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伏牛石

一个政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能否自觉自愿地恪守并践行本党的党性原则，是检验一个政党是否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也是检验本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试金石。尤其是旨在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共产党，更应该并且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无论它有多么崇高伟大的革命理想，无论它有多么激奋高涨的革命热情，它的奋斗理想与革命宗旨最终都是难以付诸实现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近百年的革命实践中，所经历的许多残酷的历史教训都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连续担任几届中央总书记。若论建党前后那段时间里对党的贡献来讲，陈独秀居功甚伟，罕有人可比。可细细探究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革命实践和遭受的重大挫折，无论陈独秀怎样为自己辩解，也无论哪一个陈独秀的崇拜者怎样为陈独秀进行辩解，中国共产党初期的革命失败，陈独秀都难辞其咎。正是他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和对国民党一味的信赖与妥协，才造成了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在孙中山死后不就接连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使得三十多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假若陈独秀当时能够坚持贯彻党的基本原则，把自己的一切言行纳入到党的组织原则之内，摒弃家长制作风，虚心接受党内同志的正确意见，及时调整本党那个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和新挑战，把自己的战略眼光放长远一点，把革命事业的斗争需要看现实一点，把共产党人最终的奋斗目标与现实斗争需要结合得紧密一点，那他就不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不会把党的事业看做是自己的家庭作业那样，动辄对党内其他同志采用那般粗暴独断的家长做派，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遭遇的巨大损失。实事求是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初的种种表现充分证明，他只能做一个暂时的革命鼓动家甚或至于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党的理论家，而绝对不可能成为共产党队伍里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家，更不能成为一个带领本党实践自己最终奋斗目标的卓越领袖。

至于王明博古等人，虽然对他们的革命热情与革命品质我们不能妄加分析或者加以无端质疑，但他们的党性原则留给人的印象并不像他们机械呆板地固执偏见于对革命十分有害的左倾教条主义那样执着坚定。他们自以为自己去过苏联，读过马列原著并能一字不差背诵其中的主要章节，面见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各个领导人，当面接受过这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垂询与教诲，在他们思想深处就认为自己得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真经，就可以拿过来不加变通地在古老中华大地一朝取得革命的成功。他们盲目照搬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并把这看做中国革命能够取胜的金科玉律，并顽固排斥与他们意见相悖的其他党内领导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事业继陈独秀之后再遭重创的主要原因。共产党的党性原则决不允许个人凌驾于党的领导集体之上，任何党的主要领导人甚至最高领导人都要成为党性原则上的自觉维护者和坚定实践者。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排斥，说狠点，完全是出于他们心中存留着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冒犯的自私偏狭。由于毛泽东敢于仗义执言，敢于坚持真理，于是就招致博古李德他们的老大不舒服与不高兴，他们不仅粗暴解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还把他远远打发到他们自以为眼不见为净的偏僻地方搞调研。可就是他们的这种毫无党性原则的的作为，使得红军屡遭挫折，使得原本日益兴旺的苏区革命事业蒙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开始无可奈何之下的所谓战略大转移。如果在中央苏区，博古他们能够坚守党性原则，不以领导职位之尊为尊，虚心听取毛泽东和一线指挥员们的正确建议，继续采取之前已经行之有效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巧与周旋，然后抓住敌之漏洞集中兵力予以打击，苏区的革命事业就不至于陷入被动挨打的坚窘境地。

王明的致命错误不是他没有革命的理论，而是他没有自己独到的革命理念与革命策略。他当年听命于对中国国情并不了解的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博古他们机械照搬苏联革命成功那一套经验来进行中国的革命实践，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抗战爆发后，遥控指挥中国革命的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到国内后，继续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继续跟中央作对。令人奇怪的是，他的思想行为由当年的左倾一下子滑到了右倾，并且还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他一点也不讲党性原则，把身为下属的长江局当作自己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舞台。他背着中央自作主张，私自代表党中央无原则向国民党表态，似乎一个心眼儿要跟国民党蒋介石融为一体。由于他的蛊惑煽动及其产生的恶劣影响，曾使得党中央与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与主张难以得到顺利实施。如果不是毛泽东再次于危急关头，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与之进行党内辩论，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谁知道后来会走偏到哪种危险境地？

