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党的三次重大道路抉择

赖瑜鸿 鲁宪甫

红军将士的大型群雕、长征大事串起的浮雕走廊，牵引着观众对于长征的历史追寻，同样能牵动人们沉思的，是那一张张决定红军命运的会议桌

长征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每一步进退，每一次决策，都是思想路线的激烈碰撞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生命线胜利线

——透过“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长征主题展览感悟党的三次重大道路抉择

会议桌上的长征。 图表制作：李振华

翻阅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一边打仗一边频繁地开会。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先后召开了32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反映了党在各个阶段的重大抉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9月23日，“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拉开帷幕，展出各种照片275张、文物252件，其中一部分还是首次展出。10月中旬，记者走进长征展厅，透过这些珍贵的照片、文物，回顾长征途中党的三次重大道路抉择，探寻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思想轨迹。

结束“左倾”错误，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这是1934年11月的两份电报。一份是蒋介石要求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手令：“党国命运在此一役”。一份是中革军委急电：“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湘江，但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究竟应该往哪里去？

“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在失败时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讲解员介绍说，血的教训激起红军将士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愤恨，强烈要求改换领导，端正军事路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连续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

画照《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拍案而起，向“左倾”路线和洋顾问发出了第一声“不”。在油画《黎平会议》前，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是通道会议悬而未决的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紧迫问题，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坚决主张中央放弃北上原定计划，向遵义地区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就此作出决议。在12月31日夜召开的猴场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意见，重申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

在遵义会议展区，记者看到展区的一角陈列着一个挂钟，指针停留在8时35分的位置。工作人员介绍，这是遵义会议召开时挂在会场的挂钟。展区的另一角，还原遵义会议开会时的小客厅引来了不少观众驻足凝望，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20把椅子摆成了一个椭圆形，地板上还烧着一盆炭火。1935年1月15日晚，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这个小客厅召开。会上，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从此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在扎西会议展区的文物展柜里，有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发布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了解，1935年2月8日，党中央在云南扎西地区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起草了这份2000多字的重要文件。随后，张闻天在苟坝主持政治局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展厅陈列的照片上已经看不出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年轻政党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足迹。

谈起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来自湖南湘潭的退休干部陈建国认为毛泽东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毛泽东之所以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和不断巩固，就在于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正确主张，同时也在于党和红军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坚持北上方针，坚决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到底

“这就是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召开的地点，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多月前去过这里……”在照片《两河口会议旧址》前，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的78岁老人雷兴鸿正在给72岁的老伴吕海群讲述两河口会议召开前后的故事，两位老人在今年夏天靠着一辆旧摩托车历时3个月完成了重走长征路的梦想，每到一个地方，他们认真参观了纪念馆、会议旧址，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

听着老人朴素的言语，记者的思绪不禁回到了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方针，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党中央于26日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领导和团结，坚定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展柜的显著位置，摆放着一份张国焘致电中央放弃北上、主张南下的电文，仔细读后发现，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想避敌主力、南下川康，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政治图谋。

党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用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都坚持了北上的决策。张国焘在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继续坚持北上方针。会后，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从通道会议到俄界会议，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路线不断得到巩固。”军事博物馆文物库房主任孙成智告诉记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军事战略方针，战胜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毫不动摇地坚持北上方针，引领红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转变政治路线，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935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为陕北。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召开了吴起镇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结，开创了党中央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参观人群中，一位中学老师给学生们讲起了毛泽东写给彭德怀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原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敌骑兵四个团追了上来，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这场战斗，他利用有利地形和灵活战术击溃了敌军。战后，毛泽东闻讯而喜，赋诗赞扬。

危难之际显担当。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与此同时，经历过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实行战略策略的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

在瓦窑堡会议展区，来自武警北京市总队某师的不少官兵在一级展品——周恩来手稿《目前任务》前驻足良久。“瓦窑堡会议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党领导全国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奠定了政治基础。”该师政委吕宝强激动地说，这次战略方针的转变,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走向成熟的表现。

记者翻阅留言簿，一位署名“院校教员”的观众这样写道：长征的胜利，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正确实施战略转变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资料整理：卢军）

对话军事专家金一南、徐焰

——生死关头的道路抉择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兵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除了对光辉胜利的歌颂、仰视，我们的钦敬，更应该来自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洞察先机、举望未来的道路抉择。

是什么让这支队伍一次次从近乎毁灭的打击中转危为安？长征的胜利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伟力与真谛？为此，记者专访了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徐焰教授。

“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来自历史的偶然，怎么理解这一观点？

徐焰：向先辈致敬重在客观、求真。长征胜利不是天赐机缘，而是源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感时忧国的探索真理之路，源自于生死抉择中的引领与追随，源自于革命的正确路线的胜利。它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它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那个时候战略转移，就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的认识，必须得挽救中国革命这支最后的力量。

金一南：中国革命太难投机了，所以才有触目惊心的嬗变和大浪淘沙。说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依靠运气和机缘的人，怎么解释30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已不足3万，却将长征变成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实现惊天地泣鬼神的凤凰涅槃？1949年全国解放时，党员人数接近400万，牺牲的党员烈士也将近400万，世界上哪一个政治团体曾经付出过如此沉重的代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资格，是领导社会主义岿然不动的基础。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

记者：提起长征，人们就会想到冲破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勇气。在一次次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红军坚持独立自主、唯实创新的？

徐焰：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开始。虽然不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议前后党的指导思想由教条主义占主导逐渐变为实事求是占主导，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金一南：当年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徐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让这个仅有骑兵师参谋长作战经验的外国人，一跃成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太上皇”。建设一支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建立起一支攻击型的、正面作战的红军，这种建设党和军队的模式，完全违背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所以，在历史机遇到来时，中国革命再一次选择了毛泽东。

金一南：毛泽东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一条就是，他的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军阀混战，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发生革命的这一条件，从最薄弱的环节切进去，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特性认识透了。再好的理论方略，如果不与国情、实际相结合，就永远是空中楼阁。

“道路决定命运，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记者：你们心中的长征是什么？对今后走好新的长征路有哪些启示？

徐焰：长征的胜利不仅是“长征精神”的胜利，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路线先后战胜“左”倾教条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胜利，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得出结论——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金一南：长征不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优秀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它与我们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已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