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39年6月，叶剑英离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张元培、石磊、夏之栩等人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白祟禧、陈诚、胡愈之及日本共产党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鹿地亘等人都曾到游干班作过专题演讲，深受学员欢迎。
1938年，正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坚持片面抗战、单纯防御的路线，致使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大举侵犯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炮火硝烟笼罩广州、武汉城头。湖南面临日军铁蹄蹂躏的严重威胁，古城长沙岌岌可危。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兼统战部长、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担任长江局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于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的第三天撤退来湖南。他们在长沙、衡阳、衡山等地陆续进行了半年之久的革命活动，设立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设立新四军耒阳通讯处，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推动了衡阳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新四军耒阳通讯处的设立及其主要工作
1938年3月，王涛在完成重建中共湘南特委之后，随即来到耒阳，建立中共耒安中心县委，并立即与耒阳国民当局谈判，整编耒安游击武装开赴抗日前线。
4月，按照协议精神，在耒阳设立了“新四军耒阳通讯处”。办公地点在城南街福成酱园。实际是中共耒安中心县委机关的办公地址。同期，湘南特委派宣传部长刘伟文兼任耒安中心县委组织部长。
6月初，“新四军耒阳通讯处”更名为“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迁南马路33号办公。名称改了，但性质、任务、作用都没有变，实际上都是中共耒安中心县委的秘密办公地点。中心县委书记，即是通讯处（分销处）的负责人，先后负责的有谢竹峰、刘伟文、赖绍尧等。
他们在耒阳城乡利用合法身份，采用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及与上层人士广泛交往等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在此期间，中心县委还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6月，耒阳县政当局为了反共剿共，废撤区公所，将全县划为26个乡、一个镇，设984个保，实行“地方自治”，严格禁止共产党的行动。7月中旬，“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因出售抗日报刊，耒阳县当局以“鼓动民众，图谋不轨”的罪名逮捕了中心县委书记刘伟文和县委委员李振鹏、张萍等三人，后经上级党组织多方营救，于8月下旬释放。
1939年5月，国民党省政府迁至耒阳，接踵而来的有长沙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交警总队、陆军监狱、国民党省党部等机关团体。6月，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机关随即从城内新华日报分销处转移至金盆塘樟树下谢家村。
1940年1月初，湘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到耒阳视察工作，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赖绍尧、王诗杰等相继离开耒阳，范卓调任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书记，肖健任组织委员，李德贵任宣传委员。
4月，耒阳县政当局查封“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分销处负责人李德贵被捕，押入湖南省陆军监狱。耒阳的革命斗争再次遭到扼杀。
从1938年5月“新四军耒阳通讯处”成立，到1940年4月“分销处”被查封，短短的两年时间，“通讯处”（分销处）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1．作为中共耒阳地方组织的公开机关，利用其合法身份，与国民党直接打交道，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共产党在合作期间的权益及新四军的后方勤务；2．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保护了当地党组织的活动，使党组织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了发展；3．运用合法身份，大力组织了抗日救国宣传，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4．利用这个机会，与国民党中上层人士进行了交往，团结了进步力量，孤立了顽固派，致使国民党耒阳驻军中的几位下级军官和几个失学的大学生投奔了延安。
二、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的设立及其主要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进逼武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分两路向重庆转移，大部分在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下入湘，10月底到达长沙。随后，又分批向衡阳转移。11月12日晚，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奉蒋介石之命焚烧长沙。周恩来及部分工作人员于13日凌晨大火弥漫时，方离开长沙。
11月1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同撤到湖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的联络，接转从武汉等地撤退下来的人员和物资，联络南方各省中共组织，先期到衡阳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人员，在衡阳卡路巷16号（今衡阳市城北区蒸阳路9号）设立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以下简称“衡阳八办”），同时在城西郊廖家湾一所民房设立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招待所。
“衡阳八办”设立之初，由李克农、李涛负责，受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由于“衡阳八办”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向桂林、重庆转移途中临时设立的，其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与在武汉时大体相同，只是流动性更大。“衡阳八办”担负着与延安、重庆八办、桂林等地及华东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电讯联系，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起着重要的联络作用。