细细说来，中国共产党内最不讲党性原则的人并非是陈独秀王明他们。几乎把中国革命陷入人为覆灭境地的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谁都知道，张国焘当年受中央委派在鄂豫皖一带坚持革命斗争，几乎同时期他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也和中央苏区一样遭受到反革命围剿。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放弃了这块红色根据地，带着剩余的革命力量来到了巴山蜀水，趁蒋介石一个心眼剿灭中央苏区的空隙，张国焘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飞速发展，军事力量也不断壮大。当中央红军历尽千难万险摆脱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狂轰乱炸与围追堵截后于他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自恃有地盘且人强马壮的张国焘便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党性原则，心里油然而生出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旧军阀观念。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制定了北上陕甘抗日救国的总体目标和两军联和扫清北上障碍的松潘战役计划。会上，张国焘虽对中央的计划心存芥蒂，但还是勉强举手同意了。然而，此时的张国焘野心已经膨胀，党性原则已经逐渐淡化，他回到驻地后便一再拖延中央的战略规划，并以统一领导为名或直接或委婉地向中央要权。他唆使自己的部下给中央发电，公然要求中央推荐他当中革军委主席。为了加强团结，毛泽东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动员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又增补四方面军几位高级领导分别进中委、军委和政治局。但张国焘依然不满足，又以种种理由抵抗延迟中央命令，提出与中央战略部署完全相悖的进军主张，并提出什么要南下攻打成都或西进青海新疆的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拖延对抗中央已经定型的北上战略主张。在中央反复说服劝说下，张国焘已经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党性原则，公然率军南下，并给陈昌浩等人发电要开展什么党内斗争，并暗示陈昌浩拘禁中央主要领导人。原本两军会师后所有人都看好的光明前途，一下子被张国焘笼罩上了低沉的乌云。如不是叶剑英及时发现了张国焘致陈昌浩的电报，并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已经决定铤而走险的张国焘，恐怕真的就要彻底断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好在毛泽东临危不惊处置果断，在与中央核心领导层紧急商议后，毅然连夜率领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有关人员开拔北上，这才避免了张国焘有可能造成的红军内讧与火并的危险。当张国焘丧心病狂地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以后，他的党性原则已经荡然无存了。为了团结，为了四方面军几万将士不至于沦为张国焘个人私心野心的工具，毛泽东力排众议，虽对其予以批评教育，但仍然以同志对其称呼，仍然耐心规劝其迷途知返。在毛泽东的丰富内心世界里，任何努力只要能达到党内最终的团结，他都是愿意尽百分努力而力为的!

张国焘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大搞分裂主义宗派主义，行使封建旧军阀作风的恶劣行为，险使中国革命弥足珍贵的剩余的火种灭绝于空旷荒凉的川北一隅。由此看来，一个具有再伟大理想的政党，如果自己的党内出现了丧失党性原则的高级领导者，它就随时面临走向覆灭的危险。

必定中国共产党内像张国焘那样利欲熏心的人是为数极少的一些，而不计个人名利时刻坚守党性原则的人仍然占据绝大多数。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事业才能历尽艰险，最终走向光辉的巅峰。在那个危急存亡时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走恩来、朱德、张闻天几位党的最高层领导。在张国焘一点不讲党性原则向党要权的时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泽东建议，把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了张国焘;朱德更是对党的事业忠贞坚毅，丝毫也不妥协。当张国焘裹挟他一同南下后，他不失任何时机与其斗争。当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威逼他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时，他义正词严地说：朱毛，朱毛，外国人都知道猪毛是一体的。哪有朱离开毛的？当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四川与面临困境的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及时与贺龙、任弼时等人取得一致意见，并竭力说服四面军指战员认清形势，响应中央号召，北上抗日。在大家的一致努力下，最终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接受集体意见，勉强赞成二、四方面军一同北上陕甘的主张。尽管到达陕甘后，张国焘再次改变主意试图率领四方面军按照自己的意图继续西进，但那时候遭受南下重创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已经不再唯张国焘之命是从了，在中央和二四方面军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还是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在挫败张国焘分裂主义图谋后，对朱德大为赞赏，称他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张闻天是当时的中央总负责，在张国焘伸手向中央要权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愿意让出自己的总书记一职以求团结。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出于对革命大局的久远考虑，坚决拒绝了他的想法。周、张、朱三人身为党和红军中威望很高的高级领导，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一个个都表现出了崇高的人格魅力与超凡节操，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极具坚强党性原则的革命信念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这都是值得任何时期下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们学习追求的优秀品质。

