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警卫员龙开富

韩纪民

龙开富，1908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秋收起义、五次反“围剿”作战、直罗镇战役、四平保卫战役和辽沈、平津、渡江、海南岛等战役。曾任中央军委警卫团第一连连长兼连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中央军委警卫营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后勤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中共九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7年2月3日在沈阳逝世。

龙开富将军

在解放军的开国将领中，有一位将军的经历很独特。在他的履历表中，当战士、班长、排长的证明人都是毛泽东。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历经坎坷当红军

龙开富原名谭罗仔，1908年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4岁时因家贫母逝，被过继给舅舅家，改名龙开富。他8岁下田劳作，15岁舅舅去世后，又跟着当泥水匠的爷爷走乡串县，边学边做泥瓦工，还跟邻居学了点武功。少年时遭受的剥削压迫，点燃了他心中反抗的怒火，总想有一天打破旧世界，翻身求解放。1926年爆发大革命高潮，茶陵乡村策应北伐战争，农民运动风起云涌。龙开富参加了农民协会，在一次与土豪劣绅的斗争中，用刀捅伤了地主家的少爷。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又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茶陵很多共产党人英勇牺牲。龙开富对敌斗争积极勇敢，成了地主豪绅的死对头，在家乡待不了，就决心出去寻找革命队伍。他怀揣一封农民协会的介绍信，先是跑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但没找到共产党；又听说武汉国民政府保护工农运动，就一路饥餐露宿、打工挣钱去了武汉。但在武汉又逢汪精卫叛变革命，也打听不到共产党的消息。他只好在车站码头帮人挑行李谋生。一次，在为一位姓蔡的先生挑行李时，蔡先生了解了他的遭遇，对他说：你还是先回茶陵老家躲着，一定会有革命军去的。于是，龙开富就跑到茶陵东边的秩堂山躲藏起来，靠打猎、挖野菜度日。秩堂山离莲花县城将近40里，离三湾仅十来里。1927年9月下旬，躲在深山里的龙开富得知毛泽东率领的队伍开了过来，就跑出大山，坚决要求加入工农革命军。参军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新来的小伙子，问他：“你回不回家？” 龙开富说：“不回家，回家就被土豪劣绅杀掉。”毛泽东说：“很好，就留在我这里。”龙开富被分到炊事班，挑水、烧水，并负责给毛泽东送开水。

延安时龙开富与毛主席的合影

革命的挑夫

龙开富留在毛泽东身边当警卫通讯员，主要任务就是当“挑夫”。毛泽东去哪里，他就挑着两个皮箩跟到哪里。皮箩里一头装着前委的文件、印章和底稿，另一头装着毛泽东的文稿和书籍。这副挑子可说是前委的全部家当。看着别的警卫员挎着枪，自己整天挑担子，龙开富心里很失落。毛泽东知道了，就对他说：“小龙，你这是给我当勤务员。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我的警卫员，你们都是做革命工作。你把文件保管好了，对革命也是一样有功的，一样可以入党!”那时，他挑着担子随毛泽东转战四方，无论战斗多么激烈，情况多么危险，急行军多少路程，两个皮箩始终不离身边。有一次，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三十一团一营前往祖籍茶陵高陇的军阀谭延闿的老家收集报纸，中途部队奉命折往江西的永新，长途奔袭赣敌，留下龙开富一个人挑着六七十斤重的书报，冒雨步行一百多里山路，走了3天，才回到茅坪。他没有丢掉、淋湿一份资料，还为毛泽东找回一本《三国演义》。1928年5月，龙开富在茅坪八角楼的党旗下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龙开富为毛主席挑书的皮箩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毛泽东被编为中央三队。当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心情郁闷，处境孤立，用他的话说“连鬼都不上门。”此时，龙开富已是红一军团司令部第四科科长，听说毛泽东在三队，急如星火地赶来了，非要跟毛泽东一起走。毛泽东说，你跟我走，那个科长咋办？龙开富说，两边兼着，不会误事。他找来一副皮箩挑子，将毛泽东的书稿和重要文件装好亲自挑。但挑皮箩跋山涉水实在不便，他就把毛泽东的书稿和文件打成一个包袱，背在身上。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对龙开富说，你再找几个人，把中央文件、材料等都带上。于是，龙开富找来七八个身强体壮的战士一起背文件。他把背上的文件视为生命，无论是强渡大渡河还是巧渡金沙江，无论是翻雪山还是过草地，经历了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他只有一个信念：命在文稿在。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他所背毛泽东的书稿和文件没少一纸一字。但令人十分惋惜的是，给毛泽东背文件的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位同志，其余同志都英勇牺牲了。多年后龙开富依然十分感慨：如果这些战友不倒下，毛主席文稿留下的更多，《毛泽东选集》也就不止五卷了。

