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在一所白色小楼里打工  

1、缘起 

1999年初，在一次会议上，《求是》杂志社总编辑戴舟见到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没什么大事，主要在牵头带几个人搞一个国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的研究，中央有的部门还不时给我布置一些任务要回答。他说：北京有家报社最近出了点事，需要有人给它在大的方面把把关。问我能否去。我说天天上班不想干了，想清静一点，报社的事太麻烦。他说：不必天天去，每周一次就行。我问是什么报，他说，《中国经营报》，发行几十万份，影响很大。办公地点和条件也不错。我说，试试看吧。 

不久，这家报社的副总编辑赵斌打电话约我去报社，希望见见面。我即驱车前去。 

报社坐落在航天桥往西八里庄的一幢很漂亮的白色小楼里。院落很大，院子里有不少花草，备有一排白色的座椅，看起来清洁整齐；院外的树很多，不远处还有一条河，后来才知那就是有名的昆玉河。楼有三层，编辑部在二楼，我被接进二楼赵副总编的办公室。 

赵副总编介绍，这家报已办了15年。原叫《乡镇企业报》，后来改为《中国经营报》，为周报，一周出版一次，有68个版。以报道经济消息为主，主要读者对象是企业经营者。前4版为重大经济消息，后8版为产业信息，有2版为人物采访，有4个版是生活新闻。发行几十万份。年营业额4亿元，每年上缴税收5000万元。有上百人的编辑职工队伍。编辑队伍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名义上由社科院工业经济厅主办，实际上工经所不管稿子。 

赵斌说：“为什么要请你来呢？报社最近连续出了几次大毛病，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被新闻出版总署处罚停刊两期，限令整顿。不整顿好，不准再出版。于是找到原任中宣部秘书长、新任《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戴舟同志，让他推荐一个人来把关，主要是政策关、理论关和法律关。审看主要版面。每周四去看一天大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赵副总编40来岁，精干爽直，热情诚恳。考虑到是戴舟的委托，报社的环境初步印象尚好，就答应说：办报不是我的专长，可能帮不上多少忙，只能试一试。没有想到，一试就试了6年，一直干到2004年底。因为喜欢上了这家报纸。  

2、年轻气息 

1999年3月初第一次去报社看大样。清秀干练的总编辑李佩玉表示欢迎，说了一些客气话，并领着我看了办公室，给正在埋头在微机上操作的编辑们一一作了介绍。趁大样还未送到我手上的时间，我先了解了这家报纸的办报历史、办报宗旨、编辑队伍状况、稿源及发行范围，并翻阅了已出版的报纸的一些版面。 

总的印象：这个报纸办的比较活，是一家有特色、有分量、有前景的大报。 

一个突出印象是，能够勇于捕捉关系社会发展和人们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及时报道，进行一定深度的分析，发表见解。从第一二版要闻到最后的一些专版，几十个版面，都是自己的东西，很少有人云亦云、众所周知的官样文章。 

例如，上海飞机制造公司曾与美国一家有名的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协议，利用美国公司的图纸和技术，用了整整二年时间造出一架大型客机的机头和引擎。但刚刚造好，美国那家公司就宣布破产了。上海飞机制造公司损失不小，也宣布解散。这家报纸发表文章进行评论，认为这表明我国已具备制造大型飞机的能力，留下了配套的飞机制造技术队伍，但飞机制造公司一解散，全套队伍也就各奔东西，所花的学费等于白花了，实在可惜。此类文章在别的报刊未看到过。 

再如，近年江苏出了“铁本”事件，各大报社的报道都是语焉不详，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大量侵占农民耕地、严重污染环境的重复建设的项目，但究竟是怎么回事，都闭口不言。唯有这家报纸，派记者对这件事作了专访报道，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大重复建设项目，是地方政府追求产值和私营企业老板追求利润的结果。一个要产值，一个要利润，就不顾及各乡上千户农民的死活了，占地不赔偿，污染环境更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报道还告诉人们，那个老板新上项目完全是靠银行贷款上去的，“铁本”下马，上亿银行贷款也将成为一个大窟窿。 

