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描述毛泽东的革命事功、理论贡献、政治作为、思想演变的传记、著作，成百累千。但是，专门分析毛泽东的历史观的研究著作所见不多。

     所谓历史观，指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看法，是指导人们观察社会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指观察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的方法论。例如社会历史是否客观存在？历史发展是否有某种客观规律？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是什么？等等。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大体上也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毛泽东一生熟读中国历史，视野始终关注古今中外，他在思考和运筹革命和社会改造大计的时候，熟练运用历史知识之妙，为古今中外革命家所罕有。但是，除了专门研究、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外，他没有专门写作过阐述历史观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作为一个终身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的历史观呢？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

　　在社会革命实践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青年毛泽东是一个在近代中国历史巨变中追求进步，追寻新式知识的旧式知识分子。1917年，24岁的青年毛泽东在致密友的信函中描述自己的理想、信念的时候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俱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这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那时读过一些新书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虽然是前辈，但毕竟是同时代人；袁世凯因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1916年6月在护国战争的风云中气急而死，孙文和康有为都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惟曾国藩（1811—1872）已死45年，是湖南先辈。曾国藩因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造反有功，使得清朝统治免于被农民起义所倾覆，时人称他为“中兴重臣”，死后荣获“文正”谥号；又因他服膺程朱理学，有桐城派后期领袖之虚誉，颇得一般青年士子尤其是湖南青年的尊崇。毛泽东此处表示袁、孙、康不论，“独服曾文正”，正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心理。“独服曾文正”什么？不仅服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且服其“具有大本大源”。毛泽东具有宏大的志愿，希望“动天下之心”，即改变天下人的思想，而不在乎具体的事功，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枝节。只有得大本大源，才能动天下之心，根本改变世界。什么人具有大本大源？“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显然普通老百姓不具备大本大源。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很清楚，只有孔孟才具有大本大源。只有孔孟思想才能治理天下。只有孔子才能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百世可知”。这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基本思想。有学者把毛泽东追求的大本大源解释为“显然是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恐怕是误解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大本大源的含义，不恰当地估计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高度。

　　我们再看在这期间毛泽东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著作《伦理学体系》中的一部分，日本人蟹江义丸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蔡元培将日译本再译成中文出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昌济以这本书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学习中在书本上写下了大量批注。从这些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哲学观、历史观。其中一则批文说：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这里说的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批注者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观念造成文明”。

　　另一处批注又写道：

　　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

　　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故不见物也。

　　这里是说我的意识决定了存在，没有我的意识就无所谓“实在”。无我则无物。

　　又一处批注写道：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这里很明白地说出了历史循环论的传统看法。一治一乱，治乱迭乘，都是历史演进的正常的过程。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用这种循环论的观点看待历史进程的。

　　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研究历史，说到底，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代表那个朝代的“巨夫伟人”，其他不过是其附属品而已。这是典型的英雄史观。

　　由上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是什么了。所谓圣人创造历史（孔孟得大本大源，可知百世），老百姓是愚人，很难开通。观念造成文明，意识决定存在。治乱兴衰，历史循环发展。学习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陆王心性之学，形成这样一种历史观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是陈旧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一般来说，毛泽东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是1920年。毛泽东自己回忆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给在法国的蔡和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唯物史观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毛泽东的文字中，这表明毛泽东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后出现的思想转变。