一生中最好的老师

到毛泽东身边后，除了负责挑文件文稿，毛泽东还交给龙开富一个特殊任务：部队打到哪里就要找报纸、找书、找文件给他看。找到后，用包袱布包好背回来给他查阅。他不要的书或文件，由龙开富烧掉，要的就留下。龙开富很认真，每到一地，就到处去搜罗，见到报纸书籍就往皮箩里一放挑回来。但因不识字，他有时费了半天劲挑回来的本子，毛泽东打开一看，竟是些学生练习本。打下遂川后，他把县衙一个小房间里的“书”全挑了回来。毛泽东一看，却都是收税用的田亩书册，便对他说：“小龙呀，干革命没文化可不行，我来教你识字”。当时的井冈山，纸张匮乏，毛泽东就把抽烟剩下的废旧香烟盒收集起来，然后再把烟盒裁成方块，每个方块上写一个字，一天一个字教龙开富他们几个警卫员认。几天后，又把这几个字拿出来，让他们连起来读。几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句革命口号，如，“共产党是革命的组织，我们工农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等。毛泽东耐心地把着龙开富的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字。有时还把警卫员们都叫过来，教他们练听写，进行考试。众人交卷后，毛泽东一一批阅，改正错字后才去休息。

毛泽东对龙开富等几个警卫员，又教认字又讲革命道理。1928年4月的一天，在湖南桂东沙田乡，晚上开完会后，县委书记陈奇和龙开富留下来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一手拿着龙开富找来的《水浒》传，一边讲：“你们知道《水浒》传里边宋江是什么人吧？为什么他要闹水泊梁山啊？”“宋江后来投降了，去打农民起义军。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这样的人，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做官，是为了劳动人民打天下，我们不要学宋江。”在龙开富眼里，戎马倥偬之余，毛泽东总是手不释卷，至于看的什么书，他当时并不清楚。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缴获了敌总指挥张辉瓒的两支派克金笔。毛泽东对龙开富说：“小龙，这支笔给你(另一支笔送给了周恩来)，继续好好学习。”

毛泽东向来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可以说，龙开富跟随毛泽东18年，也是在毛泽东亲自教导下，认真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由一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一步步成长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18年。毛泽东先后四次安排龙开富进军校、党校学习。第一次他在江西红军学校学习三个月，结业后担任红一军团炮兵营政委。第二次是1936年进红军大学一期学习，毕业后担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刚会师，人员思想比较复杂，龙开富任职后把近百个党支部搞得很好，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第三次是1939年龙开富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毕业后担任军委后勤生产处处长、军委警卫营政委。这期间他还担任中央军委第一任禁烟督查处处长，负责查禁部队中的鸦片毒品。第四次是1944年，毛泽东提议，龙开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并进入中央学校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又找龙开富谈话，派他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

在毛泽东指挥下带兵打仗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天才的军事家。他的言传身教，使龙开富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带兵打仗，一步步成长起来。

