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价值基础与思想原则，往往源于国内国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关系到国内国际双重秩序的建构。这在中国与美国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均得到充分彰显。本文拟在内外双重视野中探讨中国的革命建国问题，特别通过与美国立国相比较，简论新中国立国的社会主义理由。 

一、新中国以社会主义立国

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问题，在根本上源于传统王朝政治秩序遭到西方现代国家进攻时所发生的全面危机。与此前中原王朝遭受的外来侵犯相比，清王朝的此次遭遇截然不同：西方列强不仅远比北方蛮族在技术、军事上更加强大，还带来了足以颠覆君主政制的政治文明，使中国政制不得不经受深刻反思，以重新确立其正当性基础。

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推翻君主政制，建立共和政制。而所谓“共和”，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主”的代名词。只不过像美国革命所推翻的君主政制，乃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的君主政制，中国人却要像法国人一样推翻自己的君主政制，这就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场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特别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并非推翻满清统治，而是抵御外国侵略，这就使中国革命因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显得更为激进。

中国的“民族革命”以“民主革命”的方式进行，而所谓“民主革命”，最根本的就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最大程度地发动民众，重新唤起中华民族的整体力量，以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权利与自由。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乃至俄国革命相比，这是中国革命最为特殊之处。

中国革命所要建立的新国家，乃是不同于此前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它所立足的正当性基础也是现代的。而中国传统思想并不足以为中国革命提供它所需要的正当性论证，它需要从传统之外、乃至从西方借用新的思想资源，甚至为了否定君主政制而不惜以新的思想资源来否定中国传统。

中国最终选择的是以“社会主义”立国，即把“社会主义”作为建构现代国家的价值基础与理论指导。其中有深刻而复杂的理由。

首先，社会主义最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

要真正进行“反帝反封建”，必须充分发动广大民众与社会上各种力量，调集一切具有积极活力的因素。这意味着，任何一种革命方案与建国方略，要完成历史交付的答卷，必须具有能够辐射到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才行。清廷不得已而进行的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之后进行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总统制或议会制试验，均以失败告终。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它们都不能号召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而社会主义适足担当此任。

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特别代表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故而，它能够尽可能地调动起中国社会的革命力量与积极因素。

其次，社会主义提供了现代中国的转型目标。

虽然中国在近代逐渐衰落，此前却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若以文明程度论，中国更是整个世界硕果仅存的文明古国。这一切，注定了中国具有强烈的自尊与伟大的抱负，也注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根本任务，乃是自我更新与自我再造，以使文明古国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中国绝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尾随者而存在，更不会愿意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中国的革命建国，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坚定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主义正契合中国的这一需要。中国要走的现代化之路，其原初意图已包含着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有所超越。不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者并没有具体描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开放的。它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意味着人类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而“中国”也是开放的。传统的王朝国家业已终结，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但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却未定型。

再者，社会主义也契合传统中国的文明理想。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自身即有社会主义的传统渊源。中国很早就告别了贵族主导的社会形态，自春秋末期，平民阶层就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中国社会的最高理想，便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形成一个亲睦协调、团结有情的和谐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从来都是中国人的美好梦想；而源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被中国吸收借用，自然与此有关。

同时，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思想产物，故而它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在根本上，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克服与超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依然主导的当下世界的克服与超越，也就是通过探索另一种更好的现代化方式来担当全人类的命运，为人类寻求一种更加美好的共同生活方式。这也符合中国文明传统的“天下情怀”。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中国立国的社会主义理由，我们对中国和美国的革命建国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是内外危机不同；二是革命形式也不同；三是立国原则因此也不同。

二、中美比较：内外危机不同

在建国时，中国和美国同样面临内外危机，但中国的危机要更加深重。

首先，北美殖民地主要由英国移民创建，在种族、语言、习惯、法律、政制等方面，都与母国具有极大相似性，长期以来，殖民地的发展也多得力于母国的保护与支持。只是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意识逐渐独立，并与母国有分离之势的情况下，母国才对其制定具有剥削与压制性质的政策。

而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所受到的外来侵略主要来自完全异种族异文明的西方国家。并且从一开始，中国就是主权受到侵犯，被强行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之中。

其次，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对象只有母国英国以及英帝国在殖民地的主权与利益代表，并且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相隔万里重洋，派兵到殖民地打仗对母国并不利，而殖民地在革命中又获得了法国、西班牙等英国对手的大力帮助，这些都使美国革命面临的困难更少。

