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神与圣
——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和鲁迅诞辰150周年
一息尚存
二○一六年，是毛泽东诞辰的一百二十三周年，是鲁迅诞辰的一百三十五周年。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个人，不仅都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巨匠，而且还更是现代中国两位最伟大和纯真的思想家与革命家。
一生虽然从未与鲁迅谋过面，但是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的演讲中，毛泽东就曾经这样高度评价了鲁迅：“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公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这样写到：“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致江青的一封信里，毛泽东又这样写到：“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同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林彪的问题以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鲁迅，他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大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的确，鲁迅不仅绝对堪称得起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还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在深重的苦难中而凝结成的中华民族，急需创立一种统一的、全新的文化。而鲁迅的文化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中华民族的这个统一的、全新的文化方向，就是战斗的方向，就是坚韧不拔的方向，就是对人民大众、对中华民族最忠诚的方向。
鲁迅逝世后还不到一年时间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我国的战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就是在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爱国精神鼓舞下，无数的爱国青年，奔赴了延安或是其他的抗战前线。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了中国无产阶级圣母的江青。
早在上海从事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时候，江青就阅读了鲁迅的大量文章。而江青所写的文章，也曾经得到了鲁迅的充分肯定。鲁迅逝世后，江青不仅不顾生命危险走在为鲁迅送葬的队伍前列，而且还更是公开发表了《悼鲁迅先生》、《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等文章。特别是在文章中，江青更是用“复活了吧鲁迅!我们，全中国的大众需要你呀!”这样深情的呼唤，道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心声。
鲁迅的文化方向，首先是大众化的方向。而只有大众化的方向，才是真正民族化的方向。特别是在鲁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民族化，是涵盖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化，而不只是孙中山等人所曾经主张的那种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化。
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为了拯救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中华民族，就是为了拯救正在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和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动人民大众。弃医从文，不仅是鲁迅个人职业取向的转变，而且更是鲁迅思想认识的转变。而这一转变，鲁迅是在日本完成的。
鲁迅到日本，原本是由满清政府官费选派到日本去学习医学的。一九○一年的九月十一日，因为“八国联军”的侵入北京而逃亡到西安还没有回鸾北京的慈禧太后为了强国、强军和强民，就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命令各省督抚选派“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青少年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并准许中国人自费出国留学和有关奖励游学的上谕。而鲁迅，就是由于“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于是便成为被选派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的青少年之一。
一九○二年三月鲁迅到达日本后，先是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一九○四年，鲁迅考入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正是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始，来唤醒精神麻木的广大同胞，进而拯救我们挨打受辱的中华民族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大众，以实现其“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的主张。鲁迅的这个思想认识转变过程，在他的《藤野先生》这篇回忆性散文中，作了详尽的叙述。
弃医从文后，鲁迅于一九○六年从仙台来到东京。此时的日本，流亡在这里的梁启超，正与以日本为根据地，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合众政府”而从事推翻满清王朝活动的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分别以梁启超创办的刊物《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其前身为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为阵地，就君主立宪还是推翻满清王朝，就中华民族是包括生活在满清王朝疆域内的所有民族还是只有汉族才属于中华民族等问题，进行着激烈的论战。
由于满清王朝是一个由我国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因此满族自然就是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的主体民族。但是由于汉族的人口众多，所以在文化上，汉族的文化却又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体文化，而且到了满清王朝的末期，绝大多数的满族人，也都已经完全汉族化了。
满清王朝不仅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而且也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中原、江南、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海外诸岛同时纳入到同一个政治架构下的国家政权。而由于同属于一个政治架构之下，这就为汉族文化推广到全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更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变法的领袖流亡到了日本。尽管由于变法失败，因此主张变法的人遭到满清王朝的杀害与追捕，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却依然终于他们的皇帝，仍然效忠于满清王朝，继续要挽救这个国家。然而不管是进行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也好，还是忠于满清王朝挽救这个国家也罢，首先都要积蓄力量。积蓄力量，就要寻找争取的对象。而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保皇党所要争取的对象，主要就是满清王朝派往日本的这些留学生。
自从一九○二年开始选派大批“心术端正、文理明通”的青少年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并准许中国人自费出国留学并给予奖励之后，满清王朝的官费留学生，大多派往了日本。民间自费留学的人，也大多前去日本。之所以如此，一是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费用较低，二是日本曾经打败过满清王朝。向自己的对手、尤其是自己的敌人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就是由于满清王朝的大力推动，所以仅是一九○五到一九○六年度，在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总数就超过了八千人。而到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而满清王朝覆灭时，满清王朝到过日本留学的留学生总数，已经多达了几万人。这些人中，既有辛亥革命的元勋黄兴、陈天华、陶成章、蒋介石、蒋百里、蔡锷、李根源、李烈钧、唐继尧和阎锡山等人，也有原为辛亥革命元勋而后来又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大汉奸的汪精卫以及王揖唐之流。特别是在这些赴日的留学生中，更有后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陈独秀与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满清王朝本为强国、强军和强民而煞费苦心并花费了巨资而培养的人才，最终却成为了埋葬自己的革命元勋。
在梁启超与孙中山、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激烈论战的时候，鲁迅是有能力参加论战但却没有参与论战。其中的原因或许是由于自己的思想还不成熟，或许是既不支持孙中山和汪精卫等人在文化上所持的那种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也不支持康梁在政治上所持的保皇主义主张。从后来鲁迅与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的关系上看，不论是孙中山的文化主张，还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鲁迅可能都是不赞成的。
一九○九年，鲁迅从日本回到国内。回国之后，鲁迅先是在杭州和绍兴等地任教。一九一二年，鲁迅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的教育部任职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讲师。而后，通过深入的观察和仔细的分析思考以及与其他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对照，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其他先贤们一样，认识到了就是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才导致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受辱，才造成了我国劳动人民大众的受苦受难。于是，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一道，高举着“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一九一八年，鲁迅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狂人日记》的发表，是我国近现代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不仅开创了我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先河，而且更是为白话文的推广，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白话文的推广，使我国的文化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开始了迅猛的发展。因此，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那么鲁迅，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后来的我国文化继续革命的主将。
“新文化运动”，直接地促进了“五•四运动爱国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爱国运动”的爆发，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因此，“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实现独立和解放，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后期，特别是到了“五•四运动爱国运动”爆发之后，“新文化运动”却分成了两个发展方向。胡适等人由于没有认识到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进行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特别是由于他们更没有去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在努力过，奋斗过之后，由于我们的国民，我们的国家，却还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于是他们失去了耐心，甚至是因此而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所以便怀着巨大的失望，开始主张全盘西化，以至于极端地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然而鲁迅却仍然怀着一颗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深深的热爱之心，坚韧不拔地继续战斗着，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不懈地努力着，直至最后与中国共产党人汇集在了一起。
今天的许多文化流氓们为了配合那些文化汉奸彻底灭亡我中华民族，因此在丑化、妖魔化了毛泽东之后，又开始贬低、丑化鲁迅。于是，这些人故意混淆“新文化运动”中的两种不同性质。把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等同起来。为此，有的文化流氓曾经发誓：“‘五四’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是紧密相连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爱国运动”砸碎了孔孟之道这个精神枷锁，将中国人的精神和思想从孔孟之道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从而积极投身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奴役的斗争去。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又砸碎了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这道枷锁。而如今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汉奸们却又妄图把这两道枷锁重新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身躯束缚起来，于是鲁迅这才被赶出了当今我国中小学的课本。
二○一六年十二月七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当有关执法部门在对美国设在我国上海的美敦力医疗器械公司进行调查的时候，四十多名调查人员曾经在美敦力公司的上海总部被困了六个多小时。看来，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日子，或许不太远了。
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期，也正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和汪精卫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都以日本为根据地，分别宣传以推翻满清王朝这样的革命方式救国和君主立宪这样的改良方式救国的期间。尽管同样都是为了救国救民，但鲁迅却走上了一条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党都不同的救国救民道路。
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复侵略而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情况下，要挽救中国，那就只有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而要完成国家的现代化，那就只有首先完成人的现代化。而要完成人的现代化，那就只有创造现代化的文化。只有现代化的文化，才能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完成从臣民向国民这样的转变。于是，鲁迅选择了通过对传统的文化进行革命从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历史地看，与选择了革命和选择了改良的孙中山和康有为等人相比，鲁迅所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一条更加漫长而艰辛的救国救民道路。特别是这条道路，也不可能只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所能够开辟出来。但是鲁迅的这个选择，正象是毛泽东所说的“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那样，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来说是无比正确的选择。只是这条救国救民道路的开辟，要靠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大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而鲁迅所写的那些杂文、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巨大历史作用，就在于它唤醒了千千万万沉睡的中国人，从而参与到了拯救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拯救正在受苦受难的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历史伟业中来。所以，在当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斗争中，鲁迅的巨大历史作用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从而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圣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圣人。