龙开富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在遂川的朱砂冲附近，有一次夜间河边放哨，突然蹿出一只老虎，他急忙开了一枪。连长以为有敌情，立即率部准备战斗。待了解情况后，连长勃然大怒，说龙开富乱开枪，要集合部队“点名”批斗龙开富，排长骂他，班长也骂。“点名”，就是挨拳打脚踢，“点名”时，人人提心吊胆。毛泽东发觉后，说：“这还了得呀!阶级兄弟呀!”立刻让人把连长找来谈话，讲明军官不打士兵的道理，最后连长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井冈山斗争初期，一些部队注重物质奖励，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圆一块，缴驳壳枪一支赏银圆两块，缴重机枪一挺赏银圆五至十块。战斗中龙开富缴了几条枪也得了几块银圆。后来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不准这样，主要是鼓励战士的情绪。”不久，这个规定就取消了。

毛泽东一贯主张官兵一致，平时称同志，战时称职务。他常说：“军队不能像农民一样一盘散沙，一个个的小家庭。我们的军队一定要有统一指挥，无指挥不成军队。打仗时士兵要服从指挥，平时官兵平等……”

毛泽东历来反对虐待俘虏、枪毙逃兵的军阀作风，主张革命自愿，来去自由。龙开富常听毛泽东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有钱人不会去，都是穷苦人民，俘虏兵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能杀，不能虐待。”有个国民党营长被红军俘虏过六次，前五次俘虏过来，他要走，让他回去。第六次被俘了，红军仍然不杀他，不虐待他，可他觉得没脸见红军，就拔枪自杀了。

1927冬，毛泽东住在宁冈茅坪洋桥湖村的贫农谢槐福家。一天下大雪，谢槐福只穿一件破单衣，冷得直发抖。毛泽东见状，马上脱下刚发的一件棉衣给他披上。谢槐福穿上棉衣，见毛泽东只穿两件单衣，就非要送毛泽东一个烤火的火盆。实在推辞不过，毛泽东收下火盆但硬是付了木炭钱，又瞒着谢槐福亲自把火盆和木炭悄悄送到另一个贫农魏大娘家。

这些亲历亲见，让龙开富明白了红军的建军宗旨和原则，明白了红军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也由此领悟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和组织纪律，逐步提高了带兵打仗的本领。

1930年10月，红军队伍扩大，成立了中央警卫团，编8个连队。毛泽东派已任警卫排长的龙开富负责组建第一连(警一连，当时没配连长)，任连政委，这就是著名的红一连。那时第一次反“围剿”即将打响，毛泽东说，派你连到罗坊地区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扰乱敌人，配合主力，粉碎敌人“围剿”。龙开富挑了142个人，人员政治素质虽高，但武器装备很差。全连只有3支“汉阳造”步枪，而且没有一支枪能打响，其余都是梭镖大刀。临行，毛泽东送给龙开富一本《古田会议决议》，嘱咐他：带好这个新连队，要靠干部和党员作骨干。只要依靠地方党委，依靠群众，官兵团结，共同对敌，就一定能胜利完成任务。龙开富按照毛泽东指示，在地方党委领导下与游击队紧密结合，率领这百十人的连队，不打国民党正规军，专打保安团和反动民团，收缴反动地主的枪支；不打百人以上部队，专打几十个人的小部队。他们把自己锻炼成“夜老虎”，一天一夜奔袭一二百里，趁黑夜打击敌人。发觉宜黄县城没兵把守，龙开富就带兵奔袭几百里，攻入宜黄城，打开粮仓救济群众，张贴布告标语宣传红军主张。等敌人闻讯赶回，警一连早已安全撤离。

经过一系列战斗，警一连不仅完成了扰敌后方任务，而且由142人发展到200多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警一连奉命归建，三支破枪加梭镖大刀的连队，变成了配备有200多支新式步枪、10条驳壳枪、几挺机枪的主力连队。

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自从龙开富来到毛泽东身边，就一再被毛泽东坚如钢铁的革命意志、高瞻远瞩的洞察能力和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折服，他把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与对领袖的无比忠诚融合为一体，无论毛泽东处于何种境地，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毛泽东走。