再如，有一个时期全国几十个城市争上地铁，并争着花巨额资金与外商洽谈引进地铁项目。这些城市有建设地铁的条件吗？争上地铁的后果如何？这家报社较早发表文章和消息作了认真的分析。 

再如，水资源短缺尤其是西部有些地区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重大问题。西部水资源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短缺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派记者到几个省的一些乡村作了专题调查，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并配发社评，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如何开辟水源，区域调水和采取价格手段促进节水的建议。 

又如，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发生有些厂商以贿买官员，造假账套取银行贷款，或以少量虚有资产搞兼并等手法，侵吞占有大量国有资产，迅速发财致富，造成职工失业下岗，企业破产的事件。北京有家公司的“董事长”以这样的手法，骗取了福州、厦门、石家庄、长沙等十几家企业的资金，后来逃到国外，仍企图遥控霸占这些资产。可是被骗的企业并不知情，仍蒙在鼓里，对这个“董事长”奉若神明。这家报社的一个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跑了上千里地做追踪调查，写出专篇连续报道，揭示出这个骗局的真实情况。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修成后，议论纷纷，赞美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全国各地纷纷效仿，都要推出步行街。它花了多少钱？效果如何？北京王府井这样办，其他城市其它街道能这样办吗？报社派记者作了专访，并请专家进行座谈。记者的结论是修的好，但商店结构和布局存在问题，商店多，旅游娱乐设施少；观光者多，购物者少。专家通过与西方大城市购物街的分析对比，提出了如何改进的可行意见。 

北京平安大街花了很多时间改成仿古街，弄得洋不洋，古不古，外华内敝，弄成冷冷清清的一条街。报社派记者作调查分析，说明即使修一条街，如果缺乏科学规划，不听群众意见，仅凭一二个人拍脑袋想当然，好事也会办成坏事。 

要闻之外，辟有十几个专栏，包括评论员时评、短论、三人行、传播，与老板对话、产经、证券、地产、商业、物流、C街、国际及管理案例分析等，对新近发生的财政金融、股市、产业结构、产品生产结构、市场形势、企业管理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刊发消息，进行评论。配上陆晓婷的漫画，茅硕的摄影，是颇吸引人的。 

3、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 

  报社集中了一批思想活跃、功底深厚、有才华的笔杆子。这批年轻人年龄不到30岁，差不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肯动脑子，会出点子，各有自己的专业，又腿勤、口勤，肯往下跑，个个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好文章。 

编辑、记者采取公开招聘的办法从社会上招聘，合格录取，来去自由，一年定一次合同。平时有工作定额，记者每月提供的稿件不低于七千字，各自负责分工的版面，逐月考核。达不到工作定额就不续订合同，不愿意干下去的也可以随时走人。工资与贡献挂钩，平均收入较高。所以，编辑记者队伍里有很强的紧迫感和竞争意识。要想干下去，就得出成果，否则就会被淘汰。职工流动性很大。我在那里干了6年，看到每年差不多有至少1/3的老面孔不见了，1/3的新人进来。稳定的骨干编辑不过20来个人。 

我多年在中央新闻宣传部门工作，比较一下，感到这样的用人办法比较活。真正是双向选择，能进能出，来去自由。留下的都是好手，真能干事的。工作中认真考核，谁也不敢懈怠。在这里没有看到混日子的和能力低下的。工作效率高，讲质量，大家比着看谁能发现最有价值的新闻，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成本也比较低。缺点是，职工流动性太大，职工的利益不能得到切实保证，重使用不大重培养，时常留不住真正能干的人。取其长项去其弊，可能是建设好写作队伍的好办法。 

4、修改什么 

我从审看这家报纸的第一个版面起，就感到，这家报纸的一些文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些是涉及政治上或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有些是文字语言上的问题，有些则违背事实实际，具有片面性，都必须修改；如果不加修改，贸然公开发表，必将误导舆论，贻害读者，造成很坏的影响。 

随便举几个例子： 

1999年，美国以莫须有的名义侵略别国，派飞机对科索沃轮番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5000多人，破坏了科索沃一半以上建筑，造成经济损失2000多亿美元，使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民族矛盾加剧，遭到了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严厉谴责。可是这家报纸却准备了一篇拟上头版的大块文章，为美国的侵略轰炸叫好，说“美国代表正义出兵科索沃”，“轰炸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胜利”，“死一点人算不得什么”。 