长征中最先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原本是留守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四方面军的一支队伍。这支队伍指战员的平均年龄十七岁左右，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吴焕先、徐海东都是年不到三十的红色政权中优秀党政军领导人。这支队伍的表现出来的大局观念和牺牲精神，在当时以至未来都永远值得所有共产党的各级党政组织与军队学习。他们在奔赴陕甘的途中，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川北地区，并且得知中央红军的目的地也是陕北。他们当时的唯一心愿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测援中央红军北上。于是，他们转战于中央红军北上后有可能要经过的西兰公路两侧，主动出击，牵制敌人的力量，试图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中央红军的顺利北上。为此，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支队伍里被誉为队伍军魂的吴焕先政委，就是在这个时段内英勇牺牲的。为了党的事业，宁可牺牲自己的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成就了红二十五军伟大的名字和不朽的事业。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们艰苦转战一个多月，以公开的方式吸引敌人力量，希望减轻中央红军北上的压力。最后在一点得不到中央指示也听不到中央音讯的情况下，他们实在难以抵挡数倍于自己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得已遗憾转身奔向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

当中央红军最终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徐海东的带领下，热烈欢迎自己梦寐以求的党中央。他们像离家很久的孩子见到了久别的母亲，个个喜极而泣，并主动要求归建中央并接受中央调遣。刚到陕甘苏区的中央红军，当时的经费极其短缺，当毛泽东派人到红二十五军希望暂借点军费解决临时之需的时候，徐海东叫来军需处长询问自己的家底，当军需处长说尚有七千大洋积蓄时，徐海东立即慷慨吩咐，给中央红军五千块，自己只留两千块。徐海东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度党性原则与张国焘的恃强凌弱自恃其高的自私偏狭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大为赞赏。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是长征到达陕北所有红军队伍中最早的一支，也是所有长征队伍中唯一落脚陕北时部队人数多于出发时的队伍。他一旦与中央红军会师，没有像张国焘那样以自己暂时的优势要挟中央，向党要权要利，而是自觉自愿接受中央领导，和张国焘形成了极大反差。

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就是有了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徐海东这样无数几句坚定党性原则的高级将领和高级领导的率先垂范，有了他们不仅个人名利得失甘愿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一切的崇高风范，才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最终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党性原则能否有效坚持，是党兴衰成败的根本。一个政党的强大与否，绝不是看它的人数有多少，也不是看它的表面力量有多强大，最决定其能否胜利的主因，就是看这只队伍里所有的人是否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有了坚强的党性原则，全党就会凝成一股绳，就能无坚不摧，无事不成。前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和卫国战争胜利时候的党员数量，是其彻底灭亡时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都不到，可那时候数量极少的共产党人却以一当十甚至当百，全凭着对信念的执着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无往而不胜，创造出了令资本主义世界都感到末日来临的惊恐感觉。倒是它的党员人数在达到国家全部人口十分之一的两千多万之时，一夜之间它便如大厦轰然倒塌，眨眼间就从地球上蒸发无存了。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出过叹息，偌大一个苏共，两千多万名党员，面临本党灭亡之际，竟无一人站出来表示过反对，更遑论有谁愿意为之献身。竟无一人是男儿式的尴尬毁灭，成了苏共最大的悲剧。

今天，中国共产党为了汲取国内外政党毁灭的历史教训，出台了一系列党的组织纪律条例与规则，为的就是免蹈历史覆辙，不为后世留下哀惋的笑料。党的章程是好的，党的奋斗理想是高尚伟大的，党的核心层的大多数基本上是能够恪守本党纪律规则与章程的。问题的关键是，你领导下的队伍如何呢？你领导下庞大的八千多万党员队伍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们，有几个能达到你的殷殷期望呢？你是否了解，他们中多少人真的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你是否知道，他们中有没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或者甘于献身的人？你清楚不清楚，他们中有多少是列宁斥之为投机革命胜利的王八蛋？其实这一点，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党中央更应该是心知肚明。只是大家都不愿或者不敢把这皇帝新装式的大白话戳破罢了。

真的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的党员队伍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如果让大批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以此壮大党的队伍，不仅不是政党的幸事，反而是导致政党走向覆灭的巨大灾难。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不可不牢记。

中国共产党面对自己八千多万人数的党员队伍，不知党中央是欣喜还是担忧？其实，作为基层百姓们，把这一点看得最清楚。当流氓黑道摇身一变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的时候，当一点人性都不咋讲的资本家们一个个都成为共产党组织里成员的时候，谁能保证他们会有一星半点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谁能保证他们会有丝毫心思或兴趣赞成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全民的共同富裕？

张国焘那时候丧失党性原则，影响的是共产党人革命不成和希望破灭;今天的诸多甚至太多的所谓共产党员们，根本就不存在丝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更谈不上有丝毫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了。鬼才相信，他们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性质的坚定维护着和践行者!

被人欺蒙不是最大的可悲，最大的可悲是自欺欺人。惟愿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面对自己严峻的内部形势，再也不要讳疾忌医，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