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自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赢得全国政权后曾许诺要进行两场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及跟随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统治者在短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遗留（实际上尚未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1950年代初，共产党人迅速将腐朽的、四分五裂的旧中华帝国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亿万中国人有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随着1952年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结束，长期停滞的土地革命划上了句号，最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消灭了腐朽的地主阶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从传统形式的经济剥削和社会压迫中获得了解放。共产党实现了国家领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国内市场，废除了农村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辽阔国土上蕴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质资源，现在可以用来实现落后的、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

国民党的创建人、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曾提出他的奋斗纲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耕者有其田”，发展现代工业。人民共和国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目标。共产党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布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位最杰出人物的合法继承人。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布的，长期（直到不久前）置身于最悲惨、最贫穷的国家之列的中国，确实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今天，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迅速现代化的国家屹立于世界。

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传统模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的，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陆的成员，既不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也不是受益人。此外，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征，是创造有利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如此。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农村的个体农民所有制，无论在规模和存在的时间上都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废除私有财产——统治的国家强加的。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看来为时过早）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开始了第二场革命。1953年，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刚刚四年之际，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但这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物质匮乏和贫穷的条件下开始的过渡。在毛时代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他们同步进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建设。

许多研究者认为，毛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工业现代化的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毫无疑问，这是毛的目标，也是毛主义的主张。但是到最后，毛泽东在经济现代化上的成就远远胜过他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当然，这种看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观点是，毛为了“意识形态的纯洁”而牺牲了“现代化”发展，毛晚年为了无谓地追求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忽视了发展经济。然而，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记载表明，毛时代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时代。对毛时代的经济发展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评家们承认，在毛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尽管中国的工业基础原来就十分薄弱，由于外敌入侵和内战的破坏，工业产量在共和国成立时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2]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所说：

工业份额在国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长（几乎是30%）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工业化进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国的工业产值的比重仅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战后新典的工业化国家中，也许只有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速度才可与中国大陆相媲美。[3]

中国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相对的工业化国家，反映在与现代化相关的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上——至少是在“信息社会”前。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5]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的工业化建设也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在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毛的继承人批评的“不合理”和“失调”的现象。像大跃进这样的严重失误，殃及全国，造成重大物质和人员损失。在共和国历史上，毛时代一些失误（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至少是在实践中）还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毛采取的纠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对此也无能为力。最严重的失误莫过于农村生产增长缓慢，这对毛一贯强调要重视农业的思想是个讽刺。从1952年到毛时代结束，中国的工业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但农业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3%，[7]勉强跟上人口年均增长2%的速度——在毛时代的25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国工业部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毛的政策虽然有助于减轻斯大林式工业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的工业结构。因此，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工业面临着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工业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部分原因。浪费、低效、人浮于事、官僚机构膨胀、生产率低下以及腐败等现象成为中国工业领域的顽疾。为了增加重工业投资，不惜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扩大积累的比例。长期不重视贸易、服务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劳动阶级缺乏生产积极性。虽然在毛政权的最后十年（除了多灾多难的1976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0%的速度递增，但这种增长速度却是以忽视产品质量为代价，依靠国家不断加大对现代工业经济的投资维持的。积累率（即限制消费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比例）从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达到了36.7%的高峰值。[8]在毛时代，国家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工业的发展，用于发展农业的投资只有12%，用于消费品工业发展的资金仅仅有5%。[9]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保持非常高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但抑制了消费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术落后也加剧了工业中存在的问题。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受到损害，打击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此，在毛政权的最后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术已经过了时的工厂得不到及时更新改良，科学家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

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和挫折，历史的必然结论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代。1950年代初期，中国从较比利时还要弱小的工业基础起步，到毛时代结束时，长期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六大工业国家之列。从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了五倍，从600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工业产值增长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计算为基础，国民收入的指数（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达到440。[10]在毛时代的最后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继承者对这一时期评价最低），即使把大跃进造成的损失也考虑在内，在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里，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63%，总量翻了一番多。[11]