另一篇文章对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妄加评论，说“那个宣誓才几个月的前克格勃总统普京，对俄罗斯的经济能玩得转吗？”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话以后，给人以“很难办，玩不转”的印象。 

还一篇文章评论海峡两岸形势，称“台湾战争必不可免”，“很可能在近期打起来”，“战争一旦打响，美国定会派出军舰参战，还会进行电子信息干扰”。 

在加入WTO前，组织大量文章进行评论，说“中国加入WTO，至少可以使中国的购买力提高一倍，人人得高薪，增加2000万人就业”，把加入WTO描绘的无穷美好；而当加入后在进出口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又准备文章说：“中国进入WTO遭难”。 

有的文章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提出以私有制为主体，让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有的文章列出种种理由讲私有经济的优越性，从“人性私”角度论证中国走私有经济道路的必然性。同时，找出各种理由，批判和否定公有制，贬低和否定国有经济。说“过去50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国有经济占了大部分资源，却没有任何贡献”，“80%以上国有企业负债率高于90%，99%达到了完全破产的边缘”，“已经早已成为社会的累赘和民族的灾难”。有的文章不仅提出“国有经济必须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而且列出退出的时间表和步骤，说“私有化道路是唯一出路”。有的还以漫画，照片说明，来表达这种思想。 

辟出专版，宣传牟其中和张五常，说牟其中是“一代伟人”，张五常是“当代最优秀的百年不遇的大经济学家”，“毫无疑义的指出了中国发展的方向”，“他在国内受到欢迎是当然的”。 

一些文章除在政治上，理论上存在明显的错误，片面性或不恰当的观点和基本判断外，有的采访报道还时有失实。如一篇讲大连经济状况的报道说，大连“没有工业，没有制造业，没有规划，没有前途”。讲照相机行业，只讲柯达、富士，不讲乐凯；对柯达、富士的扩张津津乐道，对乐凯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有的稿子也给乐凯出主意，为民族工业的处境鸣不平。 

这家报纸的文字一般比较讲究，语言鲜活清新是一大特色。但一些文章的初稿却相当粗糙，既不注重语法修辞，又不讲究内在逻辑，而是搞材料堆砌，写到哪里算哪里，不加任何修饰加工，就送给你，让你处置。 

每次去报社，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些稿子。大都版面已拼好，一般为十五个版。多时达20多个版。整版之外，还要加上一些未定拟上的专稿。有短文、评论，也有专篇通讯报道。还有编者按、照片说明等。 

我的任务，就是审改这些稿子。把政治关、政策关、重大理论关。 

像前面所说的一些在政治上带有明显问题的稿子，须作认真处理，当删则删，当改则改，当留则留，当否则否。对讲得不适当，不完整，不充分的地方，做适当的补充修改，有时得大段大段的补写一些新的内容。有的需重拟大标题，补加按语。 

不少文章，除做政治上、理论观点上的修改外，还需从头到尾做文字上的修改。逻辑上理顺，文字上使之变得通畅明白。 

有的文章是完全不能用的，否定就行了。有的写得不好，为了配合形势，非用不行，就得下功夫修改。每期都有这样几篇十几篇让人头疼的文章。修改中还不能伤筋动骨，得尽力保留原文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又须纠正错讹，写出应写而作者未写者，改好表达不合适，不确切者。有的文章删去无用的部分，可用的东西就不多了，必须重写。改这样的文章，往往比自己重写一篇文章还难，要付出比自写一篇文章更多的劳动。而这样的劳动，编辑是知道的，原作者见到刊出的文章后也应该是知道的，但读者并不知道，作者也不一定领你的情。 

稿子字小，量大。一版少者几千字，一般上万字，十几个版一叠一叠的堆在你的桌子上，得一篇一篇地看，一字一字地改，从大标题、小标题，到标点符号，都要顾到。每次改下来，弄得头晕眼花，脑子生疼。中午也不能休息，须上午接着下午连轴转，有时晚上也得看。一天下来，筋疲力尽，睡下脑子里还装着这个标题，那个句子。改就一篇稿子，犹如自写一篇文章，心中愉快；但改稿的愉快与身体的承受力还是有矛盾的。一天的工作量往往比几个编辑的工作量还大。 