毛泽东思想上出现的这个重大转变，与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息息相关。长沙的抢米运动、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湖南独立，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难以支持下去，国家为清末的大官僚（直隶总督、内阁总理）袁世凯所控制，军阀当道，湖南亦为军阀所掌控，当时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国进步青年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前途忧心如焚。面对国家和社会现状，在短短几年间，毛泽东饥不择食地读过了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革命派的《民报》和《民立报》，接着又读到了激进民主主义者创办的《新青年》，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他经历了皇帝、总统、都督和督军，看到了社会的强烈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种种情状；他和他的一班青年朋友日夜探讨和磋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行了初步的社会调查，开始了切实认识中国国情的艰苦过程，组织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了青年学生期刊《湘江评论》，发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呼号，推动了湖南的“驱张运动”，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幼稚的政治口号，从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初步的政治运动实践。正是在这种强烈社会动荡和初步政治实践的经验中，他的思想完成了从保皇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转变，又进一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世界观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唯物史观开始成为他观察和分析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论与基本工具。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内容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最一般的观念。通俗地说，唯物史观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形态的；历史现象虽然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却不是虚无缥缈的，人们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重复制造历史过程，但在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历史资料以后，是可以对过往的历史过程加以描述、加以认识，并获得对往史的较为近真的影像的；历史现象虽乱如丝麻，却是可以理出头绪的，并且显示了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最一般的描绘；人类的经济生活是社会生存的基本方式，社会依生产力的发展、前进而发展、前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决定着人们依赖其中的社会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和文化从属的基本面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运行的主要内容，物质生产的状况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劳动者是物质生产的主体，是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终极力量；人们（包括劳动群众和社会精英）创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一定的历史环境反过来又决定了生活其中的人们的面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反映为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它所概括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虽未穷尽真理，却指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及其未来。同时也应该说，它只是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和未来走向，不可能指出各个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向。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途径，依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去决定。

　　毛泽东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美妙的将来的结论。人类社会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随着物质生产的进步，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历史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将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去。毛泽东在1940年驳斥反共顽固派的时候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一成不变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分成许多阶段。“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歌颂共产主义，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加以否定。“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这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共产党宣言》宣称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称赞了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社会财富。一切反共的宣传家、理论家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诋毁、攻击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社会制度。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主义者比反共的宣传家要客观、冷静得多。

　　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表现在，他不像那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那样声称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而是认为阶级、国家、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另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这些东西都是要消亡的。他说：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

　　他又说：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他还说：

　　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历史的产物，将来在历史上都是要消灭的。现在的努力，是要为将来消灭这些东西创造条件。如果空谈消灭而不为它将来的消灭创造条件，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关键时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这个理论，概括来说就是：现时进行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是争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为了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束缚下的落后的生产力得到解放，“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新民主主义经济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容许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民生计的除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他解释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样的设计，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

　　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的革命，预言中国的未来，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中比比皆是。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秦邦宪通信，讨论中国农村家庭，并进而讨论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毛泽东致秦邦宪的信中说：“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样的讨论在正式的文件和论文中并不多见。但这是非常重要的讨论。从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出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施步骤，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而且明确认识到：我们现在的革命根据地在农村，这是暂时的现象，我们长远的根据地是在城市，是在工业化，是在现代化。小农经济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在革命的过程中，在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时候，是不能长久保存的，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家庭是不能长期维持的。社会主义要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自己经济的基础。任何试图维持或者不破坏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家庭的想法，都是民粹主义的想法，与以工业化、现代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相容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预言：“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报告再次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项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这些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十分准确的设计和对中国现代化前景的科学的预测，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验证了这些预言的正确性。

　　对于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发展中国的新生产力，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都是很清楚的。1944年在延安，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他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这是把是否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老百姓拥护不拥护的政治问题提出来的。1954年毛泽东号召：“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6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63年毛泽东又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54年至1964年所说的话，与1944年说的话，所处的历史背景不一样，时代条件不一样，但强调解放生产力，强调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一样的，因为在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针对这一点，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不仅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宣示了自己在历史新时期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而且是说给当时国内所有党派首先是中国国民党听的。它把是否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当作衡量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有政党和政治派别作用的基本准则。这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中国政党作用的十分典型、十分贴切的分析。这是检验中国所有政党作用的试金石。这个论点至今仍未过时，在政党存在的年代里都不会过时。

