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珍贵历史文献。(遵义会议纪念馆供图)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相关记录，遵义会议的许多谜团得不到解决。例如，会议究竟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直到一份未署名的手稿的出现，解开了谜团。
昨天，在上海图书馆揭幕的《长征与遵义会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专门用了一个篇章讲述了参加遵义会议的上海籍领导人，其中展出的相关资料最终证实，这份手稿出自来自上海的陈云之手。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珍贵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吴德坤告诉记者，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共产国际留存下来的档案中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8页，4000余字。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透露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史实。比如，手稿中透露：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此前已从一份电报中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就查明了。至于出席名单，手稿也写明：“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根据这段文字，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当年参加会议的共有20人。
稍显遗憾的是，这份手稿并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
1985年1月，当时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被提上了议程。于是，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一一辨认。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到了陈云手上。据相关工作人员回忆，陈云仔细看了手稿后，确认这份东西是他的笔迹，是他为向部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陈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
事实上，陈云不仅在遵义会议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还和潘汉年分头赶赴苏联，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以及红军的情况。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付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
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接收回国，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从21页开始至28页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没有署名，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
198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收入了这份手稿的全文。编者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四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判明成文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还作出题解：“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时间尚难确定。”[1]1986年，此文收入《陈云文选》，仍袭用了这个标题和题解。经考查，我们认为，上述标题、时间判断和题解，都是不正确的。
一、手稿题目上标明“（乙）”，即是说前面还有“（甲）”。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无“（甲）”的部分。但1936年初《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载有“施平”（陈云在莫斯科用名）的一篇文章：《英勇的西征》。又查，《陈云年谱》上卷有一段相关的重要记述：
“10月22日[2]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并列举了达到目的的三点根据，即保全了红军有生力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汇合，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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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2]《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刊登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时的按语中说：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间”。《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发表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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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一）出发前，在党内、红军内以及群众中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解释工作，使准备工作感受很大困难。（二）所带行装和粗重机器装载太多，妨害行军，阻碍军事行动，使后卫部队往往比先锋队迟到十天，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减弱了红军战斗力。（三）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而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常常因此陷于绝境，不得不折回重走。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反对继续直线前进的做法。原来的领导人竟要把反对他们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终于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所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一）红军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二）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三）到处都得到群众的拥护。报告最后指出：过去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否则西征时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与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献。”
我们认为，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内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内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时间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这里附带说一下，《英勇的西征》约有一万五六千字，大致与手稿前缺20页容量相近。
二、遵义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1]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2]还写出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等[3]这样一些不宜下达的内容。身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怎能不顾中央决定，而要随意向下传布不宜下达的内容呢？可见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三、手稿中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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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遵义会议文献》，第42、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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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1]在传达之前，怎么能把传达后群众反映也写进“传达”提纲里呢？亦可说明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四、遵义会议决议最后四段是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而手稿对此却只字未提，也可说明它并非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五、手稿中写道：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2]
陈云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又对会议的决定提出批评，这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来观察”的这个“今天”，也不可能是会议刚刚结束，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之时。我们推断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英勇的西征》一文中，提到西征已经历了八个月、胜利渡过了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等情况，表明陈云在泸定桥会议后离开红军时已知中央有酝酿改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时才可能有批评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错误的认识。这又说明手稿只能在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形成，而决不会写于2月或3月。
六、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陈云秘书电话的问题。下面是中央档案馆的一个业务电话记录：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十八点，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自杭州来电话，记录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送来的《遵义会议经过》一文，昨天拿给陈云同志审阅。他仔细地看了那件复印的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记（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在由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留下的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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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42-43页。其中“毛张陈”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
[2]《遵义会议文献》，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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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陈云同志认为这份手稿是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而不知是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的；而又时隔四十六、七年，以致作出不准确的回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陈云同志这份珍贵手稿，是他在1935年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以后为向共产国际汇报而写，不是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为向下传达而写。写成时间当在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前，而不是1935年2月或3月。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手稿的考证，不仅可以确切判定它的成文时间和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共产国际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坚持的正确路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
陈云手稿破解遵义会议日期人数之谜
作者：叶永烈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这个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八页四千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内中透露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间。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