5、受到欢迎

我改稿比较慎重，由于干过多年编辑，知道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的重要性。所以，在改稿中，注意把政治原则问题和理论观点的不同见解区分开，只要基本原则立得住，提倡尊重鼓励作者在理论上、学术上发表不同的见解，哪怕这些见解完全对立，甚至有的有些怪异。尊重欣赏文章的不同风格，见到立意新颖、文字鲜活、充满勃勃生气的文章就高兴。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需改一个字的不动二个字。所有文章尽力维持作者的观点和风貌，不作主观轻率的随意变动。必须改的坚决改，也不手软。修改文章不单纯做减法，注意做加法，给添上作者想写未写的东西，或未曾想到但必须写上的东西。文字上字斟句酌，尽力抠细，无法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但至少要求做到表述科学贴切，符合语法修辞。着重把政治关和重大理论关，舆论导向关。支持一切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新闻，通讯和言论；哪怕一个版有这样一篇好稿子，也为它叫好。有的稿子，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拿到我这里，一下子给他砍去大半，或者干脆全盘否定，作者不会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因为这样的文章到谁手里都会受到同样的对待。这些版面经过我手，再送编辑或值班副总编。我改过后，一般他们就作为定稿不大改了。 

经过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得到了编辑部年轻编辑们和总编辑、副编辑们的认可。他们希望我看稿子、改稿子，见到我为他们改过的稿子，喜形于色，称：“真不错，感谢了！我什么时候能有你这两下子！”“你辛苦了，一经你的手，我们就放心了”。年轻编辑部不仅把整版的已编就的版面给我看，还把待送的文稿给我看，时常与我商量要拟采访的题目。总编辑把我修改的版面，挂在公示栏里，在报头上写上一行大字：“请看看郑老师是怎么改稿的”，让年轻编辑借鉴参考。年轻编辑们一个个称我为“老师”，叫得十分亲切；抢着给我送茶、送水、送饭；夏天送西瓜、雪糕，冬天送酸奶、水果。吃饭时大家也愿意与我坐在一起聊天。细心热情的总编辑李佩玉每逢节日必赠我食品、水果和鲜花等，表示心意。 

我还被当成报社的某种形象。每当有人来报社参观学习或领导部门来人视察的时候，总编辑李佩玉就领着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旁高声介绍：这是我们请来的郑老师，求是杂志经济部的老主任，来给我们审稿把关的，炫耀一番。弄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想：我算什么，现在的《求是》早已不是当年的《红旗》了，拿我当牌子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我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和年轻人的朋友。在一伙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中，我也年轻了许多。每周一天下来，虽然辛苦，但工作有点用处，得到认可，心中高兴。我知道，“认可”也只是为别人做“嫁衣裳”而已。不过，做了一点客观上有益于社会的事，却是真实的。有这点，足矣。 

6、近郊景色 

趁改稿的空隙时间，我就从编辑部的小楼里出来，到周围一带走一走。八里庄一带过去属于北京市郊区，是四季青人民公社所在地，一片农田菜地，人口稀疏。现在已成为北京市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航天桥往西，马路宽广，繁华的商店一个接着一个，有不少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新建了不少高层住宅，有的还未租出去。隔一站地就有一幢大厦、洋楼出现，门前大都有停车场，小花园，门面装璜得很洋气。公路两旁绿树成荫，空气清新。路上的小汽车比市中心少。老四季青也办了不少工业，成为一家大公司了。 

不远处那一条河，河面不宽，水流清彻，据称直通天津，过去可以通航，现在完全变成为一条点缀城市、调节气候、供人游玩的河流了。河流作过多次疏澓整治，用仿大理石砌了堤岸；岸不高，每隔一段路砌有上岸的台阶。两旁栽满了成排的杨柳，有不少新种的松柏和不知名的果树。岸边是草坪和雅致的人行道，每几十步有一个凉亭、雕塑或石桌石椅，供人观赏休息。岸的一旁是民居。民居多是平房，有些平房古色古香，门上贴着红对联，门口掛着鸟笼子，你站下来，里面的八哥会歪着头礼貌的向你道一声：你好，拜拜！岸的另一旁商店居多，但过一段就是通往郊区的土路了。 