中华文明虽然有上万年的悠久历史，然而中华民族的得名并且由几十个民族开始加速向一个统一的民族融合，却还是在鲁迅和毛泽东的出生之后。
一九○二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创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一九○三年，梁启超在《政治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更是赋予了一个科学而清晰的内涵。
梁启超在创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时候，满清王朝正深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由于满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的封建王朝，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当时不顾中华民族正在整体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侮辱，正在不断地进行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样的民族革命。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满清王朝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威胁。特别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由于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却仍然还陷入在精神麻木之中。少数的义和团成员虽然不乏反抗的意识和敢于牺牲的精神，但却由于没有找到如何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和方法，所以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也失败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才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希望能用文化上的情感力量，把生活在满清王朝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来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特别是自觉抵御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领土的鲸吞与蚕食。
自古以来，我国的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的西藏地区，就是游牧渔猎的少数民族传统生活区域。只有长城以南的内地十八省，才是汉民族等农耕民族的传统生活区域。满清王朝末年的时候，从东北的黑龙江到西北的新疆，我国的所有国土都与沙皇俄国接壤。而地处西南的西藏，又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相连。而这两个帝国主义列强，却都想着要蚕食着我国的边疆领土。面对帝国主义想要蚕食我国边疆领土的贪婪野心和欲望，在满清王朝不仅无力、甚至都不敢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而在内部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也更是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如果想要守住这块国土，那么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情感程度，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武昌起义发生之后不久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旧历十月十日)，外蒙古四盟的王公喇嘛向满清王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交了一封“呈书”，“呈书”称：“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库伦)，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起行。是否照准，限本日三小时内，明白批示。”三小时之内给四千名骑兵发放粮饷枪械，这对三多来说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因此外蒙古四盟的王公喇嘛提出的这封三多根本就做不到的“呈书”，目的不仅是为了制造一个独立的借口，而且也更是对自己背叛祖国的行为所进行的自我心理安慰。当天晚上七时，三多便接到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期完全。••••••，库伦地方，已无需用中国官吏之处，自应全数驱逐，以杜后患。”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的通告中不难看出，外蒙古独立的理由至少在表面上是：既然辛亥革命势要推翻满清王朝而独立，那么外蒙古也就应该独立。于是在一九一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库伦登基，宣布大蒙古国成立并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由内蒙古王公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人倡议,在京的蒙古王公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得知袁世凯已经奏请并且还得到了满清王朝的允准派出唐绍仪为代表，开始与南方的革命党议和之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多尔济帕拉穆、博迪苏等率内蒙古各部盟的阿穆尔灵圭、杭达多尔济等二十四位王公世爵, 以“ 蒙古全体代表”的名义致信袁世凯，提出蒙古方面在南北议和中的政治条件：“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质……此次唐大臣赴沪议和，南中士论，多挟持共和之说，以相胁迫。私衷疑虑，莫由索解。代表等自诉法总角，虽各地其地，各子其民，亦惟是率其土地人民以受统一于大皇帝，不知其他也。近以江南各省纷倡独立，全蒙几见噬于强邻，库伦几沦于异类。故代表等痛心疾首，期复旧观。倘从共和之请，代表等空蹈库伦之续……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认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总期联络感情，日加敦睦……从此不分畛域，破除阶级，尊重人格。则代表等即据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庶于赞成君主立宪之微忱，稍抒绵薄。”
内外蒙古不仅纳入满清王朝统辖范围内的时间不同，而且满清王朝对内外蒙古的感情和管理方式上也不同。从努尔哈赤做起，满清皇室与内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就开始了世代联姻并允许这些王公贵族常驻京城。因此当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喇嘛们在沙俄的撺掇、挑唆和庇护下并乘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而选择了民族独立时，同属蒙古族的内蒙古那些王公贵族喇嘛，却选择了与其分道扬镳。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九日，根据《雅尔塔协定》签订时美、英、苏三国所达成的我国东北和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地区的日军由苏军负责消灭的这个协议，苏蒙联军出兵我国的东北并迅速地歼灭了驻防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从而在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同时，也占据了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和昭乌达这三个盟。在苏军占领期间，内蒙古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趁机组织了自治政府和组建了武装力量并主张与外蒙古合并。在当时我国的国家力量无力阻止内蒙古分裂出去的这个情况下，毛泽东派蒙古族的共产党员乌兰夫、奎壁和克里更等人前去团结了广大的蒙古族群众并说服了蒙古族的上层人士哈丰阿、阿思根和博彦满都等人，决定内蒙古地区以民族自治区的形式，永远保留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所以内蒙古自治区这才会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在一九四七年的五月一日就成立了。
从内外蒙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文化上的情感力量，是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实现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此在内有孙中山等人的武装造反，外有强临觊觎而满清王朝又无力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继续实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梁启超创立了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概念，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政权更迭之际能够选择留在未来国家的管辖范围内，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然而对此，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革命党人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中国就是汉族人的中国，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因此满清王朝不仅是个外来的政权，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已亡国了。于是，这些人不仅自称是支那人并在日本创办了一种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特别是在孙中山的赞助、支持和亲自主持下，这些人还别出心裁地于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国农历三月十九日，明朝崇祯皇帝自杀的那天)，在日本的横滨地搞了一个“纪念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以南明永历皇帝逃到缅甸的一六六一年为支那亡国之年)的纪念仪式。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日凌晨，同盟会会员黄明堂受孙中山的指派，率领八十多人，用绳索吊越断涧危崖，奇袭并占领了镇南关。消息传来，孙中山和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负责人，于十二月三日带领一批同盟会员以及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大尉狄氏等二十余人，从河内乘火车去谅山，准备亲临战地指挥并为起义增添新的力量。在火车上，孙中山兴奋地对众人说：“我只有一个宿愿， 就是先攻占中国最南端的镇南关，军队万里，施旗堂堂，然后贯穿中国的腹地，再出中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
就是由于认为中国就是汉族人的中国，中华民族就是汉族，因此，孙中山和汪精卫等人才不仅拼命反对梁启超所创立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且还更是就推翻满清还是立宪保皇，满洲非我族类还是中国属民，种族革命是否应该先于政治革命等问题，与梁启超等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论战期间，不仅汪精卫先后写了《民族的国民》、《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等文章，而且著名的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驱除鞑虏”的正当性，竟然从史籍中考证出“出满洲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是“外夷”、“敌国”。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面积，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中华民族，人口已达十三亿多。其中汉族占据了绝对的多数，有十二亿多人。如果按照孙中山的所想的“一到山海关，即可把爱新觉罗皇帝送到满洲老家去了”和“‘出满洲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是‘外夷’、‘敌国’”，那么，还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吗?汉族人还能有这么多吗?
当年孙中山等人的目光之所以如此短浅，是因为他们的认识能力出现了问题。而他们的认识能力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就是由于我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存在着问题。因此，中华民族要实现最终的形成，中华民族要走向现代，要走向未来，那就要对我们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须进行革命，必须要创立一种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符合现代发展的需要并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崭新文化。
在鲁迅所生活的那时中国，创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文化革命，必须要与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和争取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民主革命同时进行。于是，不仅同样是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化巨匠，而且还更是政治家、战略家和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才沿着鲁迅所探寻到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着文化的革命并直至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才会这样讲到：“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的军队是拿枪的军队，当时正进行着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鲁总司令的军队是拿笔的军队，当时进行的是文化的革命。而这两支军队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完成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为了救国救民。
鲁迅的文化方向，是追求奉献的方向。只有追求奉献的方向，才是追求奉献的文化，才是大众化的方向。
鲁迅曾经说过，“我好象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而鲁迅所挤出的“奶”和“血”，全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全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鲁迅以笔为武器，不仅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战斗了一生。而且更是与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战斗力一生。
在《阿Q正传》、《祝福》、《风波》、《故乡》和《药》等小说中，鲁迅不仅细腻、犀利地刻画了阿Q、祥林嫂、七斤、闰土和华老栓等这些劳动人民大众的诚实、执着、纯朴与善良，而且也更是揭示了他们身上的那种愚昧、怯懦、麻木和自私。同时更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找出了导致中国劳动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这个根本原因。鲁迅对我国劳动人民大众的这种描写与刻画，绝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国民的劣根性，而更是为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劳动人民大众，不再成为阿Q、祥林嫂、七斤、闰土施和华老栓，而是要成为象他那样的真正猛士，成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敢于冲锋陷阵的斗士。
尽管自私是人的本性，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却绝不应该把自私当作是一种文化理念，当作是一种价值观念。然而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不仅就把自私当作了是文化理念，而且还更是把它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