“衡阳八办”是在周恩来、叶剑英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为李克农、曹瑛(石磊)、张元培，工作人员有马子卿、邱南章、赖祖烈、殷承祯、童小鹏、李金德、龙潜、夏之栩、朱惠莲、杨汉章、李纯泽、徐绍荣、王长信等。
11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在南岳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指出放火焚烧长沙的错误，并提出三点善后措施：1．拨款救灾；2．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3．惩办放火首犯。次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衡阳八办”召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和“衡阳八办”的干部会议，动员赴长沙救灾，确定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及“衡阳八办”部分人员赶去长沙参加大火后的救灾工作。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衡阳八办”立即投入紧张的救灾组织工作。
在参加长沙大火善后工作的同时，“衡阳八办”还负责对从武汉等地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进行安置和转运。自武汉撤退入湘的除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工作人员、家属及一大批物资外，还有一些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有联系的抗日团体、进步文化人士及中共党员。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之后，大批伤兵、难民涌到衡阳，社会治安、交通秩序甚为混乱，给安置和转运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衡阳八办”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协助下，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在城郊廖家湾借用一处民宅设立招待所，并在其附近借用了当地政府的三栋大棚仓库，用于接待人员和停放物资、器材。在城内选择了距办事处较近、周围群众条件较为可靠的禹生旅馆、冯家寄坊，供周恩来、叶剑英及其随行人员办公、住宿和安置家属。还先后借用湘江书店、惠文女中、仁智医院、含章女中等单位的房舍，接待安置和转送陆续来衡阳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人士。
17日，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撤退到衡阳。该团在衡阳工作期间，“衡阳八办”给予热情帮助。派中共党员黄梅棣、邹得心参加服务团的中共支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把该团的中共组织关系介绍给中共衡阳临时中心县委，服务团总干事、中共支部书记参加中共衡阳城厢区委并任委员。服务团到衡阳时正值寒冬，缺少寒衣，“衡阳八办”发给每个成员一件棉背心。在“衡阳八办”和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服务团在衡阳地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结合慰问、演出等活动，在国民党军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中进行统战工作。
12月，办事处财务科长殷承祯带领两名副官赴浙江金华、丽水一带购回了一批汽油、药品、通讯器材等，并于次年2月将这批物资经桂林运往延安。
“衡阳八办”还先后接待了抗敌演剧二队、八队、漫画队、平剧实验队来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这些文艺团体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抗敌演剧八队在衡阳工作期间多次得到“衡阳八办”的直接帮助。1939年1月，抗敌演剧八队参加长沙大火善后工作回到衡阳，由于武汉失守后，日本对国民党加紧诱降，部分人员对国共合作和抗战前途产生一些疑虑。“衡阳八办”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特地请叶剑英到该队驻地含章中学为全体队员作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分析武汉失守后战局的变化，指出日军占领了中国一些大城市和地方，但兵力不足的弱点愈加暴露，只要我们坚持持久战，就会逐渐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争取最后胜利。他还针对一些队员的思想状况，指出日本侵略者玩弄和谈阴谋、搞诱降，是要破坏国共两党的团结。叶剑英要求抗敌演剧八队到前线慰问演出时，一定要宣传民族团结，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团结，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抗敌演剧八队深受教育和鼓舞，立即赴前线慰问演出。临行前，“衡阳八办”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一批《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宣传资料。抗敌演剧八队把这些报刊带到湘北前线散发给国民党军队官兵，同时在慰问演出期间，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宣传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思想，对抗日官兵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衡阳八办”对南撤到衡阳和原设在衡阳的湘江、新知、五五等进步书店也尽力给予帮助，或派中共党员指导，或提供抗日的图书、资料。这些书店积极向群众发行进步书刊，宣传抗日。武汉失守之后，在衡阳地区兴起的抗日宣传和救亡运动中，这些书店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为了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使南方各省中共组织的省、县级领导骨干适应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形势，1938年11月，周恩来指示“衡阳八办”举办南方各省的中共党员训练班。据此，由石磊（曹瑛）、龙潜主持，在廖家湾衡阳“衡阳八办”招待所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共培训中共党员约200人。参加学习的是来自湘、赣、粤、桂、川、黔等省的省、县级中共组织负责人，所学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党的秘密工作等。担任讲课的有石磊、龙潜、李涛等。中共中央领导与中共部分省组织的领导途经衡阳时，也给训练班学员作报告或讲课。周恩来给第一期学员讲国共两党的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聂洪钧、民运部长郭光洲分别讲了湖南建党及恢复党的工作情况、湖南省抗日时期工人运动情况，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向训练班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也为训练班作过报告。学员经过党训班学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深了理解，为抗日相持阶段到后来坚持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敌占区开展各项工作和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与此同时，“衡阳八办”还帮助中共衡阳临时中心县委举办学习内容相同的党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衡阳地方的抗日骨干。