从八里庄往里走，发现有一个玲珑的公园。公园有时无人看守，可以随便进；有时有人看守，购一张票就可以进去。园中最值得看的是一座古塔，叫慈寿塔。这座塔是明神宗为给女儿慈寿公主过生日而建的，是否如此，未及考察。塔高13层、委婉、圆韵、雄伟、大方。砖木结构，细致雕饰。每层都雕有不同的鸟兽、人物，人物的身体部分差不多层都已风饰坏了，但头部及外形完好无损。各层都有五六个门，门旁有窗，门窗现在都已堵死，显然过去是可以居住和走到塔顶的。公园中有水池、河道，俱干涸无水。树不多，只有几棵松柏。据说这里原来是个寺庙    ，庙的院墙还在，院墙像塔一样有皇家气势，只是由于年头失修，显然已衰败破蔽了。这个小公园离公路很近，站在园中，马路上的汽车声不绝于耳，周围不协调的建筑也破坏了这里的宁静。 

公园旁边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小村镇。那是真正的髒，乱、差。肉铺、菜摊、鞋店 、修脚踏车铺、烧饼店、小饭店一个接着一个。小铺子大都是自己搭建的破砖房，有的只是用塑料布临时支起来的破棚子。门上写上歪歪扭扭的几个字，作为匾版。油味、饭味、烤羊肉串味一阵阵地扑来。街道狭窄，道路泥宁，坑坑洼洼；自行车、马车、拖拉机、狗马牛羊，交义穿行。时有两轮、三轮摩托车呼地一声从旁边穿过，必溅你一身泥，吓你一大跳，但驶者决不会回头致歉。据说这里无户口的多于有户口的，不时有恶性案件发生。小村镇尽头是一座桥，有次我看到桥上站着一堆人往下看，原来河里有几个警察在水下摸罪犯丢的凶器。镇上有的人满脸刀伤横肉，你看都不敢看他。我到这一带转了不止一次，与菜农、鞋匠、下河摸鱼者、新疆来的卖羊肉串者及修路工人闲谈，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收入，孩子怎么上学及镇上的趣事。他们劳动很辛苦，日子过得艰辛，但生活也充满了乐趣。从这里可以看到北京的另一面。 

7、迁到紫竹院公园 

一年以后的初夏，中国经营报由八里庄迁入海淀区的紫竹院中，环境更好了，离我的家也近了些。我继续每周一次去报社看大样，后来看的版面扩大，增看《金周刊》，增加到每周去二次，周一周四各去一次。 

我最重视、最喜欢的是这样几个版面： 

头版评论员的评论。我刚到这家报社的时候，头版没有评论，只是间或在头版下方或二三版的一些显眼的地方发表谢金文写的手掌大的杂文来评论议评论一些时事，所述大都是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有时也能捕捉一些大事，发表自己的见解。谢的文章活泼犀利，夹叙夹议，议论风生，读来颇有兴味。这些杂文一般都写得比较好。但有时也有毛病，如前面所说的“加入WTO遇到第一次大失败”就不符合事实，我给否定了。另一文说，加入WTO后，深圳经济特区再无存在的必要，显然也不对，我作了适当的修改。也常有唐清建等写的杂文，唐学历史出身，文字讲究，时常引用历史典故，文章写得漂亮。但他时常不能把握大的政治大方向，有时文章的立足点错了，有时文章夹杂着一些不大正确的观点或不着边际的议论，这就得作一些必要的修改给他扭过来。 

后来我向值班总编辑说，一家报纸没有自己的社论或评论员文章，就称不上大报。建议每期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上评论，就重大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即使不每期上，也得经常写，让读者了解大局，听到自己的声音。不知是听了我的意见，还是他们早有这样的打算，后来一版就有评论员评论专文了。评论一般是副总编辑张曙光执笔，有时也约大专院校的专家写。拿出的东西大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深度。但也时有一些有片面性或错讹的见解，就要尽力改好一些。我向值班总编辑说，评论员文章与通讯报道或一般的理论文章不同，是代表报社说话的，要对社会负责，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原则问题，大方向问题上不容出现错误，出现错误就不是小事。 