为了推行自己复辟倒退的政治主张，孔子不仅背离祖国十四年而去周游列国，甚至还都想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宁可背离祖国也要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可见孔子的自私，已经到了何种极端的程度。就是在孔子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中国人普遍形成了严重自私自利的观念，而却极少想过为国家、为民族做出那么一点点的贡献。
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这首诗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天宝九年，为了征伐南诏国，朝廷开始征兵。家住新丰县(今陕西临潼县)的一名时年二十四岁的青年男子，也在征召之列。然而为了逃避服兵役，这名青年男子却“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这样进行了自残，然后便由于“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故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而逃避了去服兵役。。
六十四年后，大诗人白居易见到了已经成为了老翁的这个人并听他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于是便写下了《新丰折臂翁》这首诗。
以往对新丰折臂翁自残行为的评价，都认为这种自残的做法，是为了抵制不义之战并反映了不义之战给当时的人们所带来的痛苦。而白居易所写的《新丰折臂翁》这首诗的目的，更在于劝谕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并倾听百姓的呼声，而不要想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捍卫民族尊严的这个问题上，再去建功立业。
大唐王朝虽然被后世称为是盛唐，但是遭受外来侵略的严峻威胁，却始终伴随着大唐王朝的存在。大唐王朝对南诏的征伐，在当时看的确是不义之战。但是大唐王朝对突厥、吐蕃、契丹和奚族等游牧民族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然而不管是对不义之战的征伐，还是对反击侵略的这种正义战争，“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的大唐王朝的本土人却大多象新丰折臂翁那样，不仅不愿参与，而且也更不胜任。于是大唐王朝只得招募内附的西域胡人来守护北部边疆。因而这才酿成了“安史之乱”。从此，不仅大唐王朝开始了由盛转衰，而且也更是导致了今天我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些人为之去无私奉献。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都象新丰折臂翁那样，就只能是一身虽全国家完。特别是从大唐王朝征伐南诏战争的理由上看，大唐王朝对南诏的征伐，的确是不义之战。然而如果历史地看，那么任何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就都是正义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编入了驻扎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建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就陈述发动“九·一八事变”能够成功的理由时这样讲到：“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向自己的对手、尤其是敌人学习，才是最好的学习。而来自对手、尤其是来自敌人的评价，才是最有实际意义与真正价值的评价。从后来历史的实际走向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那么板垣征四郎对我国民众普遍心理所做的这个分析与评价，是合乎当时的实际状况的。所以说从板垣征四郎对我国民众普遍心理所做的这个分析与评价上看，一直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我国民众普遍的所思、所想、所欲和所做，实际上还是跟一千多年之前的那个“新丰折臂翁”差不多。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还停留在两千多年之前的孔孟阶段。八年抗战期间，掌握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尤其是还掌握着具有最宏大的世界观和最强大的方法论以及真正无私奉献精神的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用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而且还更是用浴血奋战、宁死不屈这样的表率作用为号召，在人口多达两亿多的敌后战场，也只是动员起了几百万人来参加抗战。因此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才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而民兵，也不过二百多万人。至于腐朽堕落的国民党想要“动员”人民群众来参加抗战，那就只有靠抓壮丁了。虽然中华民族顽强不屈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尽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战，是我们历史叙事的主流。但是更多的中国人由于在儒家文化的毒害下而精神麻木，因此对民族的屈辱而无动于衷，也的确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河北、山东等敌占区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了谋生，竟然还扶老携幼、拖家带口地到已经成为了敌国的“满洲国”，去“闯关东”。对于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当年我国的实际状况，就是如此。“蛋先有缝而后蝇叮，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假如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民族，那么哪个外敌敢来侵略我们。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实现团结，取决于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而人的自觉，又完全来自于他所接受的那种文化的熏陶。当年某些中国人的认识之所以如此低劣，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的低劣。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完全是由于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才产生的。而我国的文人耍流氓，就是表现最为突出的国民劣根性。
近年来，有些糊涂的中国人在那些靠兜售儒家文化来骗人混饭吃的文化流氓们的欺骗下，竟然也相信了他们所兜售的“国民劣根性是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和“腐朽的满清王朝阉割了儒家文化”等这样的一些谎言。
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与个人之间一样，完全是可以相互评价的。而这样的评价，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的欧美国家包括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不同的评价。评价的不同，是因为相互之间的关系不同。所以，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是不是西来的话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进行殖民?我们为什么总是挨打?我们中国人到底存在不存在国民劣根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底存不存在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应该说还是有的。只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的国民劣根性，决不是其他国家或是其他民族的什么人说说就可以说出来的，而只能是被人一次次地用武力给打出来的。而在我们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哪个民族，只要儒化之后，那就注定要挨打。
近年来，为了美化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一些文化流氓们竟然编造出了这样一个都不要脸到家了的谎言，这就是“腐朽的满清王朝阉割了儒家文化”。
满清王朝的末年，的确是腐朽不堪。但是腐朽堕落的满清王朝，却决不是比它更加腐朽不堪的儒家文化的遮羞布。
儒家文化，是生活在长城以南的汉民族以及其他一些民族的主流文化。而建立了满清王朝的满族人，当年不仅只有几十万的人口，而且还更是局促于辽东的大山沟里。因此，如果说是满清王朝阉割了儒家文化，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入主中原。满清王朝于公元一六一六年立国，公元一六四四年，满清王朝入主了中原。
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的一六四四年，全族只有几十万的人口。而其全部军事力量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这些老汉奸再加上吴三桂这个新汉奸的部队，也不过只有二十多万人。而长城以南大明王朝故地上的汉族人，不仅拥有近亿的人口，而且还更是有李自成、朱由菘和张献忠这三个皇帝。特别是这三个皇帝的麾下，每人还都拥有兵力多达几十万人的部队。仅是于一六四五年投降满清王朝的南明大将左梦庚，投降时手中还掌握着一支兵力多达二十多万人的部队。因此，不是腐朽堕落的满清王朝阉割了儒家文化，而是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阉割掉了汉族人的血性和智慧。所以，腐朽堕落的满清王朝这才入主中原。
我们中国儒化后就要挨打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文人耍流氓。而我国文人耍流氓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意淫历史，就是“记吃不记打”。文化流氓们意淫历史的严重后果，就是使我们不仅找不出导致我们总是挨打的真正原因并从中接受教训，而且还更是搞乱当代社会的价值观，搞乱了当代人的思想意识。而那些文化流氓们之所以要意淫历史，就是想通过美化历史，来美化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从而达到他们骗人混饭吃的目的。
二○一六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第三个国家公祭日。当年的南京保卫战中，十五万多人的国民党部队为什么会丢下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不战而逃?溃散的国民党军官兵为什么引颈待戮被集体屠杀而却不敢反抗、甚至都不敢逃跑?而今的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目的“只是铭记而不是复仇”，是在真正地总结历史吗?是想真正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吗?不能真正地总结历史，就不可能铭记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就是由于不仅从来没有真正地总结过历史，而且还更是不断超量地意淫历史，因此两千多年来，当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后，中国军人象“十四万人齐解甲”这样集体投降的现象，才屡见不鲜。
如果不了解这惨痛屈辱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鲁迅和毛泽东，就不可能理解鲁迅为什么要揭示我们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并要“打倒孔家店”，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特别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在批林的同时，还要批孔。如果不对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进行彻底的革命，那么我们中国人就永远也去除不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就永远也跳不出总是挨打的这个历史怪圈，就根本不可能走向未来。在“恨斗私字一闪念”和“斗私不怕疼，揭私不怕羞”、“军民团结如一人”的毛泽东时代，会发生货轮被扣、使馆被炸和飞机被撞这样的事吗，美国海军的司令敢说今夜就对中国开战吗。因此，如果说那些文化流氓们意淫历史只是为了骗人混饭吃。那么那些文化汉奸们意淫历史，可是为了灭绝我们中华民族。所以他们这才会拼命妖魔化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才要把“鲁迅”赶出中小学的课本。
鲁迅的文化方向，是战斗的方向。只有战斗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化，才是敢于并肯于奉献的文化，才是真正爱国的文化。
“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既是这样说的，也更是这样做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为了抗议日军炮击冯玉祥的国民军所驻守的大沽口炮台后又联合英美等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市民五千多人举行集会并到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请愿。执政府的卫兵开枪镇压了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当场打死了四十七人，打伤了一百五十余人，从而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为了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与暴行，鲁迅愤怒地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而因此，鲁迅也遭到了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为了反对苏联人米夫把王明扶持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李伟森、冯铿、柔石、白莽、胡也频与何梦雄、林育南等其他十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的军警逮捕。当鲁迅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不顾自己也随时有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或暗杀的可能，积极奔走营救。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于二月七日就迅速地杀害了李伟森、何梦雄、林玉南等二十四人，因此鲁迅等人的这次营救，也就失败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著名的反蒋爱国人士杨杏佛和其子杨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消息传来，鲁迅不仅写下了著名的《悼杨铨》这首诗，而且更是不顾国民党特务发出的死亡威胁，而前去参加了杨杏佛的追悼会。在去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时，鲁迅和妻子许广平出门后将门锁好，顺手便扔掉了房门的钥匙，以此来表示自己对死亡的蔑视。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抓获。被捕后，瞿秋白假说自己是一个医生，被红军抓获后被迫为红军服务。国民党当局在长时间查不清瞿秋白身份的情况下，就让瞿秋白自己找一家商铺做担保，以便释放瞿秋白。于是，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在狱中给上海的鲁迅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分别写信，请他们帮助保释。
接到瞿秋白化名写来的信后，鲁迅马上想到这个化名林琪祥的人，就是瞿秋白。于是马上筹款并找到了作为铺保的商铺。然而就在此时，在叛徒的指认下，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蒋介石下令杀害了瞿秋白。因而鲁迅这次对瞿秋白的营救，最终失败了。然而这次对瞿秋白的营救虽然失败了，但是在此之前，鲁迅却曾经三次帮助过瞿秋白脱险。
爱我们这个国家，爱我们这个民族，那就要为了保护它而去战斗。虽然同样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但是鲁迅却以笔为武器，写出了有如投枪和利剑一般的一篇篇杂文及和。就是用这些杂文和小说，鲁迅不仅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进行着政治上的不懈战斗，而且更是与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堕落，进行着文化上的不懈战斗。因此鲁迅奉献给我们这个国家，奉献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是鲜血，是激情，是斗志，而不是眼泪。
爱我们这个国家，爱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是应该知道如何去爱。而用眼泪，那是无法爱我们这个国家的。然而在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毒害下，我们中国人普遍养成了柔弱的这样性格。所以面对灾难和侮辱，我们中国人常常以抱头痛哭来对应。
一八九六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在国内传开后，湖南举子谭嗣同不仅悲痛欲绝，而且愤然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敌人的凶残与野蛮，激起的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愤然;遭受的凌辱和蹂躏，更应该使我们奋起向前。就是由于四万万人只会齐下泪，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不仅遭受了无尽的欺辱，而且还更都不知天涯何处是神州了。如果四万万人齐奋起，如果四万万人齐努力，如果四万万人齐对敌，那么早就天涯处处是神州了。
