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整个社会认知层面明晰了旧中国阶级压迫血泪史的背景下，觉悟了的亿万人民才以无可遏止的群情激奋，顺理成章地推动着舆论界和史学界对国民党、对蒋介石作出一些“极端评价”。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在长春反蒋起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陆续调集数百名熟悉该军的云南籍干部前往该部，组建政治机关，重组司令部和后勤机关，在连以上单位配备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将其成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并随即展开了以控诉运动为核心内容的轰轰烈烈脱胎换骨的政治整训。

　　以下，摘选自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第六章第1节：

　　泪血大控诉1

　　抵触情绪在控诉中荡然无存

　　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1944年记述：“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著书痛斥：“中国军官们对待士兵好像对待畜牲。”

　　1949年1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吉林九台召开了全军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军政委徐文烈作了题为《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的报告，详尽部署了起义部队政治整训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方法和政策。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报告》形成的背景：1948年11月25日，徐文烈率首批政工干部到达九台后，仅仅两个月，不仅要迅速熟悉部队，接收并分配从各老部队陆续调来的410名干部，组建政治机关，重建司令部及后勤保障机关，考察并选送2 490名起义官兵进东北军大学习，调整部分随队改造的军官的岗位，清洗政治成分复杂人员，精简老弱病残，还要组织供给，协调军政和军民关系，稳定部队，平息叛变，处理部分官兵违法乱纪事件，还要完成对全军官兵的思想摸底，组织全军正式整训前的思想动员和临时教育，而此时军政治部缺编三分之二，除主任外，总共只有9名干部。

　　虽然，这份《关于部队教育方针及教育计划大纲》仓促成文，但却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其中，徐文烈明确提出了国民党士兵的“人权保障”和“启蒙教育”问题。与否定中国革命启蒙作用的“知识精英”不同，徐文烈们实施启蒙教育的主要内容，不是艰深繁冗的学理，而是“战士本身及其家庭所曾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被压迫剥削的痛苦事实”这一“生动的现实的活教材”;其主要方法不是像居高临下的书斋秀才那样好为人师，而是发动和依靠群众“放手民主”，反对“教条的灌输”。　

　　还需特别说明，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全军政治工作干部没有拘泥于大纲最初规定的控诉运动、诉苦运动、土改教育、战争观念教育四个单元内容，而是将其拓展为属于改造性质的“三个运动”和属于建设性质的“三个教育”，即对旧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反对封建地主的诉苦运动，思想还家的阶级自觉运动，以及战争观念教育、团结内部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

　　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在笔者采访时当年最年轻的士兵都已步入了古稀之年，不饶人的岁月使老人忘却了许许多多如烟往事，然而，所有亲历者对这场政治整训，尤其是对那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无一不留下铭心镂骨的记忆。

　　起义士兵人人感慨：从此，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是奴隶，是人，应该做人!

　　起义军官个个叹服：控诉运动这个办法好啊，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解放军干部更是兴奋：控诉运动之后，不再担心挨黑枪了，部队也好带了!

　　的确，对于旧中国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在控诉运动前，绝大多数起义官兵把自己的过去都归咎于命穷、祖坟风水不好、闹鬼、天灾、疾病等。士兵夏云和家里有一块地，契约是地主儿子写的。地主儿子欺负夏云和家里无人识字，在契约里颠倒黑白，结果后来打官司时，以契约为凭的法院判夏云和家输了官司。然而，在诉苦之初，夏云和却认为：官司输了，“怪父亲当时做事不仔细”。

　　对于控诉运动前的政治教育，不仅部分军官不服，一些士兵也有所抵触。

　　一位姓杨的班长，起义前，在从吉林撤往长春的途中，曾以刺刀威胁强奸民女。然而，当他良心发现时，却如此推卸责任：“不是我要搞你，是当官的叫我们来搞。我们当官的说了：‘共产党共产共妻，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位杨班长，起义之初，依然相信这套反动的欺骗宣传。

　　当年的营教导员林家保记得：在民主运动之初的酝酿阶段，根据军里的统一部署，除了开展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即比民主思想和作风、比行政管理和经济生活、比官兵关系和作风、比军民关系和作风外，还要鼓励起义官兵主动暴露思想、讲真话。你知道人家想啥，才好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嘛!

　　话一说出去，五花八门的问题全提出来了。

　　有的对起义“充分理解”：“在长春快要饿死了，跑又跑不了，就得起义。当兵的只要有饭吃，给谁扛枪打仗都一样。”

　　有的对起义满腹疑团：“过去上上下下都说‘做人要有骨气，死不投降’，现在怎么又起义了，不成软骨头了吗?”

　　有的认为起义是奇耻大辱：“咱们六十军台儿庄的功劳，这回全丢光了!”

　　还有人对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大发感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都是为了抢地盘、争天下。共产党有苏联支持，国民党有美国支持，谁也消灭不了谁，打不出个结果来。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想当皇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有位老兵还说：“我打了十多年仗，也没打出什么名堂。国民党胜也好，共产党胜也好，早点结束就好，我好回家。”

　　林家保记得，当时争论最多、最大的话题是：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作用。

　　争论的背后，是维护还是颠覆国民党“正统”地位及道义根基的思想较量。

　　话题是由学习朱德《论解放区战场》一文引起的。学习中，一说国民党消极抗日，就有人不服气，一些参加过抗战的老兵甚至“哗”地扯开衣襟，露出伤痕，然后“啪啪啪”地用巴掌一拍：“这伤，难道是狗咬的?”