头条消息。凡办报都注重头条。头条代表着报纸的水平，好头条应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有新内容的独家新闻。别人说过的事炒冷饭，没有意义。头条不仅应写清楚事实经过，且应有分析。有分析的新闻才是好新闻。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引导什么，编者心中一定要明白。凡消息报道都应力求全面准确，防止道听途说，捕风捉影，造假贩假。避免面性，防止以偏盖全。这家报纸曾发生过记者采访地区新闻失实受到地方政府批评的事，但仍有这样的事发生。比如“非典”时期，一篇写“非典”的专篇报道，把“非典”写得十分恐怖可怕，说某地“一家家的全部死光”，全国怎么样怎么样等等，给人以十分悲惨，根本无治救治的印象。只能把这些过份渲染恐怖气氛的句子和情节删去。 

时论。有二三个专版，每个版有三四篇文章，都是议论时事的，主要是新近出现的经济问题，也包括上层建筑、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文娱体育方面的事。多是专家学者撰稿。此类文章不求全，不求有多大的深度，理论上百家齐放，各谈各的的观点见解，有新意，就行。有些写得尖锐，但言之成理，也可以发表。但不能讲歪道理，出歪点子，误导社会，误导读者。我改这类文章往往要花很多精力，因为常有歪论、歪主意或不甚妥当科学的议论出现。 

例如，有的文章提出，中国应学习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把海南岛建成世界赌城；“配合澳门赌场，在广东福建建专门为赌客住宿的旅馆”；有的文章把中国比作封建时期的德国，把邓小平比作俾斯梦；有的文章说“抗美援朝使中国失去国际交往，造成巨大损失”，被美国西方封锁“是抗美援朝引起的”；有时文章说“毛泽东一味搞对抗，不重视现代化，不搞现代化，不抓经济建设”；有的文章反对宏观调控，称“一切宏观调控都是不必要的，无益的；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调控一切，包括政治制度”。 

2002年，美国飞机入侵中国，撞下我飞机，撞死我飞行员，一篇文章竞称这是一件“事故”。有的文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叫好，说“这是为了全面改造伊斯兰社会”，“对发展伊拉克经济十分有利”。还说“发生伊拉克战争，最大的受益国是中国，因为可以扩大出口”。 

中国在加入WTO的谈判中，美国等国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用许多自设的苛刻条款卡中国。有的文章说，“那是因为中国改革得不够，市场经济不够格。”“美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好比入党，应有预备期，要申请，得美国这个书记批准。你改革得不够，没有预备期，休得书记批准。” 

有的文章歪曲党的性质和宗旨，胡乱吹捧美化私有经济老板。在评论吸收有些有私有企业主入党时竞说，“私有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改善党的结构，提高党的质量”。“他们加入政权，是民主的巨大提升”。说“私企业主代表着中国的未来，打击他们就是打击中国进步的原泉”，等等。 

对于专类稿子，当然须加以修改。 

8、我最欣赏的二个版 

我最欣赏的是二个专版。 

一为《历史上的今天》，选择历史上同一天的重大事件或重大人物作介绍。所写的纽约第一张股票和纳斯达柯指数产生的经过，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血汗工场中的工资制度，德国鲁尔地区是如何改造的，荷兰的郁金香事件等，材料丰富，娓娓道来，每篇篇幅虽不长，但可给人以历史知识。每期一版，作者大多是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的专家。也介绍一些历史人物，如马尔萨斯、萨姆尔森、哈耶克、李鸿章等。但在介绍西方人物时有的文章往往用纯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作亳无批判的介绍，存在很大片面性，如说“马尔萨斯是一代伟人，改变了整个世界，”绝口不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错误及马克思对他的尖锐批判；说哈耶克的“个人主义是社会时步的动力”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走向奴役之路”是“经典之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是“正确的”等等。对于这些，也要修改。 