以痛哭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好象早就成了儒家士大夫们的定式。在他们看来，哭比什么都重要。哭到了没有眼泪的时候，还可以“长歌当哭”。著名的爱国词人，北宋名臣范仲淹就是如此。在反抗侵略战争的关键时刻，为了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范仲淹却写下了“将军白发征夫泪”这一著名的词句。
上阵杀敌、反抗侵略、保民平安、保国安宁，这些不仅要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还更需要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顽强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强悍的性格和高昂的士气，只能是来至于对国家和民族深深的热爱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可是范仲淹统御下的征战于杀敌保国疆场上的大宋王朝西北边防军的士兵，却在范仲淹用儒学这个名教的哺育下，每个人的眼中不仅没有喷射出复仇的怒火，反而却个个还都饱含着辛酸的“征夫泪”。一般的男儿有泪还尚不轻弹，更何况是杀敌保国的“征夫”。满眼含泪的男儿如何能够成为顽强不屈的“征夫”，而只能算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悲夫。这样的“甲兵”不用说还只是存在于范仲淹胸中的，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又何能杀敌保国。因而我国历史上在北宋王朝时期发生了“靖康之耻”这样令中华民族永远洗刷不尽的耻辱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了。
不只是反抗外来侵略时要哭，反抗暴政那就更要靠哭。而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哭，那就要数“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了。
我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兵家等文化，都过度地崇尚智慧而轻视、甚至是鄙夷勇猛。然而过度地崇尚智慧，却使我们这个民族自战国时期之后，整个民族的性格产生了“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的阴柔太多而宁死不屈的阳刚之气又太少这样的扭曲。因此我们这个民族这才曾经一度丧失了“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宁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因此我国的历史上这才不仅会经常出现“十四万人齐解甲”的现象，而且还更是会经常出现象“扬州大屠杀”、“嘉定大屠杀”、“旅顺大屠杀”、“京津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象。特别是在“崖山之战”中，十几万的南宋军民，宁可跳海自杀，却也不敢与敌人拼命。
在如今地球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村落的情况下，只有靠敢于一路血战前行，中华民族才能走向未来。只有敢于血战前行的路，才是堂堂正正的道路。我们中国人无不引以为豪的“强汉盛唐”，那可都是通过对侵略战争的坚决反击，而打出来的。然而由于过度地崇尚智慧，所以有些中国人就象是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历史上和现实中，竟然真的还有一些中国人用瞒和骗的方法，造出或是想要造出一条“奇妙”的逃路来。前有死不要脸的流氓皇帝刘邦的“和亲”。后有超级骗子的“韬光养晦”。而今，更有在美国对我国扣货轮、撞飞机、炸使馆、殴打外交官的情况下，竟然还出现了要向美国“献身”的高官。
两千多年来，尽管用瞒和骗，真的就能造出奇妙的逃路来。但我们这个民族却也还象是鲁迅接下来所指出的那样，“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就是由于总是以为用瞒和骗就能造出奇妙的逃路来，所以我们的民族性格这才一改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纯朴、执着、诚实、刚烈，而变得象后来这样的怯懦、懒惰、巧滑、犬儒。
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把瞒和骗当作是立国之本，这是由于在儒家文化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后，文人耍流氓就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文人耍流氓的典型做法，不仅就是“打左灯向右拐”，就是说假话，就是瞒和骗，就是故意颠倒黑白，而且还更不受一点良心和道德的约束。而我国的文人耍流氓，最早就是从孔子开始的。
流氓，就是那种到处流窜，专做坏事而不做好事，心狠手辣不要脸而又不受一点伦理、道德、良心和责任约束的人。当年的孔子就不仅到处流窜，而且还更是在“国际”上，都流窜了十四年。
说起孔子的文人耍流氓行径，在《论语•阳货第十七篇》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子曰：‘夫召我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任何能够读懂《论语》一书的人，相信都不难从《论语》的这一篇中读懂真实的孔子，看出真实的孔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公山弗扰原本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后来公山弗扰反叛季氏并占据了费邑。在反叛了季氏之后，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公山弗扰来拉孔子入伙，而孔子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立即前往加盟。然而对于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却表示出了他的强烈反对。于是孔子这才只得对子路道出了他此举的真实用意：“我岂能供公山弗扰白白地驱使!假如他任命我一定的官职，我只要掌握了权力就找机会干掉公山弗扰，然后借用这股力量，在那里建立起像东周那样的我理想中的国家。”
孔子的这种真实想法，明显地是要掏公山弗扰的“地沟”。孔子的这种手法，就是明显的瞒和骗，就是典型的耍流氓。凡是讲道德、讲伦理、有良心的人，也必然是一个“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人。反之，不要光明正大，而专搞阴谋诡计耍流氓的人，也必定是一个不讲道德、不讲伦理，没有良心的人。公山弗扰在拉孔子入伙的时候，对孔子充满了“同志式”的信任和朋友般的真诚。可孔子面对公山弗扰的信任和真诚，回以的却不仅只是瞒和骗，而且还更不受一点的良心和伦理道德约束。
从孔子开始，我国的文人就养成了坐而论道的这种恶习。可是由于文人只会坐而论道，所以就象传说中的狈那样，并不能独自解决实际生存的问题。于是文人也就只好象趴在狼身上的狈那样，依附在其他阶层或是团体之上来求得生存。由于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本能。所以文人若要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就只能去依附掌握国家统治权的官僚阶层。因此，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这才都纷纷去游说各国的统治者。特别是孔子，为此而更是周游了列国十四年。然而若想依附他人，那首先就必须要取悦他人。而如果能够取悦他人，那就只能是顺情说好话，顺情说假话，顺情说谎话。久而久之，我国文人也就养成了说谎话，说假话，不知不觉地谄媚强人的这种恶习。并且还不觉为耻，反以为荣。于是，瞒和骗这样的文人耍流氓，便由此开始了。
由于孔子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是所有文人都顶礼膜拜的典范。既然圣人耍起流氓来都可以不受一点良心和伦理道德的约束，那么其他的文人耍起流氓来，也就更加地肆无忌惮了。
自公元前二百年“白登之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便总是挨打。而导致我们挨打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文人、特别是儒家读书人的耍流氓。
文人，抑或是读书人，都是民族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不仅主要传承着民族的文化，承载着民族的智慧，而且也更代表着民族的良心。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因此说假话、瞒和骗、故意颠倒黑白这样文人耍流氓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这个民族价值观的混乱，就是导致我们这个民族，找不到正确的前行方向。
由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积极主张入世的文化，所以从孔子开始，有成就的那些儒家读书人，都无不非常关注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然而儒家读书人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却完全是靠说假话、瞒和骗与故意颠倒黑白这样耍流氓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自儒家文化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主流文化之后，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文人耍流氓的治国方式，也就成为了我国政治生态的特质。
在日本留学多年的鲁迅当然会看到，与我国文人耍流氓的这种政治特质不同，日本的政治特质，纯粹就是流氓政治。流氓的主要特征就是动手能力强，能偷则偷，能抢则抢。而耍流氓的文人却由于只会坐而论道，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文人耍流氓的这种治国方式，就是能蒙则蒙，就是能骗则骗，就是“打左灯向右拐”。
文人耍流氓的这种治国方式，如果在遵循同一规则的情况下，也还能有成功者。然而耍流氓的文人一旦遇上了强盗或是流氓，那就只有挨打的份了。于是大明王朝堂堂二百年，却被倭寇那几个日本流氓，搅得是鸡飞狗跳。特别是日本这个流氓自“明治维新”开始有了文化之后，那就更是如虎添翼。于是满清王朝在甲午之战中被日本打得丢盔弃甲，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两千多年来，文人耍流氓给我们这个民族所造成的伤害，无疑是特别巨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为了证明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民国著名的大师陈寅恪曾经对好友吴宓这样说过：“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这段话，被吴宓记录在了当天的日记中。而在当天接下来的日记中，吴宓又这样写到：“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
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生态，绝非是孔子所说的“上智下愚”，而正是象陈寅恪所说的上诈下愚那样。只是这个上诈下愚，却绝不是陈寅恪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政治生态，而且也更包括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生态。文人耍流氓这种文化和方式的特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愚民。而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就是因为被这种文人耍流氓的文化和方式给骗懵了，于是这才会精神麻木。鲁迅正是由于看出了我国传统的这种文人耍流氓的文化特质和方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我国政治特质，因此这才要打倒以孔子为代表的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这个“孔家店”。
凡中国人，无不为儒化后的我国两千多年来庙堂之上的政治斗争中，始终存在“君子斗不过小人”的这种现象而感到奇怪。君子斗不过小人，是因为小人太多。小人，就是流氓，就是白眼狼，就是得志便猖狂，就是擅长搞阴谋诡计的人。小人一旦得势，便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所有的法律、道德和伦理，统统都可以被踩在脚下。搞阴谋诡计，那就离不开说假话、瞒和骗、故意颠倒黑白。所以凡是擅长说假话、瞒和骗、故意颠倒黑白的人，也就是纯粹的小人。儒化后的我们中国之所以小人太多，就是由于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结果，就是顶礼膜拜孔子的结果。孔子，就是典型的流氓，就是典型的白眼狼，就是典型的得志便猖狂，就是典型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因此在刚刚代理了鲁国的宰相七天之后，孔子便利用职权，杀害了论敌少正卯。不止如此，孔子也更是开了说假话，瞒和骗这样文人耍流氓的先河。
就是由于对孔子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小人当作是圣人来顶礼膜拜，因此，说假话，瞒和骗，故意地颠倒黑白，就成了儒化后我国社会的文化、乃至是政治的常态。特别是毛泽东逝世之后四十年来的我们中国，说假话，瞒和骗，故意地颠倒黑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论是主席台上高官们的政治性讲话，还是讲台上或是媒体上公知、学者、教授们的学术性发言，其中有几句是真话。这一切，就是源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与儒家文化的复活。特别是为了推进儒家文化的复活，就连鲁迅的文章，如今也被逐出了中小学的课本。然而，不仅残酷的历史早已告诉了我们，而且藏独和疆独、蒙独再次出现这样尴尬的现实更是证明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是自取灭亡。
当年，就在我们中华民族开始加速融合的时候，满清王朝却在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内有在帝国主义列强挑动下而出现的边疆地区民族分裂活动和孙中山等人“驱除鞑虏”的革命运动情况下，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然而一个民族、尤其是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庞大民族，不用说形成，就是存在下去，都缺少不了一块稳固的生活地域。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人类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而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完全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才保全下来的。因此，既然开创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全新的文化方向的鲁迅，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圣。那么沿着鲁迅所开辟的这个文化方向，不仅最终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而创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民族统一的、全新的文化，而且更是由于缔造了新中国从而为中华民族保全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民族的尊严，为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树立起了崇高的道义形象，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安全的毛泽东，就更是中华民族的神。是中华民族的凝聚之神，是中华民族的守护之神，是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拯救之神。
满清王朝覆亡之后，不仅外蒙古公开分离了出去，而且我国大陆，实际上也处在了四分五裂之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二年的一九一二年一月，因为与沙俄勾结而被满清王朝割去了所有法号并逃亡到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得知驻藏的清军中也发生了以郭元珍与何光燮等人为首的“大汉革命”这样的内乱之后，遂在印度的大吉岭发布了《告民众书》，号召西藏民众驱逐汉人并派达桑占东回到西藏具体组织实施。在《告民众书》中，十三世达赖喇嘛一方面宣称要“扶助清室”，而另一方面，却又宣称“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达桑占东回到西藏之后，很快就组织起了一万余人的西藏民军，开始围攻清军驻守的拉萨。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吞并我国西藏领土的野心越来越暴露，行动也越来越快。同时在英俄两国越来越强烈的的挑唆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社会，也表现出了越来越明显的想要把西藏从满清王朝中分离出去的倾向。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为了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了促进西藏的发展，因此从一九○六年开始，在驻藏大臣联豫和钦差大臣张荫棠的推动下，满清王朝开始了在西藏实施新政措施的改革。
满清王朝在西藏所进行的划定行政范围、设立行政体制、设置巡警、创办陆军速成学堂、设置督练公所并从四川等地招募兵员编练新军、兴办汉语和藏语学校推广汉语、藏语教育、出版发行汉藏两种文字的报纸、印刷出版发行汉文和藏文及英文等多种文字的书籍、选掉藏族子弟到内地学习、改革货币制度、发行并使用新的货币、发展农业、发展邮政和通讯、发展医疗、兴办实业和改善道路交通状况等这样的新政改革，尽管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为西藏本地培训了人才，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抵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满清王朝在西藏所进行的这场新政改革，由于从根本上触动了西藏的农奴制度，所以在严重地侵害了处在西藏社会上层的那些喇嘛、王公、贵族和头人们的利益的同时，也触动了英国侵略者的利益。因而这场新政改革不仅遭到了一些喇嘛、王公、贵族和头人的顽固抵制，而且也引起了英国人的进一步干涉，因此导致了西藏局势的动荡。尤其是一些喇嘛、王公、贵族和头人，更是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尽管还没有敢于公然反抗满清王朝，但是却与驻藏大臣联豫软磨硬抗。虽然由于西藏上层社会的抵制和英国人的干涉，使满清王朝在西藏所进行的这场新政改革难度极大，但满清王朝却也绝不手软。面对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对新政的抗拒而导致西藏的局势出现动荡，一九○九年七月，满清王朝果断地命令四川新军协统钟颖率领二千多四川新军进藏控制局势。并指示联豫等人加快西藏行政体制建设的速度，并仿照内地各省督抚衙门的制度，分别设置各个衙门，从而为在西藏建省做好准备。
