正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执政效力的很好印证。

（文章来源：摘自《上海旧职员对中共政治认同的嬗变历程（1949—1956）》，《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作者崔丹，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