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党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直接恶果。毛泽东同志为了挽救党、挽救红军，在长征路上同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取得了遵义会议结束“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确立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重大胜利；面对蒋介石40万重兵围攻，毛泽东灵活机动，与敌周旋，四渡赤水，取得了军事主动权，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毛泽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的灵活性，避免了党内的火并，为长征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可能如此顺利。毛泽东在长征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一、遵义会议——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伟大的遵义会议，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到召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

长征初期，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团”手中，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在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甚至差一点连参加长征的资格都被剥夺。[1]P59毛泽东虽然多次向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提出过寻机歼敌，摆脱困境的正确建议，但都未被采纳。长征开始，毛泽东并不因为自己处在被排挤的地位，而放弃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仍旧一如既往地与“左”倾错误路线展开斗争，不失时机地创造机会，来扭转中国革命的不利局面。

首先在长征初期毛泽东就坚决反对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做出的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的错误决定，主张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迫使“三人团”最后做出让步，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编在军委第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这就为日后的纠“左”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次毛泽东为纠“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取得了博古“左”倾中央主要骨干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长征开始，毛泽东有意识地与王稼祥、张闻天同行、同住在一起，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活动。王稼祥、张闻天虽与博古是留苏同学，又都是王明“左”倾中央的主要骨干，但是长征前夕，王稼祥、张闻天因与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存在意见分歧受到了排挤，处于有职无权的状态，他们对博古盲从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地图上指挥军事的做法深感不满，又为李德不顾中国实际，盲目照搬苏联经验，导致红军损失惨重的局面深感痛心。相同的境遇，共同的担心，使他们坚定了挽救党、挽救红军的共同信念。“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 [1]P59“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 [2]P79张闻天也“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3]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转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毛泽东通道转兵的正确建议，就是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支持和呼应下而被中央采纳的。

再次毛泽东利用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军事失利的活生生事实，启发、教育广大的红军指战员认识“左”倾机会主义对党和红军的危害，使他们迅速回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经湘江战役只剩下了3万多人，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红军将士，动摇了他们对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的信任，对地图上指挥军事的李德产生了质疑。“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4]P4-5就连一向自负而独断的博古也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面对着湘江，他不时地拿着手枪朝自己乱比划，显得手足无措，站在一旁的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显得垂头丧气。最高“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5]P94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纠“左”的阻力。毛泽东为摆脱危机，广泛深入部队，不断与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高级干部交流，与中级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这使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非常反感。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6]P103由此可见，正是毛泽东广泛的启发、教育工作，提高了党和红军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始终起着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会议着重批判了左倾领导的军事错误，集中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张闻天所作的反报告也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毛泽东批判了由总书记博古所作的“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7]P107的主报告，用事实阐明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极大的帮助、白区和各根据地的配合不够等等，而是在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明确指出：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的”。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20人除了博古、李德、凯丰3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外，其他人都接受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是党的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破产。

当时会议上有人提出“左”倾冒险主义政治方面的错误时，毛泽东机智地予以制止。他知道拳头必须打在点子上，在战争年代，军事路线正确与否，通过军事实践的检验很容易发现。但政治路线的检验就要困难得多，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频繁的军事活动往往容易掩盖政治活动的色彩，更多地吸引人们对军事成败的关注，而忽视对政治路线的深入思考。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完美，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了解决主要问题，暂时放弃人们尚未意识到的问题，这是毛泽东政治谋略的高明之处。周恩来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毛泽东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进，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7]P67-68对此，张闻天也有亲身的体会，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7]P80

改组中央领导班子，从组织上保证正确路线的实施，这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遵义会议，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力，在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但毛泽东考虑到张闻天、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历史形成的政治地位和在反“左”斗争中的积极表现，认为由他们出面领导党和红军，更能增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更能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2月5日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成为了党内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在军事领导方面，遵义会议确定的军事指挥者是朱德和周恩来，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成立的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军事小组，也是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军事“三人团”的成员，特别是他的正确军事思想获得了大会的一致肯定，这就在实际上，初步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党和红军军事路线的正确，为红军长征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

二、四渡赤水——由被动变主动，长征胜利的重要前提

战争年代，军事工作往往关系着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着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严重形势，能否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摆脱遵义会议前红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成了新一届领导人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检验其领导才能的关键所在。由于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并参加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因而扭转自长征以来不利的军事局面，自然就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张闻天、周恩来也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活动，给予他指挥红军的充分权力。

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等为摆脱红军危险、被动的局面，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做出了一系列力争主动，摆脱被动的努力。他不仅正确地规定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而且也紧紧地抓住了实现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在军事战略上，毛泽东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指挥红军迈开双脚，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大范围地迂回，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摆脱敌人，以达到变被动为主动，实现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四渡赤水就是这种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杰作。四渡赤水之战从遵义会议后开始，到5月上旬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结束，前后110天。