　　对指导员们说“抗日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更不服气：“我们在台儿庄、赣南、滇南流血牺牲，是你们共产党下的命令吗?”

　　其实，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并没否定国民党抗战事实，文章是在承认事实的前提下，指出国民党抗日“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从而“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

　　这批海城起义干部多数是从士兵或下级军官中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都不高。海城起义后虽然接受了一系列政治教育，但那时主要着眼于阶级立场的转变，理论问题并未深究。战争年代，客观上没有条件也不允许在理论上耗费过多精力。更重要的是，当他们一旦觉悟到国民党政权是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总根子时，无可遏制的阶级仇恨必然引导他们彻底地否定国民党的一切所作所为。

　　关于国民党抗不抗日的争论反映到军部以后，由徐文烈亲自作了解释，林家保记得，当时要求“分开讲”：把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区分开来。

　　果然，这么一分，硬顶的没有了。谁愿意、谁敢把自己和蒋介石划到一堆儿?但实际上，这些人嘴上不说，心里依然不服。

　　对这些人，徐文烈、王振乾他们心中相当有数，胸有成竹地告诉基层的同志：不怕，等控诉运动一搞起来，这些认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当年的指导员说：那年月，我们这批海城起义干部能有多高的理论水平?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靠朴素的阶级觉悟，靠老指导员、老政委言传身教?

　　就拿酝酿控诉运动阶段的工作来说，最初，一些连队布置“为什么要有民主”一类比较原则、抽象的讨论题，士兵们不是费解就是没兴趣。在上级首长的启发下，把原来的讨论题换成“在旧军队你最寒心最痛恨的事情是什么”“上级打骂我们是不是为我们好”一类具体的讨论题后，话匣子才一下子全打开了。

　　控诉运动部署得相当周密。据军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回忆：为了有的放矢抓好部队的思想教育，先对三个师各一个连开展了摸底调查，为指导全局工作提供了依据。各连指导员在控诉运动开始前，先深入班、排，找士兵逐个谈心，从中发现并挑选控诉典型，做好工作后，逐级向上推荐。

　　控诉运动通常先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控诉大会，进行“典型引路”，造成浩大声势和浓烈气氛，再转入以连为单位的普遍控诉。控诉大会的会场布置得都十分庄严肃穆。当年第四四二团一营教导员刘进昌回忆：控诉大会召开之前，团政委王锡令把他带到三营的会场：“你看看人家，会场布置得像灵堂!”

　　控诉开始后，登台者没有不哭的，轻者掩面而泣，重者嚎啕大哭。常常是台上一个人哽咽难言撕心裂肺地恸哭，台下是连成一片令人窒息的抽噎。

　　第四四四团参加诉苦的1 147名官兵，有989人哭了，占86.2%，其中哭病了的78人，占6.8%。

　　控诉那段时间，东北军区抽调了几支文工团天天给部队演戏，《白毛女》《血泪仇》《王家大院》三出歌剧反复演。每一次演出，台下都要汇集一片呜呜咽咽的哭泣声。那个时候，所演的戏太贴近生活了，看入戏的人真不少，怒不可遏的官兵甚至失去了控制，有的当场举枪要打死舞台上的“坏蛋”，有的冲向戏台要替喜儿或王东才报仇。

　　成都川棉一厂离休干部徐树礼、李开国说：为了安全起见，后来看戏，一律由干部将子弹收起来，再逐一验枪，干部、骨干分散在队列里，以便及时制止入了戏、情绪失控的士兵误伤演员。

　　不少亲历者都记得，每次看完戏，都有几位士兵哭得几天吃不下去饭。遇到这种情况，指导员便亲自打饭送到床前。指导员不劝还好些，一劝，有的士兵反而哭得更厉害：“在旧军队，当官的不把我们当人看。参加了解放军，共产党干部把我们当亲人。可我，过去还打解放军，骂共产党……”

　　每每控诉大会或演戏进入高潮，指导员就领着大家呼起了口号。那声音，完全是怒吼，震耳欲聋，直刺苍天!口号是预先统一布置的，振臂一呼，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把个人仇恨顺着口号内容，汇集到声讨阶级压迫制度及其维护者这个政治方向上来。

　　政治情绪的转变直接带动了政治立场的转变。那位曾经强奸民女并咒骂共产党“共产共妻”的杨班长，在控诉大会上更是捶胸顿足失声痛哭，一边诉说自己母亲、姐妹所受的苦，一边自责自己“忘本”，“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共产党”。从此，换了个人样。几个月后，杨班长在南下参加解放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鄂川战役期间荣立战功。又过了一年，壮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群体政治情绪的转变还造成了人人皆骂国民党浓烈的舆论氛围，此后，再没人替国民党、替蒋介石说半句好话!

　　也正是在整个社会认知层面明晰了旧中国阶级压迫血泪史的背景下，觉悟了的亿万人民才以无可遏止的群情激奋，顺理成章地推动着舆论界和史学界对国民党、对蒋介石作出一些“极端评价”。

　　如今，有人把解放后大陆的这些“极端评价”说成是纯意识形态的“左祸横行”，并试图以此彻底否定使亿万劳苦大众得以翻身解放的中国革命。

　　这，又是一个需要史学、心理学、社会学解析并完成学理创新的学术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