193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以后，“衡阳八办”便成为南方局联络南方各省中共组织的一个联络点。粤赣等省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新四军人员去南方局，南方局的干部去这些省区和新四军，多要经过衡阳，“衡阳八办”为他们安排食宿、保障安全、接转关系、掩护行动。
1939年2月10日，“衡阳八办”大部分工作人员分别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和八路军驻桂林、重庆办事处后，仅留张元培、石磊、龙潜、夏之栩、杨汉章等少数干部和四名警卫战士坚持工作，仍由叶剑英直接领导，并接受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具体工作由张元培负责。4月6日卡路巷16号房屋被日机炸毁，“衡阳八办”搬到郊外廖家湾招待所，改称八路军驻衡阳交通站。到1939年4月，“衡阳八办”共安置转送各方面人员约300多人，其中有中共领导人，与中共联系密切的著名民主人士，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国际友人及干部的亲属等。在此期间，还转运了由武汉撤转来的汽油、药品、器材等抗日物资达五六十吨。
1939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由皖南新四军军部返渝途经衡阳，住八路军驻衡阳交通站。此时，正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加剧反共磨擦。周恩来特意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高文华、任作民和徐特立到八路军驻衡阳交通站开会，针对国民党的政策和湖南形势的变化，向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关于转变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工作方式的指示，要求中共湖南省委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在组织发展问题上，提出“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中共湖南省委根据这一指示，从组织、人员和工作方式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因而，在湖南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避免了大的损失。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分子加紧在衡阳制造反共磨擦，查封进步书店，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进步分子，强迫抗日救亡团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衡阳交通站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配合中共湖南组织，营救被捕人员，转移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指导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5月，国民党衡阳当局限令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的全体成员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衡阳交通站与服务团的中共支部商定以“宗教不问政治”为由进行抵制。
1939年6月，叶剑英离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张元培、石磊、夏之栩等人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7月，留下做收尾工作的杨汉章、王长信也离开衡阳。至此，衡阳办事处工作全部结束。
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交通站）从建立到撤销的八个多月中，面对武汉失陷，战火蔓延湘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人心浮动，社会动乱的复杂形势和本身人员多变的情况，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艰苦奋斗，紧张而缜密地开展各项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到桂林、重庆办事处过渡期间的各项工作。
三、国共联合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并邀请了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会上，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蒋介石提交了国共两党联合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赞同。11月25日，蒋介石于南岳召开第一次军事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会议确定在南岳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中共中央随即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率李涛等一批中共教官及部分工作人员参加游干班的筹建和教学工作。
由叶剑英率领的中共教官及工作人员30多人，于开训前集中在“衡阳八办”做筹备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教。游干班开训后，叶剑英中共率代表团去南岳，“衡阳八办”积极作好他们的后勤生活保障，使游干班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能顺利开展工作。
1939年1月24日，南岳游干班开学，训练班始称“军事委员会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不久，军委会军训部长白祟禧以军事训练机构应隶属军训部为由，报经蒋介石批准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蒋介石兼任主任，白祟禧、陈诚兼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中共派到游干班工作的有30多人，对外叫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教官有李涛、边章伍、吴奚如、李伯崇、薛子正，其余为工作人员，代表团住在游干班本部附近的一个小庄园“桔盈圃”内。
游干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开学，5月15日结业；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第一期的七、八两队学员，因故于4月上旬开学，7月5日才结业。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第四至第七期，于1942年游干班停办。