四川新军第三十三协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的钟颖，十八岁起就在四川编练新军。在接到满清王朝令其率军入藏控制局势时，年龄也不过二十二岁。接到命令之后，钟颖立即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为军官，招募了兵员一千七百余人并亲自率领，于当年八月从成都出发，开始了向西藏的进军。离开成都之后，钟颖率军一路跋山涉水，斩关夺隘，击溃了藏军的层层阻击，终于在一九一○年的二月十二日，到达了拉萨。钟颖率部到达拉萨之后，心虚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迅速逃出了拉萨，二月下旬，又经锡金逃到了印度。满清王朝在接到达赖擅自逃到国外之后，立即下旨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号，并另行寻觅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钟颖在率部到达拉萨并控制住了局势之后，因为与驻藏大臣联豫产生了龌龊并由于波密兵败，遂被联豫解除了军职而转任造币厂的总办。其所遗军职，则由联豫和驻藏左右参赞罗长绮和钱锡宝分别兼领。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之后，混迹在驻藏川军中的哥老会会众也在各驻防地立即响应。驻防在拉萨的哗变川军更是以索饷的名义，拘押了驻藏大臣联豫并准备挟持他一同返回四川。驻防江孜的哗变川军则由于认为西藏应该属于四川，于是便按照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的四川第一任都督浦殿俊的命令，公推何光燮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副都督而全权负责处理西藏的事务，并成立了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由民政、财物和军政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公议局，然后以“大汉革命”的名义向拉萨进军，准备首先就割掉联豫和钟颖等人的命。在其他各处驻藏川军发生哗变的过程中，右参赞钱锡宝则逃得不知了去向，而驻防波密的哗变川军将当时正率部在波密平叛的满清王朝驻藏左参赞罗长绮杀害后，自行溃散。除后来成为了湘西王的陈渠珍等少数人逃回到内地之外，其余的不知所踪。由于驻防拉萨的哗变川军遭到了钟颖的弹压而迅速失败，联豫也被救出并恢复了行使职权。可是当江孜的哗变川军赶到拉萨前来进行革命的时候，联豫却又托病逃避，而把其职权委托给了钟颖。面对从江孜赶来的哗变川军，钟颖没有再采用武力镇压的做法，而是亲自进行了劝说。在钟颖的劝说之下，也懂得一些民族大义的哗变川军毅然“告别了革命”而重归老长官钟颖的麾下，并齐心协力地在老长官钟颖的指挥下，全力以赴地应对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前来“驱汉”的上万名西藏民军的围攻。而钟颖则一方面尽心组织坚守，一方面电请北京派援军入藏以稳定局势。
就在西藏发生了武装叛乱的时候，除了后来成为了“湘西王”的陈渠珍等少数人自行逃走之外，绝大部分的入藏川军和入藏的汉族民众都陆续集中到了拉萨。为了挽救汉族民众的生命财产，钟颖让汉族民众也全都搬到兵营内居住，军民一心坚守兵营。一方面固守待援，一方面等待新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一九一二年五月十日，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正式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并明令联豫返回北京以“面询一切”。然而此时不用说联豫，就是连一只鸟，在上万藏军的严密包围下，也别想安全地飞出拉萨。可是尽管被围的川军突围无望，但是藏军也攻不下由钟颖所部占据的川军兵营。见久攻不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了要与钟颖进行谈判。然而钟颖却觉得不管已经改朝换代，但是身为国家的军人，总应该守护住国家的疆土，于是便拒绝了达赖喇嘛的谈判建议。直到坚守到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在援军无望而兵营内又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的情况下。钟颖才在十三世达赖喇嘛邀请来作为调停人的尼泊尔王国的官员噶布丹的居中调停下，与西藏方面达成了驻藏川军交出武器弹药并全部封存，今后无三方共同到场，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动用。西藏方面保证在藏的全部川军和汉族人的生命安全，并协助他们经印度返回内地。而钟颖作为新的中央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为了履行维护祖国统一的职责，继续留驻西藏，并保有一支拥有九十支枪的卫队。协议达成之后，从九月开始，前满清王朝的驻藏大臣联豫和其他官员以及一千三百多名驻藏川军，分批从拉萨撤出并经印度返回内地。然而四百多名汉族同胞由于在拉萨住的太久而不愿返回内地，于是便继续暂时留住在钟颖在拉萨的西藏办事长官驻地，以待事态的好转。
在藏军围攻驻藏川军的兵营而钟颖不断发电求援之际，袁世凯政府一方面经香港汇丰银行给钟颖送去了供驻藏川军回内地的路费，一方面任命新担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为征藏军总司令，率军入藏增援。然而就在袁世凯政府增援驻藏川军的军事行动刚刚展开的时候，就遭到了英国政府的严厉干涉。一九一二年八月十七日，英国人正式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有“五点声明”的《备忘录》，威胁袁世凯不许向西藏增兵。由于屈服于英国人的淫威，于是袁世凯立即命令尹昌衡撤回了援藏的部队。
在得知了袁世凯政府不敢派援军进藏增援的消息并且更是在原先入藏的一千三百名川军也已经撤离了西藏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翻脸，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议并马上又派藏军围攻钟颖的西藏办事长官驻地。然而此时不仅防守的兵力远比以前薄弱，而且就连尼泊尔的调停人也不知所踪。在援兵无望，中央政府更是连一点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想不出，又实在坚守不下去而且还根本没有突围可能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近百名川军士兵和四百多汉族同胞的生命，钟颖想出了奇袭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父母与哥哥等人居住的尧西府，擒获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家人做人质，以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做出保护上百名驻藏川军和四百多滞留在拉萨的汉族同胞生命安全保证的奇谋。在成功地奇袭了尧西府并擒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家人之后，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请来调停的尼泊尔官员噶布丹便又来居中调停了。在噶布丹的再次调停下，钟颖与西藏方面再次达成了中央政府任命的在藏官员等全部撤离西藏，而西藏方面则负责沿途保护中央政府的在藏官员和大汉族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九一三年一月六日，钟颖一行人被迫离开了拉萨。尽管钟颖等人最后还是撤离了西藏，但是钟颖在千军万马的重重围困之中人不放弃守护国土之责和夜袭尧西府、智擒达赖家人的根本不同于满清王朝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三多在接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宣布外蒙古独立并要其立刻离开库伦的通告后，马上就乖乖地离开了库伦的这种震外敌、慑喇嘛的壮举，给那些进行武装叛乱的民族分裂分子，给英国人和印度人，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特别是在西藏发生了民族分裂的武装叛乱后，钟颖率仅有两千余人的一支孤军在西藏坚持了一年有余，从而为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一年之中，袁世凯政府由于慑于英国人的威胁，在不敢派兵增援而又不仅没有找出任何解决西藏问题的妥善办法，反而还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将原本已被满清王朝废黜了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号，又于一九一二年的九月奉还给了十三世达赖喇嘛。
自钟颖等人撤离西藏之后，袁世凯政府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日正式委任的继钟颖之后任“驻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由于始终被西藏当局拒之于西藏之外，所以“驻藏办事长官”一职和驻藏办事长官公署后来也就自行消散了。自此以后，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新老中华民国的官员，再也未能以拥有象满清王朝的驻藏大臣那样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权利的国家官员的身份而踏入西藏境内半步。因此，西藏实际上游离了中华民族主体，长达了四十年。
以“扶助清室”为名而却一驱除在西藏的汉族人为开始，从而迈出了谋求独立的脚步。十三世达赖喇嘛所采取的这一手段实在是高明，的确不负喇嘛这两个字中智慧的这个含义。
继武昌起义之后，尽管内地有不少的地方也发生了反清的武装起义，然而此时国内的政治局势还并不明朗。从满清王朝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而的确是已经到了王朝末路的情况下，却还仍然不惧大英帝国的干涉而毫不迟疑地废黜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号以及在西藏编练新军并派四川的新军入藏控制局势的这一点上，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了满清王朝为了维护王朝的统一，还是肯尽力的，仍然还是敢有十分力气不使九分九。由于“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因而此时的西藏还仍然不具备公开脱离满清王朝而实现独立的可能。然而此时在西藏的汉人，不是满清王朝的官吏，就是满清王朝的军人，所以只要驱除了在西藏的汉人，也就等于是驱除了满清王朝在西藏的存在，也就等于是实现了西藏的独立。因而此时的十三达赖喇嘛在谋求西藏从满清王朝分离出去的过程中，这才所采取了“扶助清室而驱赶汉人”的这一办法。“扶助清室而驱赶汉人”的这个办法对于西藏分裂势力，尤其是对于十三世达赖喇嘛来说，实在是进退有据。在“扶助清室”的名义下驱除汉人，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求得一旦当满清王朝扑灭了革命并重新掌控住全国的局势之后，使满清王朝没有对谋求西藏独立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行镇压和报复理由的这样一种效果。尤其是此举更使十三世达赖喇嘛表现出了他对满清王朝的“效忠”。因此如果满清王朝战胜了革命势力，那么不仅不能进一步惩处十三世达赖喇嘛，或许还能把已经废黜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法号还给他;而如果“排满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那么未来新国家中的主体民族一定就是汉族。而在未来的新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能把在西藏的未来的主体民族驱除干净，那么也就等于斩断了西藏与未来新国家的联系，等于斩断了未来新国家对西藏想不通过武力就能实施控制的可能。如此一来，只要国际环境成熟，那么西藏的独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十一日，十七日和二十日，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故技重施，将国民党政府驻西藏办事处的办事人员和他们的眷属以及其他在藏的汉族人共二百多人，分三批经印度驱逐了出去。同时西藏地方政府还纠集了十个代本(相当于团级编制)的藏军准备凭借金沙江天险进行顽抗，公然武力抗拒解放军进藏，妄图再次斩断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的血肉联系。然而毛泽东可不是蒋介石，更不是袁世凯。不惧任何帝国主义威胁的毛泽东，果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向西藏进军。一九五○年十月六日，进军西藏的第十八军发起了昌都战役，一举歼灭了藏军的主力并解放了昌都，从而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被迫改组，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世达赖喇嘛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六人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从而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到达拉萨并迅速地继续向边防线上挺进，毛泽东的旗帜插遍了雪域高原。至此，从辛亥革命开始后便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中国大陆，终于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终于重新又生活在了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然而就在日本投降前一天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政权却根据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被迫与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了外蒙古从我国分割出去并独立，旅顺和大连地区租借给苏联，中东和中长铁路以苏联为主由中苏共同经营等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我国丧失了大量的国家主权，而且还更使我国丢失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政权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与丧失了外蒙古这大面积的国土和东北地区大量国家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比，《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然在纸面上看起来完全平等，然而实质上却是把中华民族彻底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当时我国的主权彻底被抽空。《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国民在中国享有居住、旅行、经商包括从事制造加工、文化教育、宗教和慈善事业的自由。享有租借、租赁土地，选有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缴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包括军舰在内的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虽然规定了中美两国之间具有完全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由于当时的我国远远地落后于美国，因此，条约中规定的给予我国的权利，我国却由于自身的原因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条约中规定的对等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就成了美国单方面的权利和我国单方面的义务。不止如此，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不仅继续控制着西藏，不仅重新霸占了香港，而且还更是恢复了其军用舰只在我国内河的航行权。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国新疆伊犁、塔城、阿山这三个地区的各族人民群众在苏联的策划和支持下，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名义，爆发了“三区革命”。“三区革命”爆发后，起义的人民群众不仅组建了政府，而且还更是组建了新疆民族军与国民党军作战。而当时国民党在新疆的驻军，又消灭不了新疆民族军。于是，双方的军队就沿玛纳斯河武装对峙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疆，三区的独立政府这才取消，新疆民族军也改编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五军，以后又改编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那么今天的中国不仅绝不可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的广袤国土，而且李登辉所说的那个“七块论”，恐怕也早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够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而历史的发展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