中国革命则面临更加强大的敌人，经过了更长时期，走了很多弯路，最终不得不选择走向推翻君主政制、进行全盘再造的激进社会革命道路。在清廷倒台之后，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先后与内部封建军阀势力以及国民党官僚资本势力的勾结，使得中国革命仍然艰难无比，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的征服更是使中国的危机达到极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获得的外部支持较为有限，主要依靠的是中国人民自身的觉醒与投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斗争。

再者，北美殖民地在美国革命前并无任何完全独立的国家政权存在过，更不存在任何统一的政治经验，故而没有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选择建国道路时，也就未受到历史文化的过度约束。非但如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以及“权利”、“自由”等话语，在美国革命前就已在殖民地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脱离母国君主制所带来的政治变革，反而适应了他们天生的共和主义性情，也就没有剧烈转型所导致的整体失调与巨大苦痛。

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处境与此截然相反。中国是唯一持续存在数千年而不倒的古老文明，君主政制从秦汉奠定以来历经两千多年，从未受到过实质的质疑，而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不仅失去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原来所尊奉的传统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也不再理所当然。与革命的发生必然伴随的是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够挽中国于未倒并为其带来新的天命的意识形态，也就真正成为现代中国所立足的价值根基。这一嬗变的过程，是制度与观念的普遍再造过程，是国民精神与伦理生活的重新形塑过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现实与观念两个领域，都将导致长期的冲突、矛盾以及痛苦挣扎。

这些都显示了，革命之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较之美国何等深重，所面临的挑战较之美国何等艰巨。一言以蔽之，中国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行带入由其开创并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因此发生内外危机与全盘崩溃，必须通过一场深刻的整体革命才能实现新生。而选择以社会主义立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

实际上，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政道变革的巨大挑战，正是来自美国革命所展现的政治精神。从君主政制向民主政制的变革乃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之义，这一变革的实质，也就是政治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从君主主权转变为人民主权。不管是美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必须对这一实质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否则就根本难以创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只不过，由于是美国革命开启了这一普遍的现代革命建国历程的序幕，并且成功创建了一个典型的现代国家，所以美国革命似乎也就成了现代政治精神的经典表达。

三、中美比较：革命形式不同

在新中国选择以社会主义立国之前，其他种种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在中国土壤上进行过试验，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真正开始涉及政制变革与政治价值观重塑的试验，当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但中国根本无法建立像英国或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其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掌权者的不同。

近代中国不存在像英国封建地主与新兴资产者那样经过相互妥协而联合执政的统治阶层，无法建立稳定的虚君共和的议会政治；也不存在一个像日本武士阶层那样在危机面前主动推进变革的旧制度下的实质统治力量，无法真正把士大夫的变法思想付诸实施。那个削弱君主权力且不允许君主与士人推行变法的满清上层封建统治者，既然不主动地去适应时势、创造历史，结果只能被历史淘汰。

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名义上的共和民国，但实际出现的局面却是军阀混战。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与阶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只能是政治形式的表面变迁。就像北美殖民地在脱离英国王权之后实际成为各自为政的独立邦国一样，中国在满清王朝瞬间崩溃之后处于内部分裂状态，所面临的最危险局面就是，在外部各帝国主义势力涉入并扶植代理、分而治之的策略之下，具有最高权威的中央政府无法建立起来，国家就此长期无法统一。

袁世凯试图恢复帝制的努力惨遭失败，在走向共和之后已经无法走回头路；在军阀势力掌握各地政权的形势下，无论建立的共和制度所采取的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形式，都根本无法确保中央政府的统一权威。这是因为，二者均无所需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文化基础，特别在没有强大政党组织与实力支撑的条件下，现代共和国所必需的政党政治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此外，共和观念虽然开始传播开来，但如何把民众组织起来，进行基层社会的改造，以便为共和国打下稳固的社会基础，却是更大的问题。

总之，与美国革命所面临的内外处境相比，中国革命所面对的实质对象与内外敌人，无论是外部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是内部的封建军阀分裂势力，都要强大顽固得多。这决定了中国无法像美国或英国一样仅仅通过政治革命的形式来完成自身的转型再造，而只能通过全面的社会革命来开启国家的现代建构。