2月15日，游干班第一期正式开学，1046名学员编为八个队，其中第七队大部分是经中共衡山县委决定派往游干班学习的原衡山青年战时工作队队员，共60余人，设有中共地下党支部，刘东安任支部书记，谭云龙任宣传委员，何欣光任组织委员。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一边按游干班的要求坚持正常学习，一边仍协助中共衡山县委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游干部班本部设在南岳山集贤峰侧白龙潭畔的圣经学校?穴基督教学校?雪。班本部设政治部、机要室、教导处、总务处等办事机构。学员组织采用军事建制，设部队以统辖之。第一学期，学员1046人，第二期学员530人，第三期学员1459人。学员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1．全国各战区部队按分配名额选送校级和尉级的军官；2．由各省、县政府及各级国民党党部推荐；3．三青团部保送党政人员；4．从衡山、衡阳、曲江、桂林、吉林等地直接招考了一部分高中毕业生?穴其中女学生占10％?雪，学员结业后，即分批分配到各战区部队任职。游干班的学习课程有政治课和军事课。
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白祟禧、陈诚、胡愈之及日本共产党人、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鹿地亘等人都曾到游干班作过专题演讲，深受学员欢迎。
1939年6月，越南共产党胡志明，曾化名胡光跟随叶剑英在游干班学习和工作，担任叶剑英的挂名秘书。在游干班内，他主要是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电台进行革命活动，了解和掌握越南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情况。在此期间，曾多次随叶剑英往返于南岳、衡阳、桂林、重庆、长沙之间，开展抗日斗争。他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主席。
游干班的训练内容很多，分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三大类24门课程，游击战争课是教育训练的中心，其中以《游击战术》、《游击政工》为主要课目，结合讲授和训练军事基本知识及特种技术。叶剑英等中共教官承担了《游击概论》、《游击政工》、《游击战略战术》等课程的教学，他们利用课堂，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同时也宣传全民族抗战的一贯主张，对学员的启发和鼓舞很大。除此之外，还有苏联顾问前来讲授炮兵协同作战；胡愈之先生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日本反战争作家鹿地亘讲述“对日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等专题讲座。
叶剑英在南岳游干班内坚持实行民主，进行启发式教学，提倡教、学、做合一。他组织中共教官制定了工作的“六大注意”，即“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他让工作人员把这“六大注意”书写张贴在八路军教育研究室的墙壁上，作为工作准则，将共产党、八路军的优良作风体现在工作、教学和生活上，向国民党教官和学员展示出崭新的风貌。
叶剑英及中共其他教官在教学过程中，还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作为指导游击战争的重要原则，向学员传授灌输，使学员懂得，游击战争必须植根于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依靠群众，才能赢得战争，赢得胜利。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时，他用鱼和水来比喻军民关系，学员们听了很新鲜。他还确定星期日为“民运工作日”，就是每当星期天，把学员们分成若干小组，分途下山，到民众中去，走家串户进行访问，帮助群众做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这种教学方法，使长期脱离群众，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国民党军官耳目为之一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交口称赞。
游击战争课的学习，更使游干班的教学生动活泼。第一期游干班毕业前夕，叶剑英亲自指挥学员进行了一次近似实战的野外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历时两天一晚方才结束。叶剑英亲自为这次演习作了讲评。对这次演习的计划、部署、指挥等项进行得如此周到、高超，学员们乃至国民党的将领们莫不十分佩服。
数月的朝夕相处，平等相待，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学员之间建立起了浓厚的友好感情。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之后，学员们都跑去围上叶剑英、薛子正、吴奚如等中共教官，纷纷要求他们签名题词。叶剑英难却盛意，拿出钢笔在各人的纪念册、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因为要求签名的人越来越多，无法一一满足，叶剑英只好笑着对大家说：“这么多人要我签名，我怎么写得赢呀！这样吧，你们在各自的本子上写‘路是人走出来的’这句话，下面署上我‘叶剑英’的名字就行了。”这才算解了围。由此可见，通过叶剑英等人的思想作风，为中国共产党在游干班的学员和国民党的军官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也对举办南岳游干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仅亲自撰写了《关于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书》，还与叶剑英共同研究制定了游干班的教育计划大纲。在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他更是力促游干班的早日创立。1939年4月，他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游干班视察，并担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4月18日至19日晚上，在游干班班本部——圣经学校大礼堂给第一期全体学员作了题为《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着重指出：抗日战争必须是长期的、持久的，我们要坚持；必须是全面的、全民的，我们要发动；必须是主动的、自主的，我们要争取。他的报告，在学员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报刊登后，在国内外也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岳游干班的举办，是国共合作的具体行动，它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培养了大量的游击干部，促进了全国长期抗战战略方针的制定，增强了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合作抗战的信心。对于抗击日寇，开辟与发展壮大敌后游击战场，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原标题：周恩来、叶剑英来衡阳指导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