一个民族，尤其是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上必须要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而中华民族这样的民族尊严，完全是因为毛泽东而才具有的。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号称是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政权在美国的“恩赐”下，还真的不仅获得了名义上与美、英、苏三国并列的世界上四大国的地位，而且还更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成为了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然而事实上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二月十一日召开的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苏三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却不仅把代表当时我们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排除了在外，而且美、英、苏三巨头为了达成自己之间的妥协，还更是秘密签定了以损害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的“雅尔塔协定”，然后又共同强迫蒋介石政权接受。特别是到了有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导人参加的讨论如何处置德国以及做进一步战后世界格局安排的“波茨坦会议”召开的时候，蒋介石政权不仅继续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而且就连会后发表的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也更是在苏联由于尚未对日本宣战因而不便公开签署的情况下而又为了体现“公平与正义”，也仅仅事先通知了一下蒋介石政权，于是便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公开发表了。作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四个大国之一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被美、英、苏这三个大国视若无物，因而这才会接连遭受“沈崇事件”和“景明大楼事件”等这样的侮辱。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仍旧是颜面扫地。而这一切，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得以结束。特别是抗美援朝一战，中华民族更是洗刷了百年屈辱。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北朝鲜发生了内战。然而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国就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认定是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于是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以美、英军为主，以美国人麦克阿瑟为总司令而组成联合国军，以制止侵略维护和平的名义立即开赴朝鲜，以武力干涉朝鲜的内战并灭亡北朝鲜政权。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不顾我国政府的警告，在三八线附近的仁川大举登陆，开始侵入了北朝鲜的领土并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面对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九五○年十月，毛泽东一声令下组成志愿军并让自己的儿子打头阵去抗美援朝。于是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把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再加南朝鲜伪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有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参加的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这是我们中国首次参与的和解决本国问题无关的国际会议。从此，我们中国获得了真正大国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赢得了真正的民族尊严。所以，正是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因而这才有了周总理走进日内瓦会议大厅时的器宇轩昂。
一九七○年，由于美军对柬埔寨的入侵和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毛泽东不仅还亲自撰写了一份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章。而且还更是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下午和林彪、周恩来等人一同出席为了支持世界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有五十万人民群众参加的集会。在这次群众集会上，毛泽东让林彪代他向全世界公开宣读了这份振奋了全世界，惊破了美帝胆的后来被简称为是《五•二○声明》的文章。
大国的地位，民族的尊严，只有靠自己去争取，而不能靠别人的恩赐。今天的中国人还无不引以为豪的“强汉盛唐”，那可都是通过坚决反击外来侵略的胜利而打出来的。
一个民族，尤其是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且历史极其悠久的民族，必须要有能力保障民族的生存安全。
一九六九年，我国和苏联因领土问题在我国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本是一个位于中苏两国之间乌苏里江中的面积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且又无人居住的小小荒岛。对于各自拥有九百六十万和二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我国和苏联来说，珍宝岛还真是一块弹丸之地。但是，就是对这块弹丸之地的争夺，对于我国和苏联来说，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罗斯帝国乘满清王朝战败之危，趁火打劫，从满清王朝手中割去了黑龙江以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满清王朝的领土。从那时往后，俄罗斯帝国通过以武力威胁的做法，又逼迫满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总共强占了满清王朝一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此原本是满清王朝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就成了满清王朝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的界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立刻就发表了声明，不承认以往历届中国政府与所有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声明，当然也包含了不承认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两国之间的领土条约。后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分别是继承了满清王朝和俄罗斯帝国，于是，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也就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我国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信奉相同的意识形态，两国关系不仅处在十分友好的状态下，而且还要面对美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在国家关系之间本是十分敏感的领土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我国和苏联之间也未划定正式的边界，更主要的是由于丢失了大片国土的我国在当时根本就没有与苏联进行讨论领土问题的实力，因此也就没有主动向苏联提出解决两国之间领土问题的要求。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苏联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推行霸权主义，导致了我国和苏联反目成仇，我国也因此反出了那个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我国反出了所谓的以苏联为首的那个社会主义阵营之后，苏联为了压迫我国重返以他为首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以维护其的稳定，同时更是为了压迫我国政府能够接受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签订的领土条约，以便永久霸占这些土地。于是便像我国古代寓言《黔之驴》里的那只小老虎那样，想利用珍宝岛这个领土之争的问题向我国施加压力并试探我国的反应。
对苏联险恶的用心，毛泽东看得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国只是像“黔之驴”那样嗷嗷地叫上几声，发表一些空洞的声明或是表示一下“严重关切”，那么我国不仅就要承认满清王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法理上和道义上失去讨还失地的理由。而且由于示弱，还早晚要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我国只有拿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概，全民族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进行决一死战，方能“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珍宝岛一战，我国不但没有丢失一寸国土，也没有被苏联这只小老虎吃掉，而且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更是凭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样的拼死决心，将苏联这只假的小老虎打出了其纸老虎的原形。
新中国成立之后所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印边境反击战、特别是中苏珍宝岛之战，不仅打出了我国的国家安全，而且还更是打掉了中华民族蒙受“东亚病夫”这一蔑称的百年屈辱，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新的风貌，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打出了我国应有的国际地位，打出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国际空间，打出了国际上的和平与正义，打出了美苏霸权主义者纸老虎的原形，打得世界格局就此发生了改变。抗美援朝战争和中苏珍宝岛之战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走向，使一百多年来始终处在沉沦之中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重新崛起，而且也改变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命运。虽然中华民族也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与面对强权不敢反抗而只得任人宰割比起来，这还是值得的。这样的付出，是一个曾经被压迫被奴役的衰弱民族走向崛起、走向强盛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样的付出，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收获，也就是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做得到。
旧中国的百年挨打，除了由于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这个主要原因外，工业与科技的全面落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有靠物质力量去摧毁。”当年，斯大林在说服那些反对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人时，曾经这样说过：“没有重工业，那我们就不会有一切现代化的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所处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而我国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会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就是因为中国军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虽然英勇，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落后，所以面对用飞机、大炮、坦克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侵略者，却只能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因此，中华民族若想不再挨打，那就不仅必须要对传统的文化进行革命，而且更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建成我们自己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外来威胁，针对当时我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状，毛泽东曾经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能够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于是毛泽东设想，宁可让人民生活的改善暂时慢一些，也要优先发展我国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建设的原始资本积累，只能是来自于农业和少得可怜的那点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了，的确应该尽快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人民只好还得暂时勒一勒肚子。这也是当时那一两代中国人为了替祖宗还债，为了给子孙造福，而必须且也更应该承受的代价。然而与马一浮、熊十力一并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梁漱溟，却不这样去认识。于是他效仿古代的那些腐儒，恶毒地攻击毛泽东的这种做法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是“九天九地”之别。这个意思，就是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生活在九地之下。对梁漱溟的恶毒攻击，毛泽东据理驳斥，不为所动并且后来还更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因此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就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科研体系，教育体系和军事工业体系。短短二十七年的时间，我国就从一个工业品的产量连比利时这样的蕞尔小国都不如的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了全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特别是在建国才只有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就研制成功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从而拥有了最先进的武器。曾经的那个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的旧中国，从此以崭新的面目威严地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之战爆发后，苏联不仅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而且还更曾想动用核武器对我国的主要城市进行核打击。在得知了这一情报之后，毛泽东决定我国在九月二十八和二十九两日再进行两次核爆炸，然后秘而不宣。二十八和二十九这两天，我国分别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炸与高爆核爆炸。然而与前七次核爆炸之后举国欢庆不同，这两次核爆炸之后，我国却没有一点动静。对此，苏联领导人判断我国进行的这两次核爆炸，不是在进行核试验，而是为了检验库存核武器的性能。这就表明中国一旦遭到苏联的核打击，也将对苏联进行核报复。特别是在所有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只有我国进行过导弹投送原子弹的试验并取得成功的国家，因此核反击的能力不容小觑。就是因为慑于我国核反击的能力，于是苏联准备对我国进行核打击的设想，也就成为了幻想。
不用说在当时，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研制出了“两弹一星”，今天的中华民族，将会怎样。
一个民族，尤其是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由众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必须要有统一的民族文化。
一九四九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我国大陆重新恢复了统一。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又共同生活在了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而共同的生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活，就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念，就需要共同的文化。然而尽管汉族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但是汉族的传统文化，却又不可能被所有的兄弟民族所接受。特别是由于汉族的传统文化中腐朽堕落的封建因素过多，更与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相适应。因此，创立一种崭新的，能为中华民族全体接受的并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文化，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化，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的总和。