1929年1月，面对敌人从湘赣两省调集大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毛泽东留下平江暴动来的队伍守山，与朱德亲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到粤赣闽边界打游击运动战，实施“围魏救赵”，以调动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龙开富挑着皮箩跟着毛泽东下了山。2月10日正是大年初一，红四军在大柏地将追兵刘士毅部诱入伏击圈，激战之中，一股敌兵突然冲到毛泽东及警通排附近。龙开富把文件挑子交给贺子珍保管，拔出双枪护在毛泽东身前。谁知毛泽东劈手从他手中夺过一支驳壳枪，高喊着：“冲啊!”率先向敌人冲去。在毛泽东带领下，警通排以一当十，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这伙敌人。民间盛传毛泽东从不摸枪，但龙开富却亲眼看到了在命悬一线的战场上，毛泽东举枪冲锋的英姿。

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七大发生争论，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会后以前委特派员身份被派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当时，龙开富所在的警通排隶属红四军编制，不允许跟着毛泽东到地方上去。失去军权、屡遭打击的毛泽东问龙开富：你跟不跟我走？龙开富毫不犹豫地表示：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他带着警卫一班担负起护送毛泽东到上杭蛟洋参加中共闽西一大的重任。大会没开完，毛泽东的疟疾病来势凶猛，卧床不起，且病情反复，无法痊愈。龙开富带着警卫班，用担架抬着化名为“杨先生”的毛泽东，几经辗转，到达离永定县城60华里的歧岭乡牛牯扑的青山下，搭了一座竹寮安置下来。竹寮3间，毛泽东、贺子珍住一间，龙开富等警卫员住一间，另一间是厨房。不料消息泄漏，敌人认定“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人物，纠集六七百民团向歧岭扑来。敌强我弱，龙开富和赤卫队决定立即转移。当时毛泽东因疟疾复发，高烧无力，不能行走。赤卫队员陈添裕、陈奎裕等四人用担架抬着毛泽东走。刚起身，敌人就冲了过来。龙开富带着警卫班顽强阻敌，掩护陈添裕他们又背又抬护送毛泽东撤离，直到夜间才摆脱敌人。第二天，毛泽东在警卫班和赤卫队护送下，一站接一站，秘密护送到上杭，终于脱离险境。到11月下旬，陈毅根据“中央九月来信”，到上杭来接毛泽东回红四军开党的九大，龙开富的警卫班才跟着毛泽东重回红四军。

龙开富在毛泽东身边18年，历经千难万险。但他认为，千难万险最险在长征中的若尔盖。1935年9月初，龙开富所属的红一军团已先行北上俄界，毛泽东、党中央则与红三军团一起驻扎在若尔盖的巴西。龙开富作为团职干部，本应跟着红一军团司令部到俄界去，但为了保卫毛泽东安全，他主动要求留在与红三军团一道行动的毛泽东身边。9月9日，毛泽东获悉张国焘要裹胁党中央“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凌晨2时，毛泽东率党中央机关先行出发，彭德怀率部在后掩护，以筹粮为名，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单独北上。龙开富跟在毛泽东身边，看到红大教育长李特带人追上来，气势汹汹责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他的几个警卫员，手握驳壳枪按着扳机虎视眈眈，龙开富他们见状也掏出手枪，紧紧护卫在毛泽东身边。双方对峙，气氛紧张。只见毛泽东冷静地回答，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北面敌人则较薄弱，这是其一。其二，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同志率领红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彭德怀的猛将之威，李特十分清楚，这使他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没敢轻举妄动。此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面对自己人的枪口，龙开富做好了为保卫领袖牺牲个人的一切准备，在他毕生难忘的最危险时刻，表现出对毛泽东的无比忠诚。

浓浓情谊重如山

龙开富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领袖的亲自教诲下迅速成长，与毛泽东结下深厚的阶级感情。在龙开富心目中，毛泽东是天下穷苦人的代表和领路人，对毛泽东的敬重和热爱早已融进血液，而毛泽东对龙开富这些长期在身边工作的工农干部更是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怀备至。