从四渡赤水，不难看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谋略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保证。首先毛泽东始终坚持不与敌人拼消耗，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的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如在土城遭到川军的拚死顽抗，毛泽东毅然改变从重庆上游开始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红军果断地撤出战场，分别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南北一渡赤水河，将主力转移到赤水河西岸，即由贵州北部移至四川南部。这是毛泽东对敌我力量对比正确分析所作出的战略决断，从而避免了红军在长征途中与敌人正面交锋，导致大规模减员的严重后果，为长征的胜利保持了基本的革命力量。其次，灵活机动，化全局军事劣势为局部军事优势，寻机歼敌，打乱敌人的整个军事部署。军事作战的目的就在于保全自己，消灭敌人。四渡赤水期间，红军以不及3万人的微弱兵力，要突破蒋介石装备精良的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巧用“示形”谋略，使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一渡赤水后，毛泽东做出南下黔滇边境的战略决策，将敌人的主力调往云南边境，然后又出奇不意，回师东向，直入敌人势力空虚的贵州地区，抓住战机，取得了遵义大捷的辉煌胜利。当蒋介石调集重兵赶到贵州，毛泽东又将计就计，故布疑阵，三渡赤水，佯示红军北渡长江，待敌人重兵在长江布下口袋，毛泽东又四渡赤水，神速南下。之后，又以少数兵力向东佯动，大张旗鼓地摆出进兵湖南的架式，主力则南渡乌江天险，弄得敌人处处扑空，疲于奔命，使红军争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这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军事保障。再次，毛泽东善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利用蒋介石既想消灭红军，又想铲除地方杂牌军的双重战略目标，来制造他们的内部不和，使杂牌军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形不成有效的配合，蒋介石与贵州军阀王家烈、云南军阀龙云，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往往貌合神离，这就为红军在战略转移中各个击破敌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也为红军的机动灵活作战创造了条件。刘伯承曾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4]P7伍修权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巧妙地甩开了敌人，跳出了重围，赢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写下了长征史上最为光彩神奇的篇章。” [8]P187肖锋在《长征日记》中也记述说：“师部总结月余来滇、黔行动。这个大圈子转得可妙，薛（岳）、吴（奇伟）、龙（云）、王（家烈）等军阀都甩在后面。大家都说，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的棋子下得好。起初有人对东转西转，南下北上有意见。现在，大家都更明白了，都是为甩开敌人，保存红军实力。”“大家为革命，再苦也无所畏惧。”就连一向对毛泽东抱有成见甚至仇视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也不得不承认：“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战斗部队的士气大振，领导中的意见分歧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被排除了。”[6]P130,140四渡赤水的成功，为毛泽东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获得了进一步的确认，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更加坚实可靠的保障。

三、妥善处理分裂——争取长征最后胜利的关键策略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历经艰辛，衣衫褴褛，满脸苍桑，只有二万余人，而自己拥兵八万之众。他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当当领导”的军阀逻辑，妄图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迫使中央领导作出让步，以谋夺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力。他不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拒绝采纳党中央北上川陕甘，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主张向西或向南发展，公然与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唱反调。为了达到夺权的目的，他不仅拒绝接受毛泽东的善意批评，反而借口中央政治路线出了问题，要求中央领导承担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所有责任，他指责中央领导人把兵带光了，还要向北逃跑。他甚至以“救世主”自居，狂妄自大地声称自己有责任纠正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他伸手向中央要权，提出要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企图实现“以枪指挥党”的目的。毛泽东深知张国焘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想依靠自己的军事势力，通过改组的“合法”方式，让自己手下的人更多的进入中央和军委高层，以便为自己夺取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创造条件。毛泽东没有屈服于张国焘的军事压力，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又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适度满足张国焘对权力的要求，以便争取他支持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既批评了张国焘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路线，会导致红军给养困难，陷入“瓮中之鳖”的危险境地，重申了北上川陕，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又从教育人的原则出发，给其委以重任，让其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在7月，张国焘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司令部的无理要求，并指使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党中央、毛泽东为了维护中央威信，坚决抵制了张国焘企图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无理要求。但是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仍对张国焘作了策略性的妥协，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商量，决定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8月，在党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张国焘得寸进尺，不仅无理提出划分中央军委与总司令部的权力界限，借“统一指挥”的名义，提出集权于总司令部，企图架空中央军委，以便自己利用总政委的身份，操控军权，而且还在“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无理要求，采取了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情绪上给予适度照顾的斗争策略。坚决反对张国焘借“分权”名义架空中央军委，坚持总司令部直属军委领导，一切行动听党指挥，打破了张国焘篡夺军权的阴谋。但在增加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问题上，毛泽东考虑到四方面军人多势强，长期远离中央的实际情况，在不改变政治局基本权力结构的框架下，对张国焘作了一些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同意从四方面军中提升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候补委员，2人进政治局，以表明中央顾全大局的诚意。但张国焘对毛泽东的一再宽容和忍让，当成是缺乏势力的软柔表现。他错误的认为“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中”，把党中央当成是投亲靠友的落难者，而他则是接纳“落难者”的主人，根本忘记了军队为党所创，所有的军队都是党中央的一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他不仅借口河水上涨，无法北上，而且还在1935年9月毛泽东率右路军北上途中，秘密电令他的亲信陈昌浩用武力胁迫中央南下，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后，愤怒地说：“张国焘是要改变毛儿盖决议，要把整个共产党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了避免内部火并，毛泽东毅然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以上山打柴、筹粮的名义，连夜从巴西出发转移，单独北上，从而打破了张国焘以武力挟制中央，开展“党内斗争”的阴谋。但是，毛泽东仍然从团结的大局出发，耐心劝告陈昌浩派来追赶中央的红四方面军骑兵战士，要他们回去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如果他们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中央北上前发布的由毛泽东所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再次重申： “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希望四方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既斗争又团结的策略，既给四方面军指明前进的方向，又给他们冷静思考的空间，允许他们想清楚后再回头，才避免了红军重演太平天国内哄的历史悲剧，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以后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提供了可能。

