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按：声强势大、范围广阔的文革的开始，还是应该定义在“中央文革（新）”成立并工作，即“5.16通知”的下达为好，先前诸段只可作为发动文革的准备或酝酿；文革的结束也应该以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产生，即九大的胜利结束为主要标志。毛周等粉碎林彪政变，华叶等打倒四人帮（亦即武装政变），只能算作文革胜利结束之后的重要大事件而已！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出自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文革十年的来源，也是目前官方的统一说法。
目前国内存在着文革十三年、文革十二年、文革十一年、文革五年和文革三年等不同的观点，皆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存在着争议。
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
以1963年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支持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议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
1963年文艺界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禁演《李慧娘》、《四郎探母》、《孟丽君》等鬼戏或投降戏剧，把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提到了首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提出“京剧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概念的首次提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开端。”这是把八届十中全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首次出自官方之口。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这是1963年是文化大革命开端的又一例证。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场文化大革命》一文，称：“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着。那就是，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同年十月十七日，曹禺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文，称：“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文化战线上一场大革命。”文章最后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5年10月30日，身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这份报告被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向全国批转并加了批语。这是文化大革命首次见于中央正式文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说：“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这一点也说明文化大革命在1963年就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
以上事例说明，把1963年京剧改革和随之开展的学术批判活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具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
之所以不承认1963年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目的是撇清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与文化大革命的牵连与责任，也使一大批曾经整人的文艺和文化界名人脱罪。
以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随着京剧改革和文艺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不仅文化界各派论战的内容也从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批判，由此不仅引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检讨和批判，而且社会各界包括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卷入其中，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
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为组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下设胡绳为主任的学术批判办公室，成员包括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这是从组织上认可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下，点名批判了电影《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电影文学剧本《亲人》、京剧《谢瑶环》、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陶渊明写<挽歌>》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物和学术界及领导人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杨献珍、冯定、周谷城、孙治方、翦伯赞、邵荃麟等受到批判或被撤销了职务。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于1966年2月3日的《二月提纲》受到批评而寿终正寝。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就组织而言，把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有其合理性，也符合历史事实。
后来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标志当作文革的开始，主要原因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上台的执政者们从自身考虑，如果以此作为文革的起始日，则前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了文革的领导和发起者，全面否定文革就等于否定了自己。
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
这种说法是最站不住脚的。
虽然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对准的是以彭真支持的“三家村”，形式上仍然属于一种学术上的争论。
由此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和造成彭真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解体，只能是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分水岭。
支持这种说法的依据来自于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后来之所以不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当作一回事儿，皆因此时的文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领导，很多事情无法自圆其说。
以中央下达《5.16通知》为开始。
这是官方定义的，也是普遍认同的时间。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接见解放军三十七个单位工作队员时说: “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显然，按照周恩来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不仅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而且起因是批判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
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近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重复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
中共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的最终结论，只不过提到的是全面发动而非开始。
这种结论被《五一六通知》本身否定了。
“5.16通知”第一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5.16通知”中几次提到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说明这只是文革进行时的一次组织重新安排和对前期领导人存在错误的批判，并非是一场革命的开始。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这才是“5.16通知”的本质。
所以，把“5.16通知”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是是错误的，不符合事实，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文革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中央1966.08.08通过并转发全党，《决定》第一段就是“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说明文革是正在进行时。
《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和任务区分。
《决定》要求““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抓革命，促生产”。
《决定》在干部问题上提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在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是“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从《决定》内容看，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主导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作了否定，分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特点。对文革的阶级路线、领导文革的组织责任、发动群众、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政策掌握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和规定。
可以把《决定》看作是运动的加速器和阶段性总结，却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笔者比较认同以1963年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因为无论从概念的提出和运动的展开都是由此开始的。
以《五一六通知》为起始，以林彪集团倒台为结束标志。
以《五一六通知》为起始，以中共九大召开为结束标志。
文革的结束时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说法。以中共九大召开为文革结束时间。
如果把《5.16通知》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其结束的重要标志应当在这里面寻找。
《5.16通知》指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周恩来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从文革的实质看，文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资产阶级被推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被清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通过向走资派夺权，建立新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事实上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
1967年8月16日 ，毛主席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这是文革三年说的最有力证据。
1967年9月16日 ，毛主席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说明毛泽东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心没有变。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经过了二十个月伟大的斗争，全国军民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69年4月1日，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这可看作是官方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
从中央文革的领导组织看，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九大后解散，也是文革结束的证明。
显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主要任务基本完成。作为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九大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画上了句号。
本人坚持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是文革结束的标志。
第二种说法。以林彪集团的垮台为文革结束的标志。
林彪文革期间走向历史舞台的顶峰，某种情况下是既有历史的必然又可看作是文革的产物。无论从战功、年龄以及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只要他愿意干，接班当是情理之中的事。他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更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不属于文化大革命革命的对象。
1971年9月18日发出的中发〔57〕号文件将林彪定性为“叛党叛国”、“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并未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是文革结束后才加了个“反革命集团“的头衔，并且后来把“反革命集团”也去掉了，只剩下“林彪集团”。
就像以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高饶反党集团”、“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刘少奇叛徒集团”等一样，林彪根本没有成为集团。“黄、吴、叶、李、邱”这几个成员及“小舰队”成员只是私交甚密或者是工作联系较多而已。他的所谓政变也是欲加之词，根本没有靠得住的证据。
且不说林彪事件其中存在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仅就林彪事件发生的过程和性质看，只能说是一次内部的权力之争。或者说与后来发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样，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展的新的政治运动。
九大以后，中央的精力更多地转移到“一斗二批三改”和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上。这些只能是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巩固和提高，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范畴。
以林彪垮台作为文革结束的标志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说法。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
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文革期间上台的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认为文化大革命以逮捕中央文革派为标志胜利结束了。
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在随后发表的全会公报中“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最终确定了“十年文革”一说。《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邓小平毫不留情地割掉了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政治尾巴。
文化大革命作为影响中国社会的重大社会运动，研究其成因和过程有利于弄清其中的奥妙。其起始和结束时间包含着许多政治符号，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