无论毛时代的经济发展还存在那些不足，它仍然是一个为现代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时代。事实上，与德国、日本和俄国——这三个国家是后起工业大国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业化的进程相比较，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43%。[12]苏联在1928年到195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54%。而中国从1952年到197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每十年64%。[13]这种经济发展速度，当然不是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什么“蜗牛速度”。[14]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几乎是在毫无外来援助和支持的条件下、在极其弱小的工业基础上通过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实现的，这样的成就确实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苏联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国在1960年代中期就还清了这笔费用，包括利息在内）外，毛的工业化是在完全没有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还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陷于孤立状态，奉行的是神圣的“自力更生”原则。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既无外债，国内又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

尽管现在谈论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的政权在使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对中国人民来说，毛的工业革命要求他们进行艰苦的劳动和自我牺牲，正如日本和俄国工业化早期的情况。由于国家把大部分剩余产品都用于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很低。简单地说，国家通过剥夺它统治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建立重工业基地，支撑日益庞大的统治官僚机构。但是，情况决非像某些市场经济的热心拥护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在毛的工业化年代没有任何改善。诚然，中国的国民收入迅速增长，但为此付出艰辛劳动的人民群众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增长。由于没有及时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新增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迅速增长的人口，但大部分社会剩余产品流入国库（从这里转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官僚机构），在毛政权的后20年时间，只有很少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收入。在毛时代后期，国家职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的收入有明显增长，1957年后，占劳动人口总数75%的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15]但是，一些对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的成就，很难用经济统计的数字体现。人们应该注意到，在毛时代，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加。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成就显著。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相对普及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毛领导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纪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增加了近一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岁，这些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给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物质和社会利益的最有力的证据。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在结束他宏伟的多卷本苏联历史著作时曾警告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要去掩盖革命历史中的巨大污点，去掩盖革命带给人类的痛苦代价，去掩盖在革命的名义下犯下的罪行。危险在于我们企图完全忘却并在沉默中无视革命的巨大成就。”[16]

卡尔的话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学者深思，因为革命本身很难有助于自己获得公允的评价。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会动荡唤起了巨大的难以实现的期望，当希望破灭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长时间的幻灭感和虚无主义情绪，而革命取得的实际历史成就则被忽视或遗忘。只是在革命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通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之后，革命的历史画面才会真实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正是毛时代的污点、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之中，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这些事件的巨大失误及其带给人的生命代价。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看到这些污点和罪行的同时，无疑会把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无论他们对此作出的其它评价是什么）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宏伟的现代化篇章，作为中国人民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个人的利益的历史阶段。

比较毛泽东作为一个现代化奠基者的历史地位来说，他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始人的形象（或失色的形象）更加复杂。如果说毛主义为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奠定了基础，那么，它是否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曾一度大力宣扬的、至今尚有许多人肯定的看法——特别那些在今天认为后毛时代的中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才走向市场经济的人。此外，曾备受推崇的毛主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果？

无论人们如何宽广地定义“现代化进程”这一概念，都不应该简单地把毛时代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理解为这一进程的翻版。现代化毕竟不是以废除私有制为标志的。在1949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彻底废除了生产数据的私有制，公有制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特征。到1956年，城市经济中残留的私有成分实现了国有化，农村经济实行了集体化。如果生产数据的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当时北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那么，中国早在毛时代初期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了。1956年，当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中国领导人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际，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与苏联没差到哪里。

和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在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的同时，开始全力以赴地实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当然是现代化概念的本质。但是，完全在国家领导下进行的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发展，最初只是被当做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工业化本身不是目的。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都是把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工业化放在同步进行，放弃了（以不同的方式）社会主义必须以工业资本主义为前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的中国比苏联在许多方面更加积极。毛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愿意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单纯寄希望于非人的现代技术力量上。毛主义要求，经济发展不能脱离对社会关系和人的思想进行根本变革的进程（实际上以此为前提）。毛告诫说：在建设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前提的过程中：必须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毛否定了生产力会自动地保证共产主义的实现这种简单的苏联教条，他认为，在此时此地，就应该实践现代经济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统一。毛主义的新理论是，新社会以新人为前提，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与建立社会主义技术基础同样重要。因此，毛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要以是否缩小了“三大差别”来衡量，即是否朝着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缩小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人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差别的目标前进。