在张国焘南下，走上分裂道路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率兵北上的努力。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始终采取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正确策略。9月12日，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多数代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非常愤慨，要求中央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毛泽东从团结的大局出发，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张国焘的问题不只是个人问题，还牵涉到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必须尽可能地化解矛盾，争取最好的结果，而不应断绝他们的退路。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罪恶活动，并分析了他犯错误的历史根源，严正申明了党的原则立场，并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但《决定》仍旧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没有把张国焘推向党和红军的对立面，仍给张国焘以改进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9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他多次违抗中央命令，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希望他以苏维埃的革命利益为重，及时回头，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的电令，率领左路军与四军、卅军继续北进。但张国焘不顾党中央的一再挽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0月，竟然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非法成立伪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反党夺权的阴谋彻底暴露。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目无党纪，与中央分庭抗礼的非法行为，决定坚决给予严厉回击。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要求其立刻取消一切伪中央机构，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俄界会议决定。但是，党中央在思想上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在组织处理上采取了宽大政策，既没有宣布撤消他的党内的一切职务，也没有给他开除党籍的处分。毛泽东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得到了党内军内的普遍拥护。1月24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将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共产国际的态度给了张国焘当头一棒，南下的红军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双重打击下，损失惨重，迅速由8万多人锐减到4万多人，将士怨气很大，就连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日渐孤立，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早已作出的“南下是绝路”是一个正确的判断。1936年，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胜利会师，党中央为争取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胜利，想方设法通过电台，传达党中央北上取得的重大胜利的信息，坚定了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信心，迫使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人排除了张国焘的干扰，在甘孜会议上作出了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正确决定。毛泽东仍不计前嫌，一方面派彭德怀率西征军前往迎接，另一方面仍任命张国焘为西北局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川陕，希望张国焘放弃成见，以良好的表现改进自己的错误，尽早回到中央的正确道路上来。毛泽东还会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致电张国焘、任弼时、朱德等人，询问他们的粮食供应情况和部队的行程，给予他们以极大的关心。正是由于毛泽东采取了既严肃斗争，又留有余地的正确斗争策略，才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不仅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也看到了党中央宽宏大度，真诚相待的博大胸怀，使他们能够有勇气冲破张国焘的阻力，在走过了一段弯路后，更加认识到党内团结的重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坚定了回到党中央怀抱的信念，从而实现了1936年10月10日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于会宁的伟大壮举，从而取得了红军长征的完全胜利。

长征是我党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也是党和红军由失败走向胜利，由流动作战走向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作战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内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外有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但是，英雄的党和红军最终战胜了这一系列的艰难险阻，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的取得，是党和红军共同奋斗的伟大结晶，但是毛泽东在其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伟大的遵义会议，毛泽东起了思想灵魂和主导性的作用；四渡赤水，扭转不利的军事局面，毛泽东是主要的决策者和实际的军事指挥者；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胜利，毛泽东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毛泽东，长征的胜利就不可能如此顺利，中国革命的道路就可能遭受更大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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