另一版是杂文板。文章就小论大，议论风生，有的配以漫画，富有情趣。专版有时还发表一些调查报告，配合形势需要，介绍国际国内的情况。如非典时期对西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瘟疫事件的介绍，对北京一所医院“非典”病人和医生的调查，提供了不少生动难得的资料。有些随笔散文文笔优美，叙情写景，颇有意味。可惜，这两个版面不知为什么被取消了。我认为以广告取代这样的版面，是缺乏远见的。 

9、党代表、政委、副总编、打工仔 

我想一想我在这家报社的位置，从性质上看像党代表或政委，从担负的工作任务看像副总编，而实际上是一个临时被雇佣的名符其实的打工仔。 

我每周二天去报社审看修改报纸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版面和文章。审看修改后需签字。这些版面和文章经过我的手，才送总编辑副总编最后审定签字付印。 

审改文章需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坚持原则，而又必须十分谨慎细致。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当修改的修改，当补充的补充。文章的修改量很大，理论上推敲，文字上修饰，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这样的任务并非一般劳动力可胜任,必须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和编辑经验,才能完成。不仅要付出脑力，还要有一定的体力支撑，因为稿子一叠一叠地送到你桌子上，需立即看，立即改，立即表态，不能耽误，在我这里误了报纸的生产链就会中断，耽误出版付印。一天工作下来，往往精疲力尽，油干灯尽，路也走不动，夜也难成眠。 

我们工作量和贡献大于一般记者和编辑，可是经调查询问，给我的报酬不论按工时算还是从工作量看却低于他们。年轻编辑们问报社给我多少报酬，我羞于出口。按理我接受委托来这里帮助看稿，不过是发挥一些余热，改稿对我来说不是太难的事，一枝笔，一杯茶，坐在那里，勾勾划划，用一点脑子，得到尊重，也属乐事，可以作无偿奉献。可是报社并不是没有钱，一年赚几千万，总编、副总编们一个个富得流油。总应该肯定别人的劳动，大体上按劳付酬，付出与给予不能偏离过大吧。不平则鸣，于是，提笔给总编辑李佩玉、值班副总编辑张曙光写信。 

10、一封信 

佩玉、曙光： 

从1999年3月至今，我来贵社帮助工作已三年有余了。 

开始每周一天，现在每周二天。每周约看16－20个版面，每月64－80个版面，近来又增加了《副刊》及《读书》二版。有时还看些上版前的未定稿。 

抱着对报社负责的态度，我战战兢兢地审读交我看的每一个版面和每一篇稿子。着重从政治上、理论观点上、舆论导向上及文章的社会影响和客观作用方面审改，兼及文字。原则上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必须改的一字不放过。从主要文章、重要报道、时评、访谈到按语、补白都看，尽力帮助报社把把关，助微薄的一臂之力。 

工作量相当大，多数文章尚好，但有些文章倾向有问题，或者理论上欠妥，必须仔细修改，有的得从头到尾一句句的改，几近重写。改这样的文章，不比自己写一篇花力气少。而这样的文章几乎每周都有。有的文章整个地看还好，但中间夹杂着一些观点上的重大问题，必须改，不细心就会放过去。通常每天工作8-9小时（上午9时到下午6时），加上路上来往时间，每天要用12小时。 

为完成审读任务，二天之外，还需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工作，阅读文件，了解最新情况和信息，读大量新书，武装自己。 

我的工作性质恐怕至少可以顶上一个编委，工作量比一般编辑无疑大，但报酬似乎不如一个校对员。年轻人有时问我，我只好回避，以免使报社为难。 

听说报社正在改革报酬制度。是否也考虑一下审稿员的报酬办法？按劳付酬，至少不低于一个校对员或一般编辑（如果确实低的话）。要看到，复杂劳动是能创造更大价值的。关键修改，一字值千金。 

我年纪已大，不可能一直干下去；我来帮忙，也不是为了报酬。我的工资、国务院专家津贴以及专家研究费，够用有余。之所以说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报社今后的发展，能留住人。 

信递出翌日，报社决定给我增加报酬。然而，不过增加到与一般编辑及校对人员差不多的水平而已。处于打工仔地位的劳动力，不管“老师”长“老师”短的叫得多么亲切，不管你奉献多么大，是不值钱的。如果不是对看稿有点兴趣，舍不得离开这帮可爱的小青年，就不卖这个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