然而，毛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图（虽然在许多方面引人注目），最终为毛的现代化目标与他的社会主义雄心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吞噬。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提供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毛的实践为支持这一理论提供了新的历史证据。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化有自己内在的规则，它产生了与社会主义理想不兼容的新形式的社会不平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官僚和技术精英集团。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为了工业化城市的利益而剥夺农村。经济理性和官僚专业化的工业价值观念支配社会的准则，而工业化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目标反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与苏联的情况相比，毛主义的政策缓和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但不可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工业化要求不断增加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别的国家，专业化分工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三大差别”，它不会因为毛主义的理论主张或意图而改变。[17]缩小城乡差别是毛主义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在毛时代，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来看，中国城乡实际的经济差别越来越大。从1952年到1975年，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从62元增加到124元人民币（按照现在的价格），而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消费水平从148元增加到324元人民币。[18]

毛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存在着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矛盾。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明显结果，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虽然与斯大林主义的逻辑一致），中国越来越“社会主义”，国家却越来越居于统治地位。由于没收了有产阶级的财产，实现了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国家不仅成为社会的政治主人，而且成为它唯一的经济主人。虽然毛主义的理论家推崇群众的自发性和创造性，但毛主义的国家机器却日益脱离它所统治的社会，国家的官僚机器日益膨胀，越来越异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裂越来越明显，社会匍匐在国家脚下。面对政治权力任意支配社会权力的弊端，除了让人民对号称是人民意志化身的领袖人物顶礼膜拜外，毛主义并无良策。对毛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社会权力异化为政治权力崇拜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到头来，所有屹立着的毛雕像都成为巨大政治失败的奇异象征。

毛时代虽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但它决不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的时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国有化的工业。社会主义意味着——如果它有真正的含义——这样一种制度：政治权力由全体劳动群众行使；允许生产者自己控制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马克思说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所有制”。毛时代常常求助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论证政治专制的合法性，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被国家篡夺了的社会权力全部归还给社会，国家转变为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毛的中国，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毛主义是一种在面临（尽管它没有解决）协调现代经济发展手段与社会主义目标的矛盾中产生的理论，但毛主义始终未能认识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毛时代，曾经有两个重要的时期，明确地提出并试图解决共产党国家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双百运动中，毛本人主动提出了“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而运动本身就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但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这些要求受到压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官僚是一次全面的冲击，最初曾允诺要按照马克思巴黎公社的原则对政治权力进行民主改造，但这一期望很快就化为泡影，文化大革命以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面恢复统治而告终。毛泽东发动了双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要对未能实践允诺，未能将国家从社会的主人变为社会的仆人负上主要责任——还要对这两场失败的运动所造成的人类痛苦负责。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许多年中，毛主义者把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面教员”，但是他们却未能从苏联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没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能永远把落后的经济条件和敌意的国际环境作为不实现这些权利的借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历史，“国家自行消亡”的马克思旧梦不过是乌托邦希望，但是，中国人民享受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样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的要求，决不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没有响应这类并不过分的素求，无论怎样高喊“社会主义民主”一类的口号，都不过是为了使国家能继续操控社会而提出的空洞借口。在毛时代，却没有给人民民主自由的诉求得到一丝的曙光。

因此：毛泽东留给他的继承人的是一份复杂而矛盾的遗产，它的标志是毛政权取得了进步的社会经济成就与其倒退的政治特征之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如邓小平所说，毛“缔造了国家”，在人民共和国创建初期，完成了国民党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部分前提条件，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革命，废除了生产数据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创造了虽不充分但却是必要的条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在革命胜利后，这种信念持续的时间比一般预期的要长得多）。另一方面，毛主义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统治的基本方式，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新的正统观念与教条，镇压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见者。诚然，毛泽东把共产党官僚政治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但他能够采取来遏制自己创造出来的官僚体制，唯一措施，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声望和个人力量。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毛的遗产都没有包括反对官僚统治的体制保证。

所以，在毛时代终结时，中国处在一个由官僚支配社会的历史迷雾王国里，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由于缺乏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故且称中国为“后资本主义”或简单地称为“后革命社会”。毛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它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废除了生产数据的私有制；它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劳动群众，即工农大众，没有权力支配产品和他们的生产条件，也没有支配国家的手段，国家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管理者，日益凌驾于劳动群众之上。毛政权成功地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但它没有能够实现它宣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在毛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彷佛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又无力诞生。[19]