实际上，英美革命是社会阶级力量发育到一定成熟程度，要求在新生的经济基础之上改造上层建筑，而旧的封建势力要么已经很大程度上资产阶级化，要么非常弱小，所以只要通过政治革命完成制度形式的变革，使得新兴统治阶层掌权就行了，然后就可以为新兴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利益服务；但像在近代中国那样经过长期旧制度统治的君主国家，既有统治阶层的力量非常强大，阻碍了新兴阶级力量与经济基础的发育成长，若不把旧的国家政权推翻，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来培育新阶级，发展新社会。而要推翻旧的国家政权，包括推翻旧的封建分裂势力以及它们所勾结的外国侵略势力，在既有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仅仅靠政治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更何况它们根本就不允许政治革命的发生。

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来唤起全社会的精英与民众，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不二选择。而其前提，是建立一个堪当此大任的能够领导革命的有效组织与力量，即政党，并且是能够广泛代表民族整体利益的列宁主义政党，而非议会政治或总统政治下仅代表少数特定阶层、出于分赃或竞选目的而形成的派系性政党。

美国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后遇到的问题是建立何种国家政权形式，而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作为美国两党的最初雏形，所代表的乃是赞同新宪法与反对新宪法的不同力量，因为新宪法框架势必会进行新的权力安排，产生新的利益格局，而这些新的权力与利益将在发动和领导革命建国的阶层中重新进行分配。相较之下，中国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本身就是无比艰难的任务，以致政治革命根本无法在不经过全面社会革命的情况下进行，即便进行了，也只能空流于形式。

由此看来，由于“反帝反封建”的程度与形式不同，中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就需要采取不同的途径，也就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思想价值的基础之上。当然，这并非说美国革命就没有发生社会动员与社会运动，就不带任何社会革命的色彩，这在任何革命中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说，与中国革命相比，美国革命所要变革的东西要少得多，所要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

最关键的是，美国革命所立足的思想价值，本就在美国社会中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甚至可说反映了美国的社会民情，而中国革命所立足的思想价值基础却来自西方，并且与中国社会民情存在相当的隔膜。故而，中国革命所要再造的不仅是“形式”（政治制度），更是“质料”（民众性格），就其终极而言，再造“形式”的目的也是为了塑造新的“质料”。

四、中美比较：立国原则不同

同样是要建立现代共和国，确立现代共和政制，美国以“现代共和主义”为立国原则，新中国却以“社会主义”为立国原则。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共和主义以自由主义为其实质内涵，而自由主义则是个人本位的，采取的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则是以社会为本位，采取的是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二者的区别，照应于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的差异，实际上也正源于二者直接目标的差异。

美国革命的直接目标，乃是出于捍卫殖民地居民基本权利的目的而推翻英帝国的统治，并把这种人人平等享有的“个人权利”上升到“自然”的高度；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则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奴役，结束持续一百多年的内扰外患、生灵涂炭的悲惨处境，重新建立国家主权与政治大一统局面。

所以，《独立宣言》开头所涉及的“民族自决权”在根本上仍建立在平等个人的自然权利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建立也是出于人民的同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卫个人权利。新中国的宪法却从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的苦难与革命历程讲起，是把整个民族作为革命叙事的主体，因为只有经过整个民族的觉醒与奋斗，才可能赢得独立主权，重建中央政府，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现代转型、整体再造与民族复兴。

不过，自由主义虽然是现代共和主义的实质内涵，却并不能概括其全部，恰恰为了维持自由主义的根本地位，现代共和主义反而需要一些非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东西才行。

而社会主义的整体主义旨趣显然会导致国家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政治精神，但“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要重新收回国家权力，归社会全体人民所有。要完成中国革命所追求的重建主权完整与政权统一之目标，恰恰需要以唤起民众对社会进行改造为前提，建立新中国的最终意旨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与民众，建立一种新社会，培育一种新文化，塑造一类不同于封建主义臣民和资本主义市民的社会主义新人。

进而言之，现代共和主义之所以需要在价值与制度上把自由主义的主体内容与非自由主义乃至反自由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是因为美国革命要创立的扩大的现代商业共和国，除了以权利与自由为其所致力的根本目标外，同样也需要追求别的目标，那就是权力与公益。后者不仅是实现前者的手段，并且本身亦堪为目的。特别是在从纯粹的国家内部视野扩展开来后，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建国者在维持共和主义价值的基础上，也追求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权力与荣耀，自诩要担负建立一个“自由帝国”的神圣使命。

而社会主义革命固然要通过推翻内外反动因素，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但建国本身并非最终目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于“社会”，是为了建立一个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同样致力于实现人的权利与自由，只不过不再局限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是要真正使得所有人或多数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自由。同时，这一建立理想新社会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而是怀有超越“国家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个更为普遍的理想社会，而这正与传统中国的“天下情怀”一脉相承。 

（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