毛泽东的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当然不只这些。但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他的历史观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观点，关于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关于文化反映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观点，等等，都可以详加论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毛泽东历史观的基本支撑点

　　讨论毛泽东的历史观，必须进一步讨论支持毛泽东历史观的两个最基本的观点。这两个最基本的观点，第一是阶级斗争史观，第二是人民史观。

　　毛泽东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在1941年说过：“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见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以后，他在中国社会实际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看出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中一系列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存在的现象，由此提出并制定一系列推进中国革命的重大原则和方略。笔者把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和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称作“阶级斗争史观”。他用这种阶级斗争史观，或者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反复证明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终生乐此不疲。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时候，他写下了如下的名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就是这个阶级斗争史观，他在党内、人民群众中、历史研究者中大加倡导，着力推行。

　　毛泽东阶级斗争史观的分析方法，最精彩之笔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精到独特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完全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所证明。毛泽东从中国所处的社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出发，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说是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势力的需要出发，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推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任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但是在革命的不同的历史阶段，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是不完全一样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是与他们在各自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在国共合作反对军阀统治的阶段，在十年内战的历史阶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阶段，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转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不同，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时有变化，革命的策略时有不同。总的目标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这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的革命目标，如何处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如何处理不同的帝国主义支持的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有许多文章可做。只是在做好了这些文章后，革命才最终取得胜利。做好这些文章，基础的东西就是阶级分析，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是读不到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结果，尤其是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所获得的创造性的结果。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史观的哲学基础基于他的矛盾论学说，基于他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既具有它的普遍性，又具有它的相对性和特殊性。阶级对抗、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在主要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过去的情况下，在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还存在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没有讲过的，也是苏联经验未曾提供过的。毛泽东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这是阶级斗争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毛泽东解释说：“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由于国际国内、主观客观等各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的估计不够客观，由此产生的战略、策略措置失当，形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但他基于矛盾论学说，提出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概念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在实践上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指南针，也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

　　关于人民史观，还很少有人提出这个概念。有学者从人民与敌人的角度提出了人民概念问题，认为这是马克思不那么喜欢的一个概念，马克思从欧洲的情况出发，喜欢的是“阶级”，而不是“人民”。这里提出人民史观，是从毛泽东的历史观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像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一样，人民这个概念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同等的地位。阶级斗争和人民两个词汇，是毛泽东语言中运用最为广泛的词汇。人民、人民群众、人民利益、人民的逻辑、为人民服务、人民的生产力、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术语中，“人民”是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最尊贵的词汇。共产党的纲领、主义、政策、奋斗，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为人民所拥护，始终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始终从人民出发，研究、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提出路线、纲领、主义、政策和策略。甚至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游行群众、红卫兵“毛主席万岁”的呼声，他总是以“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来回应。这不是谦虚，不是虚应故事，而是他的历史观的真实表现。青年毛泽东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是找不到“人民”这个词的。毛泽东通过一生的革命实践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历史观的根本着眼点。毛泽东在从唯心史观转变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在初步参加了社会政治实践的时候，就已经领悟到了这个重要观点。他首先从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中受到了启发：“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捷〕，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因此他大声呼唤“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针对当时一般人（包括他自己）有关“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尔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简单化，不够准确，但是反映出他的思想的变化。他对时局的评论，进一步说明了他的思想变化：“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挽救国家的危难，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人的责任，这与他民众的大联合的呼唤，是很切近了。

　　从此以后，人民史观作为毛泽东的历史观的基本核心地位就建立起来了。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是共产党人的出发点，也是共产党人的落脚点。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有自己的利益吗？没有的。以此为基点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动员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等等，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什么是人民？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有具体的说明。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们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显然，这个人民，实际上占了全部人口的90％以上。为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服务，一切纲领、路线、政策、主义，都从他们的利益出发，都要取得他们的满意与拥护，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呢！

一切从人民出发的人民史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深远的。党的十六大通过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显然是人民史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它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