如果毛泽东和毛主义的生存时间能够再长一些，那么，不是没有可能打破这种困境，社会主义也不是没有可能兴旺发达。然而，在毛去世以前，毛主义就已经耗尽了它曾有过的巨大创造力。毛主义发展现代工业的方式是剥削农村，如果不使农民贫困化，这种方式就难以为继，而农民曾是共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毛发动的最后一场群众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实现其声称的目标，留下的只是溃散后对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后是虚无，一个厌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观1970年代发生在上层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这些斗争和阴谋沾污了毛时代政治历史的最后篇章。面对这些普遍的政治不满和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毛主义已无力再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一个逐渐玩世不恭、对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难再为陈旧的革命口号和思想说教所打动。在毛时代的最后岁月，中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日益衰老的毛泽东和教条化了的毛主义，已经没有能力为革命的振兴提供所需要的理论和动力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毛主义为自身的灭亡播下了种子。被奉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里的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正是在毛主义的旗帜下，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了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在取得政治成功后，胜利的革命者在他们统治的这片广阔土地上，开始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现代化者，他们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此艰辛和巨大。他们创造了一个现代的国家，建立了一套现代教育体制，开始了中国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程。

但是，毛主义的政治手段和意识形态，依然是它所形成的那种落后环境的许多特征的反映。岁月流逝，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中国人远离那曾经孕育了革命和老一代领导人思维方式的原始农村环境。毛主义的手段和思维方式越来越不适合现代化中的中国的时代需要。毛主义的许多方面，依然留有它极力要克服的落后胎记。毛的政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成功的，但它与现代化中的中国环境越来越不协调。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毛的继承人早晚将不可避免地抛弃最典型的“毛主义”的许多内容。

注释

[1]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第I卷（北京，1981年），页25-26。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页3。

[2] 郭益耀（Y. Y. Kueh），《毛的遗产与中国新工业战略》（"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中国季刊》1989年9月第119期，页421；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页1。其他统计方式表明，工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例从30%上升到72%，参见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第1卷，页25-26。

[3] 郭益耀，《毛的遗产与中国新工业战略》，页421。

[4] 资料源引自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手册》；美国商业部，《中国经济与外贸展望》（The Chines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 1977）；国会经济联席委员会，《中国：经济评估》（Chin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1975），赛尔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献材料》（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表13、14，页135-136。

[5] K.C.叶（K.C. Yeh），《中国经济在调整时期的宏观变化》（"Macr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eadjustment"）《中国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表2，页716。

[6] 童大林（Tong Dalin）、胡平（Hu Ping），《科学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于光远（Yu Guangyuan）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4），页644。

[7]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页3。

[8] 董辅礽（Dong Fureng）：《论中国发展中的积累与消费关系》（"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提交于1980年11月21-24日在威斯康星召开的“美中经济战略选择”学术年会论文，页26。转引自瑞斯金（Carl Riskin），《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发展的探讨》（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页271。

[9] 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表3-7，页130。

[10] 前书，表1.1，页2。

[11] 前书。

[12] 顾志耐（Simon Kuznets），《各国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表4，页38-39。

[13] 罗兹曼（Gilbert Rozman）：《中国的现代化》（Thr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表10.2，页350。

[14] 这一词常被用来形容毛时代的经济史，例如伯恩斯（John Burns）在1985年3月31日《纽约时报》E版的文章。

[15] 已有的关于集体分配收入的数据表明，在毛时代最后20年人均收入明显增长。但是考虑到其他事实，特别是1966年后对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的种种限制，多数研究者同意拉迪的以下结论：“从1956、57年到1977年，农村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十分缓慢。”有关判断事实真伪的难度，参见拉迪：《中国现代经济中的农业》，页160-163。

[16] 引自塔里克·阿里（Tariq Ali），《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对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影响》（The Stalinist Legacy: Its Impact on Twentieth-Century Worl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4），页9。

[17] 有关毛对劳动分工的观点，参见迈斯纳，《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论历史上的劳动分工》（"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载德力克与迈斯纳主编，《马克思与中国经验》（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9），页79-116。

[18] 瑞斯金，《中国的政治经济：1949年后发展的探讨》：表10.8，页241。

[19] 亚诺德（Matthew Arnold），《甜酿之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 Chartreuse"），阿骆特（Kenneth Allott）编，《马修?亚诺德诗集》（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s, 1965），页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