任何一种文化的创立，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而毛泽东思想，就为中华民族崭新的、统一的这一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征文化的创立，提供了这样的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道德，最为合理的生活方式：
人类社会所能够拥有的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子子孙孙，又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人类社会，必须要选用勤俭节约的这种生活方式。因此早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并号召苏区的广大军民：“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当年，毛泽东这样大力提倡勤俭节约，固然有战争条件下外部环境异常艰难的因素。但是勤俭节约的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一贯的。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是在全国树立起了孟泰和雷锋这样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榜样。特别是为了勤俭节约，毛泽东还更是大力提倡要“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并带头在逝世后遗体进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勤俭节约的这种生活方式，也是防止一心一意为了劳动人民群众打天下，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腐化堕落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对全党和全军的同志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个政治上要求的同时，更在生活方式上对全党和全军的同志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这个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我们这个国家，毛泽东更是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国发出要勤俭节约这样的号召：
“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般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
针对我国社会普遍以妇女为主来持家过日子的习惯，毛泽东更是非常有针对性地发出了这样的指示：“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的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
为了改变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中国人虚荣、炫富的这种生活方式，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这篇讲话中，又明确地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统统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最为人性的生产方式。
毛泽东认为，生产方式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毛泽东所主张和坚持的那种生产方式，是革命的生产方式，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这种生产方式。而这一过程中的革命，主要表现为每个个人思想领域里的革命，其次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革命。而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最为和谐，最为人性的关系，只能在公有制或集体经济体制中形成。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
据薄一波晚年所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回忆录中这样记载：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把解放区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等领导的批评，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认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用互助组与合作社的办法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是一种左的表现。要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后才能实现合作化、集体化。然而毛泽东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和薄一波的观点，指出他们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成农业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
薄一波这样回忆到：“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我们。毛泽东就是用‘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后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个观点，说服了我们。”
就是由于被毛泽东说服了，因此薄一波认为：“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前提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抗御自然灾害方面，都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在农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上，毛泽东用集体经济体制下共同劳动，共同分配，互相帮助这样的方式，逐渐消除了人们的私有意识，从而构建起了最为和谐，最为人性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在工业生产的生产方式上，毛泽东更是以“鞍钢宪法”这样的形式，高度肯定“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样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这样的管理模式，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更是缩小了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
由于生产方式的革命，特别是由于人的思想认识的提高，因此在毛泽东的时代，我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大寨人，在大灾之年，硬是做到了“三不少”和“三不要”。而大庆人，更是凭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大庆油田。从而把我们中国贫油的帽子，远远地甩到了太平洋里。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崇高，最为纯洁，最为丰富，最有意义的价值体系。
拯救了亿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改变了中华民族挨打受辱的屈辱命运，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伟大进步的毛泽东，却始终认为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毛泽东还更是向全党和全军提出了这样的一条价值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曾经深情地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因此，毛泽东的价值观，就是一切都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核心。就是人民至上，无私奉献，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宏大，最为博爱的世界观。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毛泽东的世界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立足于现实基础之上的世界观。而且毛泽东的世界观，还更加具体。在毛泽东看来，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是平衡的，但是民族不分大小，国家不分强弱，应该一律平等。毛泽东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认识，就是你追我赶，共同提高，一起到达幸福的共产主义彼岸。
毛泽东的世界观，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就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强大的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毛泽东的方法论，主要就是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灵活运用。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思广益，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胸中有数。就是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转化。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我们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譬如冷战时期，在不仅我国面临着来自美国贺苏联的严峻威胁，而且全世界也都处在美苏两大阵营在世界上到处争霸这个矛盾中的时候，毛泽东就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而“三个世界”的理论一经提出，苏联总理柯西金从越南的河内到我国的北京，追着、赶着周总理要求会见;广大的亚非拉弱小国家，马上就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而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的总统尼克松，更是不得不到北京来，在毛泽东面前低下了他那颗硕大的脑袋。就是由于能够无往而不胜，因此毛泽东思想，才会被称为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豪迈，最为壮丽的人生观。
与汉族社会中传统的明哲保身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生观根本不同，毛泽东的人生观中，充满了反对压迫和剥削的这种人人平等精神，充满了“泰山压顶腰不弯”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充满了宁死不降的这种视死如归精神，充满了除暴安良的这种侠义精神，充满了互相关心和互相爱护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坦诚与真诚精神，充满了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这种革命现实主义，充满了“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充满了“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了“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这样的伟大民族。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的人民军队，更是成为一支“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样的伟大军队。特别是毛泽东更是用他那“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就是死得其所”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样的生死观与豪迈气概以及他本人和他的家人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解决了汉族社会从来没有解决得了的生死观问题。
就是由于解决了为谁而战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解决了为谁而死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解决了死得是否其所的这个问题，因此同样是中国人所组成的军队，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寇打得是“闻风八十里，枪响一百二”。而毛泽东的共产党军队面对凶残的日寇，却“端起了土枪洋枪”、甚至是“挥动着大刀长矛”这样极其原始的武器，毫无惧色地迎击了上去。
就是由于有着这样最为豪迈，最为壮丽的人生观，因此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为了拯救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为了拯救全人类，毛泽东不仅呕心沥血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更是把自己的家人全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六位亲人，先后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
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情感基础。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必须要有一个神或是伟大的英雄人物，以作为民族凝聚的象征性符号。而毛泽东，就是中华民族凝聚的这个象征性符号。
一九四九年秋，新疆和平解放了。尽管是和平解放，但新疆却也和祖国内地一样，马上开始了土地改革。
出生于一八八三年的库尔班•吐鲁木爷爷，是一位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在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库尔班•吐鲁木爷爷始终遭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后，库尔班•吐鲁木爷爷和全国各族的农民一样分到了土地，从此这才摆脱了被剥削和受压榨的悲惨命运。自从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通过干部们的宣传，库尔班•吐鲁木爷爷不仅从心底里感激毛主席，而且一生都未曾到麦加去朝圣的库尔班•吐鲁木爷爷，还更是准备着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为此，库尔班•吐鲁木爷爷年年努力生产，并在自己的劳动果实中，精心地挑选着准备献给毛主席的礼物。在准备好了献给毛主席的礼物之后，一九五五年，已经七十多岁了的库尔班•吐鲁木爷爷在打好了上百斤的馕以作为一路上的食物之后，于是便带上礼物骑着毛驴，要到北京去拜见毛主席了。后来，就有了那个传扬至今的发生在库尔班•吐鲁木爷爷身上的感人故事。
在毛泽东的时代，不只是库尔班•吐鲁木爷爷对毛泽东有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全国各族人民，无不对毛泽东深怀感恩之情。直到今天，在祖国的内地对毛泽东的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情况下，广大的藏族同胞却仍然认为毛泽东就是文殊菩萨转世。许多藏族同胞的家中，仍然还在供奉着毛泽东的画像或是塑像。特别是那个不仅背叛了祖国，而且还更是大搞民族分裂活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更是至诚至深。二○○九年在窜访日本期间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泽东时，十四世达赖喇嘛这样说到：“毛主席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我时常会从内心深处感叹他充满自信的领导力。同时，我还能感到他那贤明的理想。”直到二○一二年的六月，在参与英国BBC电视台的安德鲁•玛尔访谈节目谈到毛泽东时，十四世达赖喇嘛仍然这样说到：“他(毛主席)象一位父亲一样在我面前出现，并且视我为他的一个儿子，(我们有)非常好的关系。”
一个民族，尤其是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在国际社会树立起崇高的道义形象，必须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必须要敢于主持国际正义，必须要能够主持国际正义，必须要毫不犹豫地去主持国际正义，必须要彻底铲除西方文化中弱肉强食的这种兽性法则，必须要在全世界树立起民族不分大小，国家不分强弱而一律平等这样的人性理念。而要树立起这样的人性理念，中华民族首先就必须要有担当，就必须要敢于并能够在世界上，除暴安良。
由于弱小，朝鲜这个民族可谓是历尽了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朝鲜被日本占领、吞并了长达五十年的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英美等三大盟国由于体念朝鲜人民深受奴役之苦，允诺在打败日本之后，恢复朝鲜的独立。然而在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协定”中，美国和苏联却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在共同打击日本的名义下，决定分区占领朝鲜。于是美苏两国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将朝鲜一分为二。从此，朝鲜人民尽管刚刚摆脱了遭受奴役之苦，却不得不又要承受骨肉分离之痛。因此追求朝鲜的统一，是朝鲜南北双方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