毛泽东关爱警卫战士亲如父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曾派龙开富下山侦察敌情，有一次安排去茶陵一带时，毛泽东想到龙开富是茶陵人，就对他说，你在家乡不是还有一个“娃娃亲”吗？给她带两块银圆去，安排一下她的生活。龙开富抽空去找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人，也打听不到消息，只好作罢。龙开富多次对家人讲，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也多次派人去长沙找夫人杨开慧，带回来的消息不是牺牲了，就是没有下落。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中共湖南省委连续两次遭到大破坏，井冈山信息又十分闭塞，大家都认为杨开慧已经牺牲，有关领导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以后两人就结合了。对此，龙开富十分感慨：毛泽东对杨开慧始终充满怀念和深情，毛贺结合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特定条件，今人决不应以现在的条件，凭主观臆测苛责毛泽东。

1937年的一天，当初在井冈山的一些老战友们聚集到一起去看望毛泽东。谈话中有人提议：“主席，我们井冈山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合个影吧!”毛泽东说：“好呀!”可就在摄影师架好照相机时，毛泽东发现龙开富没来，就问：“龙开富怎么没来？”听别人说他上山开荒了，毛泽东说：“大家等一等，把他叫来。”等龙开富一身汗、满身土跑来时，毛泽东把他拉到身边，看他没戴帽子，就说：“你不戴帽子怎么行，快戴上我这顶吧。”以后，龙开富无论走到哪里，都把这张照片带到哪里。他说：“看到照片上主席那熟悉的目光，就是一种鞭策、一种鼓励、一种关爱，催人奋进。”

1941年龙开富在陕甘宁边区查禁烟毒，由于工作劳累、营养缺乏，患了肺结核，用担架抬回延安。当时这种病称为“肺痨”，死亡率很高。毛泽东为此十分着急，嘱咐医生尽可能用最好的药给他服用，终于治好了他的肺病，使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1950年，毛泽东得知龙开富参加抗美援朝做后勤工作，又给他写亲笔信，谆谆教导他：“你已经是一个领导干部了，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建国后毛主席写给龙开富一封信件的信封

1956年龙开富因公到北京，顺便前去看望毛泽东，老人家详细地询问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等情况，亲切勉励他：戒骄戒躁，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毛泽东是一个很重感情、很念旧的人。他无微不至地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和生活，但又绝不是不讲原则。在龙开富记忆里，毛泽东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身边工作人员的任职提拔讲过超出组织原则的话。1955年评定军衔，龙开富已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为副军职，论资历，1942年他已是旅级干部。评军衔时这个职级的干部都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毛泽东在授衔问题上从没给龙开富这些曾长期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说过话，龙开富评为少将完全是组织决定。但不知为什么，传言说：毛泽东听说龙开富评了个“大校”衔，非常不满意，连说评低了，于是龙开富的“大校”就变成了“少将”。对此，龙开富只当笑话一笑了之。他曾幽默地说过：主席如果真为我评衔说话，我的军衔还能只是个“少将”吗？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那时龙开富已是肺癌晚期(病灶正是在他当年患肺结核的部位)，大家不敢告诉他。当龙开富得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后，当时就瘫在椅子上。1977年初，龙开富病情加剧，时而昏迷时而清醒。1月28日，龙开富突然神志清醒了一下，他没向家人交代任何事，也没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只说了一句：“我跟了毛主席一辈子，还想回到他身边。”龙开富的夫人、老红军高玉清告诉他：“乌鲁木齐军区老杨给你空运来了哈密瓜。”“哪个老杨？”“是杨勇司令员。”一听到这儿，龙开富突然大喊：“杨勇送的哈密瓜，谁也不许碰，毛主席一辈子没吃过好东西，我马上给主席带去……”

1977年2月3日，龙开富在沈阳逝世，享年69岁。龙家人把龙开富生前最后的愿望上报党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说，让龙开富回北京吧!不久，龙开富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又回到他警卫18年的毛泽东身边。

(此文原载：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杂志2017年第2期，授权乌有之乡网站发表，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原主编，军队退休干部。本文根据龙开富将军之孙龙钢提供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