朝鲜内战爆发之初，我国只是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希望全体朝鲜人民能够用非战争的方式来结束分裂的状态，因而并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支持北朝鲜。一九五○年九月十五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大举登陆，开始侵入了北朝鲜的领土。然而由于此时南朝鲜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了美军，所以联合国军中又掺杂了大量的南朝鲜部队。由于朝鲜战争本是一场内战，于是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一九五○年十月三日，周总理代表新中国通过印度驻我国大使向美国才发出了这样的劝告：如果是南朝鲜的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那么由于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属于内战，因此不管战局如何，新中国绝不干涉。然而如果是美军越过三八线，那么不管是以什么名义，实际上都是在明火执仗地侵略北朝鲜，因此新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理，将断然出兵与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抵抗美国的侵略。
周总理代表我国所发出的这一劝告，充分体现了人类世界的正义。然而对我国的良言相劝，吸吮着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而长大的美国人却根本就无法理解。特别是此时刚刚才结束了百年挨打的屈辱历史而立国仅有一年时间的新中国，在面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时，是否有足够的维护人类世界正义的勇气和能力。对此，美国人觉得他们是完全有资格去做出否定判断的。于是，对我国的善意劝告，美国人似乎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因此不仅迅速地挥军向朝鲜北部疯狂地进犯，而且还更是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从而这才引爆了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建立才仅仅一年因而力量十分羸弱的中华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但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告诉全世界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并捍卫真正的正义，中华民族宁可付出再大的民族牺牲，也要始终坚定地站在弱小的一方，去反抗大国的霸权。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撤离了朝鲜，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以表示自己不在朝鲜半岛上谋求任何的利益。新中国的这一做法，充分地体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我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大国，而且还更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战胜过美国的国家。朝鲜停战后，尽管美军仍然还赖在南朝鲜不走，但是由于战火已经熄灭，于是我国毫无保留地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了朝鲜。用完全尊重朝鲜人民自己意愿的这种方式，坚决恪守着自己绝不干涉过别国内政的这个承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以及中华民族为此而付出的巨大的民族牺牲，让自欧洲国家开始了殖民化以来，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已经看惯了西方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做法的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都知道了人类世界还有人性文化的存在，都知道了什么才是人类世界的正义，都看到了反抗就殖民统治和大国霸权主义的可能，从而极大地鼓舞起了他们反抗旧殖民统治和大国霸权主义的勇气和信心。于是，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旧殖民统治和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并终于汇集成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
而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宣告了旧殖民时代的彻底结束和大国霸权主义时代的开始崩溃。
从一五○○年前后开始，随着由哥伦布、迪亚士和麦哲伦等开启的“大航海”的序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后来的美国和日本也开始了在全世界到处进行殖民扩张，从此，世界进入到了殖民化的时代。
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不仅使欧洲的这些殖民国家的物质力量得到了迅速增强，而且也使得他们原本在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而孕育出来的兽性迅速膨胀。由于兽性的膨胀，因而导致了这些殖民国家内部彼此间的冲突不断，于是又产生了大国的霸权。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霸权开始走向了它的第一次顶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和美、英两国联手战胜了德、日、意法西斯的这一结果，使世界不仅进入到了两个阵营的时代，而且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大国霸权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尽管有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参与，但是由于出自西方兽性文化的那种民族利己主义的本性和输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所以苏联在战后世界格局的安排中不仅没有抵制美、英所推行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做法，而且还更是与美英两国通过秘密交易的方式，参与了对世界的瓜分。朝鲜内战的发生，就是美苏两国奉行大国霸权主义对世界进行瓜分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中华民族却用抗美援朝战争的辉煌胜利，告诉了全世界所有的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人类世界不仅真的有正义的存在，而且还更是有能够战胜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的人性文化的存在，还更是有要坚决捍卫人类世界正义的中华民族的存在。人类世界只要有了能够战胜兽性文化的人性文化，那么就能使全世界的所有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都看到和找到走向未来的希望与方向。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样迫使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不得不承认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存在的同时，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那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
自从殖民化时代开始以来，把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当做是天条的欧美国家及日本可谓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然而当欧美国家及日本在打遍了天下之后，却在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的驱使下，不仅又开始了同类之间的相残，而且还更是曾经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的世界大战，不仅给全世界的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而且还更是严重地伤及到了欧美国家及日本的自身。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大英帝国从世界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了下来，而且还更是导致曾经号称是“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历时三百年才构筑起来的殖民体系的彻底解体。三百年征战的恶果瞬间灰飞烟灭，从此英国人不仅又只得龟缩回了英伦三岛，而且还更是沦为了美国人的跟班和。残酷的现实使得这些欧美国家意识到，如果沿着这种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那么自己最终也必然要为这种兽性文化所反噬。然而此时人类世界尽管早已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这个迄今为止人类世界最为先进的思想和最为科学的理论，但却还没有能够找出彻底战胜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的有效方法。而抗美援朝以及抗法援越和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使得欧美国家不仅不得不承认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存在，而且还更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面前，感受到了自己的那种自古以来就奉为了是天条的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的邪恶与丑陋。特别是从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上，这些欧美国家也看到和找到了自身以及全人类能够一同走向未来的希望和途径。也只能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才会有了曾经把维护兽性文化理念当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的西方世界霸主美国的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我国的时候，在与我国共同发表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的美国方面声明和双方声明里的这样表述：
“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只有认识到了什么才是人类世界的真正正义和接受了毛泽东所创立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因此曾经灭绝了印第安人，曾经贩卖过黑奴和鸦片，曾经吞并了夏威夷，曾经殖民到菲律宾，曾经把整个美洲都看作是自己的后院而不许任何人染指从而把弱肉强食的兽性文化，都推向了极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美国，才会有上述这样的认识和转变。所以，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
毛泽东和鲁迅，都为中国人民，都为中华民族，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特别是他们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成就，使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神与圣。然而就象那些得道的高僧无不认为佛只念经而并不拜佛那样，毛泽东和鲁迅这两位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奋斗了终生的同时代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化巨匠，却竟然从未见过面。因此毛泽东和鲁迅，才称得起是真正的神交。这可能是天意，但也更可能是中华民族、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和那个时代对他们的要求。
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绝了党的最高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到党中央机关去工作的邀请，而是选择了到穷乡僻壤的湘赣边，去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当年的中国革命，不仅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而且还更是迫切需要一条能够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具体道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则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处理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同苏联的特殊关系，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独立创造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以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而且也更需要开辟出一条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具体道路。而这两个方面，在当年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却只有不仅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超凡智慧，而且还更具有超凡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具有敢于牺牲精神的毛泽东，才能做得到。是到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的党中央机关去处理同苏联的特殊关系，还是到凶险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去为中国革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具体道路，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所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只要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创造一种理论并开辟一条具体的革命道路从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自然也就能够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遵义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如果毛泽东随党中央机关躲藏到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那么相互仰慕的毛泽东和鲁迅，肯定会想方设法地去结识对方。然而假如毛泽东真的随党中央机关躲藏到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独特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国革命胜利，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毛泽东和鲁迅，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神与圣。
曾几何时，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勇痛歼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在抗美援越战场上轻松教训美帝，在中苏边境痛击苏修的中华民族，却由于在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并否定了毛泽东之后仅仅十几、二十几年，就沦落到了货轮被扣，飞机被撞，大使馆被炸，外交官被打，在南海问题上惨遭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肆无忌惮的轮番戏谑这样的程度;不堪回首，在毛泽东时代骄傲地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的工农大众，当下却又沦落为了象阿Q、祥林嫂、闰土和华老栓那样麻木不堪的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难以言表，当年那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中华民族，如今却又出现了藏独、疆独和蒙独。直到这时，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这才普遍认识到了鲁迅的伟大，这才真正感受到了毛泽东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之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守护之神，就是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拯救之神。于是，在庙堂之上为了祭孔又纪孙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主流社会仍旧还刻意淡化，特别是在反动势力、尤其是汉奸文人仍然肆无忌惮地矮化、丑化、妖魔化毛主席的情况下，却无比虔诚地把毛主席，一步一步地迎入了自己心中神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